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技艺—人造物关系如果人们能学会引导自己去面对问题,可以说,比喻、隐喻和叙述的语言是意义的重要来源。通过技艺和人的创造物的人为性质,人们的关系完整地结合到了一起,它们是文化、社会和作为总的秩序模式的文明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在技艺—人造物关系中使用语言将观念与行为以及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就是所谓“文化”的全部含义。......
2024-03-28
二、技艺—人造物关系
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注意到的,霍布斯的权力概念是用当前的手段去获得未来的具体利益,拉斯韦尔的权力概念是在涉及依靠严重惩罚(剥夺)的情景下作出决策,前者的含义更加广泛。在人类社会中,严重惩罚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惩罚并不总是需要依靠政府当局。只是取消在共同努力中的合作意向就牵涉到等同于失去机会的惩罚。例如,拒绝结婚的提议可以被提议者视为是决定性的打击——一个极端的剥夺。先前的机会取决于特定情况下能够得到的选择。补偿是人们强加给彼此的另一种形式的惩罚。从某些联合体或关系共同体中驱逐出去,不得参与,可能是最严重的剥夺。
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关,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对霍布斯权力概念的补充。霍布斯的“当前的手段”被拉赫曼概括为是多种多样的和异质性的。在经济学早期的经典概念中,这些包括土地——既包括位置也包括与土地有关的资源,包括作为人力的劳动力,包括资本,作为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工具和生产设施。这些反过来又与要通过生产过程被转化的要素一起发生作用,以获得某个系列的产品、副产品和剩余效应。拉赫曼把任何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和异质性的方面看成是反映了异质性原理。以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方式将这些异质性要素集中到一起,这需要依靠互补性原理。这意味着,在创造某种“未来的具体利益”时,不仅需要人的生产活动中的知识和理性,而且需要获得感性的技能。按霍布斯的说法,人们的事业的性质是“头脑的虚构”,直到其可行性通过成就被确立起来为止。
按我的判断,这些原理可以应用于人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是根据与人的主动的神经系统有关的想象力和有意识的思想而作出的,并且要相应地运用人的动作机能。我在第六章中说过与一个木匠做一张咖啡桌的经验,这就涉及使用当前手段去获得某个未来的具体利益,它开始于一个概念——头脑中的虚构,用从黑胡桃树上切割下来的两块多余的板做成一张桌子。其中一块带切割边缘的厚板做了台面。我不得不去除一个傻乎乎的结,楔入一个替代物填充进去。另外一个有结的和开裂的板做了一套桌腿。用来使桌腿成形的弯曲物后来用浅色橡胶木做成了一盏台灯,现在就放在咖啡桌对面的角落里。在家庭的生态和经济中,异质性和互补性原则被用来将家具摆放到一起,既服务于实用(有用)的目的,也服务于审美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活动表达了伊本·卡尔顿所说的文化的意义,我根据霍布斯和拉赫曼所提出的概念对此经验的反思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运用一种文化科学去理解在技艺—人造物关系中所固有的现象如何在民主的、自主治理的社会中发挥作用。
在拉赫曼自己对资本及其结构的看法中,他把强调的重点放在资本的物质形式上,强调工具和生产设施。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无论在个人的努力中还是在联合的努力中,社会资本的概念都可以应用于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中的规则和模式,还可以应用于可以称之为“人的资本”的方面,它指的是语言共同体中个人的知识、理智能力和技能。语言成了母体,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网络连接到一起,对于它们来说,不同的分析角度只是全体的不同的属性。因此,说一个工厂的文化、一个家庭的文化以及其他持久的社团的文化是完全适当的,它们都可以从伊本·卡尔顿的文化科学的角度加以接近。
这样的四个因素——共同知识、共享理解、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或猜疑——可以被视为是四个连续统一体,它们可以作为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部分被连接在一起。我们所认为是共同知识的东西取决于共享的理解,它反映的是共享的判断标准——同意。共享的理解意味着对所断言的事情及其与未来表现之间的关系负责。相互信任或猜疑的因素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因素的信任程度,它们在维护生活方式方面相互补充,其中人们言而有信,在可鉴别的关系模式中努力彼此帮助。
对于起作用的原理,同样结构的说法或者框架也可以用来反映匿名的加州工程师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起草了《圣安那调查报告》(加利福尼亚公共工程部,1928)。在沙漠地区,存在着与肆虐的洪水有关的工程问题。从洪水中把水保留下来,可以减轻洪水的破坏潜能,并且在一年中的干旱季节加以利用。在建造地面工程和利用地下含水层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工程师们并不能生产出水。毋宁说,他们改变了水的储存和流动模式中的自然情态和特性。工程的可行性总要根据经济机会加以考虑,人为改变水流的自然情态,改变与这些改变了的水流有关的使用模式,可能会产生一些经济机会。
在考虑人们的某项事业所适用的必要条件时,可以动员不同的分析模式来说明需要作出的选择。工程层面上的技术可行性问题,关键在于回答替代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能行吗?同样,技术上的可行性又取决于经济上的可行性:这样做值得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操作上的可行性的:是否能够动员必要的资源和人力做成这件事?这样一个问题也可能以货币化的计算方式被提出:预期的收入是否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收回成本、支付投资资本的必要债务、涵盖未来的运行和维持支出?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说明操作性的分析需要参考对财政可行性的考虑。
