策略性考量的异常情况分析

2024-03-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民主体制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腐败、政变和革命斗争的损害。这样的策略性的考量可能恰恰与人类社会如何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成反相关的关系。

四、策略性考量的异常情况

在思考技艺—人造物关系时，思维方法和心灵习惯被创造性地应用于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运作公共池塘、流动性资源体系的公用事业企业中所看到的那样，策略性的考虑产生了机会，它提供了选择性的益处，使某个系列的利益可以操纵其他的相互依赖的利益。保存洪水期的水对水供应不足期间的水的使用者创造出潜在的好处。如果这样的益处能够为一切潜在的使用者所普遍地得到，有些拒绝合作并且利用可以免费得到的任何机会的使用者就会得到策略性的好处。这样的情况等同于公有物困境，其中那些拒绝合作的人会从搭便车的策略中得到好处，并威胁到共同事业的活力，因为更多的人看到坚决不合作的搭便车者所得到的好处，也会采用相同的策略。

公共部门有权行使征用权、征税、强制实施规范措施，如果通过征用权的程序或公共措施的内容，搭便车策略被阻止，那么，从策略考虑中所产生的机会就会适用于那些支配集体决策的人。垄断定价使那些控制定价和/或税收决策的人能够将成本转嫁给他人。他们也可能支配政策，将规范性成本强加给他人。股东们、土地开发者和风险投资者也可能得到将负担转移给他人的好处。制度安排的特定配置会将策略性的好处赋予一些人，他们会剥削其他人。制度总是会在某些情况下为一些人提供以他人为代价而得到的选择性好处，没有这种可能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所固有的浮士德式交易可以被有些人用来操纵其他人。民主社会特别容易有多数暴政和老板统治的诡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过这样的基本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Hamilton，Jay，and Madison(1778)n．d．，3〕当策略性的考虑被应用于这个问题时，这些异常情况的广度就能得到说明。我认为“良好的政府”这个术语可以适用于大众政府或民主政府，它所追求的是有关和平、自由、正义和福祉的考量，而如果所有人都能得到追求这些渴望的机会的话，每一个这样的考量就都会从中受益。对这样一种政府体制来说，至关重要的基本组织原则是通过相反的或相互竞争的利益格局，用权力去制约权力，这种格局可以扩展到人类事务的整个体系，包括国家最高权力的分配。

对很多人来说，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强烈地违反直觉。他们可能认为，任何这样的公式都可能导致僵局，并使社会陷入分裂。这是可能的。这种体制的活力不在于把政府的形式当做唯一的必要条件加以依靠。必要条件还包括一种补充性的信念体系，在存在有限知识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相信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信可以根据程序组织不同的决策结构，而程序的设计是为了说明信息、澄清可替代的阐述和刺激创新。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把冲突既看成是挑战，也看成是机会，能够运用人的技巧和理智，实现创造性的潜能。

作为一种社会实验，政府体制的建构需要满足必要的条件，并且从事这项实验的人要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当行为者为了取得对他人的支配而采取策略性行为时，这一实验就面临危险。实验科学的方法要求有认识能力的实验者关注实验的整合，而不是占据权力地位，从中获得好处。我们面临着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现实主义者”在追求支配的过程中所寻求的策略只能得到“依靠机遇和强力”而建立的秩序体系。同样的含义也跟随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动所遵循的观念是，政治就是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使其他人喜欢它。由这样的动机驱使着的人们没有能力确定，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依靠机遇和强力的某种方式的结合仍然是构建政府体制的一个替代方式。即便认为人民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本来愿意从事一项实验，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政府体制，策略性的机会主义仍然存在。某一些人可能会算计这样的可能性，在任何特定的政府单位，集合获胜的同盟，在决策结构中取得支配地位。然后他们就会与已经在多个政府单位获得了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结成同盟。确实，追求这样的策略性机会对政党组织来说是一条基本原理。如果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考量，有关在国际事务中有可能使用武力的关键决定需要保密，对强制手段的控制本身也要严格保密，那么，竞争者在公开的公共领域的探究和争论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民主体制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腐败、政变和革命斗争的损害。

