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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秩序构造的作用

【摘要】:文化广义地指人们结社中的活动。地点和人民是由文化作为中介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是语言、知识以及在物质的意义上和在生活方式的结社关系模式中所成就的一切。为了建立文化科学,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基础。这些关系可能是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构造的关键。

一、文化在秩序构造中的作用

在开始谈论文化的意义时,我将人的文化等同于学习(learning)以及通过语言从学习中获得的东西。在名为《伊本·卡尔顿的历史哲学》的研究中,穆赫辛·迈赫迪强调说,被译为“文化”的那个词的阿拉伯词根是动词trialateral,它指:(1)一个地点;(2)为人们所居住、放牧和垦殖,并受到良好的维护,与荒芜之地、废弃之地和废墟不同;(3)垦殖、建造和创立的活动,或者更宽泛地说,我认为是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1964,184)。霍布斯所说的拉丁词cultus有着同样的内涵,意为“垦殖(cultivate)”。迈赫迪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地点、所作所为和做成的事情,较少地强调用来指导思想的观念和概念。根据迈赫迪的评述,我的感觉是,文化是关系的组合,它将观念、行为和地点联系到一起,人们居住在那里,进行垦殖,通过垦殖、建设、创造和从事那些人们想有所成就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使其维护良好。

存在之物(existential)指地点、自然事件和人为创造物的物质条件以及社会这个词所隐含的人们的结社模式,社会不局限于政治管辖的疆域。感觉之物(sensibilia)既指感觉也指感情和渴望的表达,感情和渴望与对存在共同体的参与“感”有关,因此,共享的理解与共享的情感(共享的感情,espirit de corps)有关,与共享的身份(敏感性)有关。这至少是拉斯韦尔所说的米兰达(Miranda)的部分含义[1]。理智之物(intelligibilia)指观念在思想建构中的作用,因为思考进入到人们的行为和所做成的事情当中,也就是进入到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中。

有关伊本·卡尔顿对于文化科学的关注,迈赫迪强调文化这个术语的“技术”性质。他一再说,“社会生活的不同艺术与制度,以及与它们有关的模式,从人们通过运用其理性能力发明它们开始,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同上,186),在生产、维持、使用和良好维护方面,它们都要包含与此有关的技艺。这些情况可以不同于较为原始的部落(游牧)共同体的状况,原始的部落共同体在人们的居住地(状况)中维持一种谋生之道时,与“伙伴的快乐”以及“合作的自然倾向”联系在一起(同上)。迈赫迪把卡尔顿的文化科学的推动力概括为是与“不同的艺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习惯”,因为“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是分开的并且越来越复杂”。迈赫迪写道:“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是这些习惯,以及从运用这些习惯中所创造出来的对象(比如,工具,建筑物和科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政治、经济、城市、科学)。”(同上,187)文化广义地指人们结社中的活动。因此,从这一视角看,政治就要关注使用观念去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的利益,同时通过与道德原则一致的语言的母体,创造和维护在家庭、定居点、社区、城市以及可能更大范围的权威关系领域中起作用的安排(行政、管理)。(www.chuimin.cn)

这些概念与作为家庭逻辑的生态学(ecology)(eco/oikos)类似,与作为家庭管理、行政和运作的经济(economy)类似。家或家庭(house or household)的概念是一个集体领域,它将生活中的许多偶然情况集中到一个家庭里,因而它也可以扩展到别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是个微型的政体,儿童首先在这里学习分享的规则,学习与家的运作相关的逻辑。共同的知识、共享的理解、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程度是在家庭中和在家庭之间产生的。主人和奴隶的家庭提供的是独裁和贵族的语言,它们并非民主共和国的适当基础。一种文化的科学与所有的科学都有关联,因为它们作为理智的创造物在半自动的认知体系中表现自己。如霍布斯那样,只要认为人不断地运用当前的手段去实现未来的具体利益,并且他们一生都在坚持这样做,人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来运用于无论什么样的情境,生活于不同社会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人们都要面对它们。我们可能希望了解文化适应和社会化过程,它们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共同性,我们还想了解适用于人的技艺—人造物关系的基本的假设,它们是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文化科学的基础。

伊本·卡尔顿的文化科学也可以被视为是有关人的生态的科学。地点和人民是由文化作为中介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是语言、知识以及在物质的意义上和在生活方式的结社关系模式中所成就的一切。从这一角度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分析模式似乎是依照伊本·卡尔顿的文化科学写成的。他在导言中提出了他所要探讨的问题。地点是北美大陆。关键的观念与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清教徒,是英裔美国人。特定的社会状况被应用于更大的人们的共同体,他们创造出特定的制度安排模式,这些模式被描述出来并且加以同情和批判的分析。

作为“历史研究导论”的The Muqaddimah(Khaldun 1967)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和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理解历史的意义,阐明指导伊本·卡尔顿自己的历史研究的文化科学。历史是对人们经验的历时解释。人种学是对人们经验的同时性研究。为了建立文化科学,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基础。用来指导对人类过去的经验的意义加以研究的东西,对于理解当前、理解未来出现的事件都有着重大的关联,这取决于观念如何指导行动,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到底能够成就什么。如果说托克维尔的分析模式仿佛是依据伊本·卡尔顿的文化科学而写成的,我们可以预料,在对类似的概念的依靠上,托克维尔并不孤独,这些概念有助于澄清人类文化、社会和文明中的技艺—人造物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构造的关键。因此,我会参考过去曾经有助于我理解技艺—人造物关系的各种交织在一起的资源,由此前行,我认为技艺—人造物关系是人为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actual,Simon 1981(1969)〕的基础,而我认为人为的科学是适用于一切文化和社会科学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