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用法的差异与互补性：了解语言多样性

四、语言用法的差异与互补性

在也许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政治经济”中，任何生产性的努力都需要使用不同的手段(资源和工具)去达到某种未来的具体利益，就像霍布斯对权力这个词的定义所隐含的那样:“当前的手段，去获得某种未来的具体利益”〔Hobbes 1960(1651)，56〕。这种关系是一切技艺和有目的的活动都具有的。在必要手段的交替使用和共同使用中，在应对相互依赖关系方面总要面对许多问题，任何获得未来具体利益的努力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产品、副产品和剩余。可以适用于人的技艺的偶然事件的领域(range)可以既在广度(domain)上又在范围(scope)上受到限制，广度是空间的维度，而范围是要素—功能—产品或者当前手段→未来具体利益的关系。这些偶然性对于谈论可分隔性的潜在可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允许自主，将某些后果或事态领域的相互依赖性考虑在内，同时又承认可能超出一切给定边界条件的其他的相互依赖性。

我们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概念与本体论问题。由于人的认知和活动潜能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我们要作出区别，进行分类，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将要素彼此联系起来。我们假定可分隔的潜在可能，因为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组成部分的有序关系模式中，如果不假定某种重要程度的自主性以及某种重要程度的开放性，我们就不能起到实现创造性潜能的作用。因此，我们寻求替代，寻求进行选择的机会，但意识到这些替代要结合起来去满足在某个分析中没有包括在内的其他条件。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个人的立场需要承认，人的个性是与生物的、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在复杂的关系结构的结合处发挥作用。试图理解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这需要我们将语言的不同用法看成是替代的用法，但同时我们也承认，不同的用法是与互补性一道产生的，而互补性有其共同的方面。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参照对所谓“水产业”的研究加以说明(Bain，Caves，and Margolis 1966)。任何地方，在生活的政治经济中都有适合于它的水的多样化的共用和替代使用。这些使用典型地与航运、洪水与洪水控制、排水、污水的排放与治理、发电、畜牧用水、城市和工业用水、灌溉、渔业和保护野生动物等等有关(V．Ostrom 1968)。这样的使用可以被详细说明，根据具体场景下的供给与需求加以评估，基于结构和行为与绩效的关系得到评价。

在《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1962)一书中，弗里兹·马可卢普(Fritz Machlup)试图对所谓“知识产业”加以分析。在马可卢普的研究中，使用和消费方面被忽视了。在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经济排序是生产—交换—消费的功能，其中使用和消费的方面往往被忽视，这对于分析“家庭”(eco/oikos)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来说，不可能想象一种“语言产业”，它不受注意力范围的限制，可以轻易地获得替代品。相反，语言超越了人类社会中交流和对话的一切领域。尽管涉及许多困难，在努力探索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我们仍需要集中注意力于语言的使用。

在这一节点上，我们也有必要承认语言的贫乏性。学习依赖于作出有意义的区别。然而分类图式中的区别可能并没有产生出彼此完全排斥以及毫无遗漏的集合与子集合。先前提到的水资源的共同使用和替代使用承认，共同性可能与可利用的替代性同时存在。替代使用意味着放弃一些选择，在处理水供给系统时，在有些供给的情况下意味着牺牲其他一些与正在被利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潜能。在所有分类图式中这都是困难的潜在来源，因为子集合中的要素是通过某种形式的互补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互补性使得与集合和子集中的区别有关的意义前后一致:集合中的要素伴随着某个排序原则。不存在单一的排序原则。我所提到的水的使用的集合——航运、洪水控制、排水、污水的排放与治理、发电、国内消费、畜牧用水、城市与工业用水、灌溉、渔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等等，不是彼此完全排斥和毫无遗漏的集合，而是一个模糊的替代和共同使用的集合，它反过来又与河道中的用水和岸上用水有关。这些分类是人为的约定，服务于人的目的。人类不具备这样的理解力，它可以感知在关系的所有结构中起作用的一切层次的不连续性。