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悖论，不同的政治科学都要面对它。如果政治的艺术与科学只是局限于策略可能性的科学，占优势的策略家就有动机获取他们自己的报偿。这样的策略性的考量可能恰恰与人类社会如何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成反相关的关系。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时，我们可以预料，少数人，作为理性的行为者，会寻求他们所能得到的机会。政府经常性地选举和改革会使他们更多地重视短期所能得到的机会，而不是长期可能发生的情况。

职业的策略家依靠组织有活力的企业将资源集中起来，以增强其成功的前景。需要财政资源、选民偏好调查、与预期主题有关的利益同盟分析，其持续的基础是要考虑未来选举的前景，而不是过去的承诺。而且，观念是熟练的操纵者的研磨机所研碎的粉末，他们所操纵的是引人注目的短语和闪烁光辉的概要。如果说真实性在广告中要存疑的话，那么其疑问的程度在政治修辞中最甚，在政治修辞中，观念可以当成意识形态被排除在外，而政治科学的可能性让位于理智的腐化。

职业的策略家，不管是君主主义者、已经掌控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的列宁主义的革命家，还是“民主体制”中的职业政客，他们都有动机在一切政府手段上进行集权，作为降低他们自身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社会科学家、政治评论家所提出的相应学说就是把僵局、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看成是罪恶的根源。在单一的最高权力中心之下的权力结构的整合被认为是创造负责任的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方式。所有这些既为多数暴政也为民主专制创造了可能性。如果应用与支配有关的科学，民主的自主治理的社会的潜能就会受到侵蚀。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回忆录》〔1959(1893)〕中确实完全意识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在争取支配地位的过程中策略的考虑占了上风，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断言的，争取民主就会成为一场“残酷的游戏”，“持续，没有终点”〔1966(1911)，371〕，因为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为了陶醉于假装对他人行使权力而背叛了其所处的信托地位。(www.chuimin.cn)

奥威尔所说的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的科学，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技艺—人造物关系，这一说法是否提供了一个替代的方式?如果只是适用于特殊的科学和技术，主要与狭义的、特殊的职业有关的考虑可能被看成是这样的资源，它们被那些追求支配策略的人所利用。然而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人们会更广义地思考“策略性机会”的观点，关注解决问题的普遍任务，而不限于固定范围的特殊研究领域。因此，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的科学就可以运用于一切致力于问题情境的研究。科学作为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它的创新潜能可能是民主抗击策略性机会主义的脆弱性的巨大源泉。

广义的科学的基础并非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监护，而是可以广泛地应用于一切人类事业的研究和技艺模式。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技艺模式将在学科关系中的不同专业的词汇集中到一起，聚焦于不同类型的问题情境。

化学家布瑞恩·麦克凯利(Brian E．McCarry)，在一篇名为《汉密尔顿港沉积物中的有机污染物》论文中，对比了“对生态系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和“学院派化学家试图遵循的去解决化学问题的传统道路”(59—60)。传统的道路越来越走向狭隘的专业化，令人回忆起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t)的“有学问的傻瓜”。麦克凯利认为，制药工业和聚合体工业已经证明了跨学科道路在策略上的成功。对汉密尔顿港沉积物中的有机污染物的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有机分析化学和遗传毒物学的研究者们集中在一个研究小组中，这个小组还要依靠其他学科——无机分析化学、地球化学、沉积学、地球物理学、大气化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这个小组、其他研究小组、政策分析家以及关注此事的公民要针对汉密尔顿港生态系统共同工作，建立补救行动规划。生物学家拉尔夫·D．莫里斯(Ralph D．Morris)在有关大湖区鸥群和燕鸥群的报告中评论到，这样一种研究生态系统的努力需要“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莫里斯解释道:“这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机会与同事们交谈、倾听他们，而同事们的来源涵盖了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反过来，与这种探险有关的学者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它完全可以形成未来几年得到最好资助的一些研究的基础”(1993/94，45)。