确立事情之操作可行性的另一种分析形式是有关法律上的可行性:为了使所计划的事情的合法操作成为可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陈述条件?因此政治可行性的条件,关键就在于在现存的和计划中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模式中,满足法律、财政和操作上的可行性的标准,并具有在时间中维护那些可行性标准的能力。自由与正义的标准可能被用来确定所采取的法律与政治的决策的合法性。如果新的公共或准公共机构要确立具有公共池塘或流动性系统性质的公用事业的法律上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它们就有必要行使征用权(power of eminent domain),以获得在有所有权的财产之间介入的通行权,并且要经常能够有这样的通行权以便使系统维护良好。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公用事业企业与政治企业家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管在主导性的权威关系结构的语境中,它被认为是私人的、公共的或是准公共的事业。一项公用事业发挥功用要依靠设备或者物质上的装置,它是按照通行权被组织起来的,使所有潜在的使用者都有到达它的路径。任何这样的公用事业都取决于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植根于财产权中的利益,以确立对它至关重要的法律上的可行性,使它能得到持久的关注。确立法律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可能需要对不同的管辖权加以立法。(www.chuimin.cn)
权威关系的总的结构如何结合到一起,这对于企业家会采用什么样的分析类型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维护公用事业企业的活力所必需作出的努力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对人的管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与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利益有关,与建构未来的利益格局有关。作出决策,以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利益,建构未来的利益格局,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吧。在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构造中,这样的思考深深植根于语言和文化的母体中。
那些想要把候选人名单放到一起去赢得选举和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政治企业家,他们的利益与大的公用事业企业的组织者是互补的,这些大企业关注的是铁路与公路交通、水、电、通信和燃气服务。这些利益是产生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动机结构中的要素,那个时代的代表包括纽约市的坦幕尼协会、费城煤气帮、加利福尼亚科尔尼主义,[3]所有这些都在布莱思的《美利坚共富国》中有所说明〔1995(1888)〕。使用公共池塘、流动资源的路径产生出这样的市场潜能,它在产生收入方面既容易有垄断价格,在建设和维护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富有活力的企业方面,又容易因为公众通行权和征用权力而降低资金成本。
不同的激励结构在不同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当军事能力突出,如在19世纪、20世纪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与冶金、交通、电力和通讯有关的技术就格外重要。这些事业要么是国家垄断的,要么享有国家特权,与军事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组织产生出相关利益的不同格局。与不存在军事优先的情况相比,军事优先对公用事业体系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设计。
将某些观念转变成富有活力的计划、可行性研究、起作用的决策以及有活力的协议(观念、信息和理解的储藏与流动),转变成物理上的工程(它们为改变水的供给者和使用者的储藏与流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这些还仅仅是开发潜能的开始。逐渐成长的水企业自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管理的,这本身就是个重要问题。如果要按生产者利益最大化来管理它,它与未来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就会大大不同于把它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合作企业来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水的使用者得到了净收益。在非营利的情况下,本来会是利润的部分,是作为当前和未来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回报而产生的。不同的结社模式,对于不同关系共同体中的储藏和流动,在拥有财产的模式方面和发展潜能方面产生出很大的不同。
这样的过程并不只是发生了而已。它们是根据过去的文化成就而发生的,当人们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的利益以获得未来的具体利益时,人民和地点被集合到了一起。形成加利福尼亚制度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这样的概念,它们涉及罗马法、庄园、传道团体、印第安村庄、西班牙帝国的要塞中的原则;涉及美国西部干旱的山间高地中摩门社会的灌溉制度;包括涌入加利福尼亚采金区的矿工所发展出的安排;以及加利福尼亚不同地区垦荒者和殖民者所设计的安排。圣安那的工程师和律师们就依靠这些遗产去应用他们自己的创新,去讨论与水和人的管理有关的问题。与那些全神贯注于16世纪以来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帝国争斗的人不同,军事的关心在重要性上是最为次要的。
把视角从预期未来发展模式的一份工程报告转移到几十年发展过程的历史,显示出技艺—人造物关系如何可以用来解释以前的发展模式。在地形中石块的累积可以激发猜想,根据人们以前的居住模式,猜想其意义。在某个特定的聚居地中,某些模式可能表明以前存在过梯田或田地。沟渠和其他水利工程的废墟使考古学能够重建过去的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模式。
与此类似,当我看到山间斜坡上梯形的稻田时,我试图去理解这些梯形的稻田是如何建造、耕种和维护的。我会猜测在那些种植稻谷的人们中间所存在的财产权模式和结社模式。我的猜测必须根据那些建造、耕种和维护梯田的人的经验加以检验。对土地和水的个人权利和共有的权利可能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关注那些能看得到的东西,然后其他许多问题会接踵而至,为未来的研究确立了一个议程。有关人为创造物的其他观察,包括对已经毁坏成碎石的相邻地区的观察,对于思考人类经验的意义的探索性研究议程,可以用来作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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