在一切地方的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不同的科学、职业、技术和技能，它们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可以依靠它们去从事研究，而研究将超越一切由现状所强加的特定限制。文字性的地方语言能够开启这些潜能，这些语言不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不受制于国家当局的支配性领导和监护。科学与技艺的领域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它们有助于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符合这样的选择标准，这种标准与公开的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审查一致，与社会责任和互惠的要求一致。拉斯韦尔所设想的民主的那些属性——自我责任、自愿性、不偏不倚、权力分散、可争论性和平衡，也同样适用于奥威尔意义上的“科学”领域。

曾经在大学社区中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完全能意识到，民主决策过程使有些人能拥有策略上的机会，形成支配的同盟，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当激烈竞争着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占据支配地位时，建设性的学术就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当讲策略的投机家竭力去捞取与权位相关的好处时，大学就开始腐化。幸运的是，在许多大学社区中，占上风的价值标准不同于获得对权位的支配。好奇心，作为“对原因的知识的爱”〔Hobbes 1960(1651)，68〕，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相反的或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的争论是关于成就，而不是获得对权位的支配，这一点已经被良好地确立了。增强问题解决能力的创新就是回报。然而，狭义的政治可能在大学社区以及在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共同体中造成巨大的破坏。党派政治的参与者有强烈的动机去追求使民主社会陷入危险的策略。所冒的风险是如此巨大，超出了偶然发生的僵局所造成的成本。

科学作为研究的一般模式，可以相同地适用于日常生活事务和有规则的有序关系，问题依然在于，人们能否发展出与科学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和心灵习惯相一致的研究的文化。人们有学习的潜能，能学会运用广义的科学方法所特有的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通过人们之间的争论处理矛盾、解决矛盾。在学会如何评估潜在的危险和创造补充性的补救办法的过程中，意识到策略性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心灵习惯没有必要作为下意识的障眼物起作用;它们可以形成为完全熟习的技能，当探索研究的新前沿和技艺的新形式时，可以对意义进行解释性的探索。

对于探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问题，广义理解的科学方法提供了对狭义理解的政治方法的一个替代。狭义理解的政治方法会摧毁民主社会和人类文明。广义理解的公民教育关注的是发展一种研究的文化。冲突是麻烦的潜在显示器，需要动员问题解决能力去发现达到互补性的方式，在展开的关系模式中，这种互补性提供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自然的稀缺条件划定了严酷的限度;但知识、和平、正义、自由和福祉的公益性表明，它们越是普遍地为人们享有，每个人的景况越是良好。有关自我责任、自愿、不偏不倚、权力分散、可争议性和平衡的考虑需要被应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不管“现实”中什么条件占上风，仍然需要遵循技术的、经济的、财政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可行性的标准。

冲突与解决冲突的作用是与广义理解的科学有关的思想方法和心灵习惯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附属物，它们提供了机会，去寻找办法补偿过去的错误，并在发展模式中达到前后一贯。这样的努力需要知识、技巧和理解力，以理解人为创造物在其生态环境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用权力去制约权力，作为协调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具有巨大的创造性潜能。操纵或者糊涂应对不是不断加剧的变化的适当基础。概要的计划也不是建构全新社会秩序体系的适当基础。

人的理解力需要将普遍原则运用于多样化的生态条件，它们事关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的事件。思想方法与心灵习惯不管怎样，都有其后果;它们要经受研究和批判性反思。当在人际间作出区别的基础被明确地阐明，并在人们彼此打交道而作出的选择当中被考虑在内时，获得对他人的支配的选择性策略在道德上的重要性就被确立起来。在人类社会中，一切选择的机会都要面对策略性机会主义所固有的道德风险。当人们在持续的关系模式中学会彼此合作时，这些问题就突出了出来。

策略性考量的异常情况分析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