在人类语言的共同和替代的使用模式中努力作出区别，可能包括以下这些:(1)交流，包括发出信号;(2)思考;(3)列出可替代的选择;(4)将选择排序(说明作出选择的标准);(5)计划;(6)用来实现潜能的行动;(7)评估结果;(8)批判性的反思与解释;(9)构造知识主体;(10)塑造身份和意义的模式。语言的这些用法和功能中的每一个都是以互补性的方式发生作用的，互补性存在于共同的和替代的使用中。人的交流和认知潜能有其局限性，每种用法潜在地都是注意力的一个独特“对象”，但是语言表达和文化表现的前后一致性意味着，这些用法中的每一个在复合的关系结构中都有其适用性。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欧内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和茨威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这样的学者，他们可能会使用完全不同于我所使用的范畴去概括语言的用法。

关注语言和文化在构造人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就是要关注语言的实用性，正如米罗旺·吉拉斯(Milovan Djilas)对于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关系模式所阐述的那样，语言的实用性与“观念”与“行为”的关系有关。在《不完善的社会》(The Unperfect Society)中，吉拉斯断言:“观念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某个观念总是某种行为的观念，创造的观念……”(1969，230)。困难在于如何看待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如果它们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可分割，就会存在一个统一体:一元体(One)——一个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实体。我所说的语言的十个用法或者功能意味着十个维度的关系结构。一切这样的可能性都超出了我的认知界限。我不能将观念的世界和行为的世界理解为，它们就像一元体(One)那样。我必须承认自己会犯错误，认为所有其他个人作为人类(Homo sapiens)都可能犯错误。因此，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对待具有胡言乱语风险的语言，在存在和变化的进程中(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nd becoming)，在技艺的有意义的表达中，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增强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负责任地使用人的知识、技能和理解力。

我们可能需要持续地留意每一个维度，发展出关于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意识，而不是假定一种直观的理解。在我的经验中，将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直观例子，是我与细木工匠一起工作的经历。当我看到一套木板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有着独特设计的咖啡桌的“观念”(概念)。两块板、一些工具、螺钉、胶、砂纸、最后的油漆等，被用来创造出一张独一无二的桌子，它完全不同于部分的总和。任何对家具制作有所理解的人都知道，为了将一些东西变成一张独一无二的桌子，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知道如何适当地使用这张桌子。但它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发生过。它是从“自然”的物质资源中精雕细刻出来的。它可以得到解释，但要参照人的理解力和人的技艺。语言的每种用法都需要技艺，技艺在某个人为的创造中与它的功能有关，当它在生活方式中发挥作用时，又需要同等的使用模式。那张桌子在我的家中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所与之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书本及其作者们也是如此。

语言结构中所隐含的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变利用语言的潜力，将观念与行动联系起来。与单纯依靠信号相比，口语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利用不同的语言用法的能力。同样，书写和印刷的技术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潜能。在使用工具方面，在同时传播图像、话语和印刷文字的潜能方面，电子语言的发展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可以说，这些技术以一种不断累积的方式相互作用。然而，它们也受到其限制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可能犯错的人所使用或误用的。每个人不断积累能力，以有效地掌握观念和技能，这一能力有其限度，交流及其与学习、技艺、熟习、非常有限的注意时段和有关维度的概念的关系都运作于其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人所能取得成就都是极为有限的。只有通过理智的交流，这一限度才能得到改变，在交流中相互的理解是基于共同的知识、共有的理解，它们是将意义归于言词的基础，是在不同形式的联合行动中取得协作，以便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行动的基础。(www.chuimin.cn)

有关技术如何影响知识体系的构造，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暗示就可以说明通过书写和印刷的技术所获得的巨大转变。我认为，通过物理上的刻画而得来的某些形式的符号表象长久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汉字仍然是象形书面符号表达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使用以发音为基础的字母不会超出人类经验的最近的五六千年。将印刷应用于字母语言的起源要晚得多，可能只有五六个世纪。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算出一个世纪有五代人，一个千年有五十代人。过去五千年所发生的语言技术上的变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社会和物质条件，尽管适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的基本条件相对地没有什么变化。

我认为，只有当有了书面语言，与摩西、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佛祖有关的传统才成为可能。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把孔子、老子、佛祖、以赛亚、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看成是“同时代人”(1957，20)。这些传统继续塑造着人类文明的现在，他们中的每一个在自身中都集中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反映出人类的知识体系，并赋予它以秩序，人类的知识体系反过来也对重要的文化传统作出自己的贡献。只与希伯来、古希腊和罗马传统有关的那些巨大的成就，尽管非常伟大，却由于亚历山大、雅典、安提卡、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大图书馆的毁坏而严重地衰落了。手写的手稿为傲慢的人们所掠夺和焚烧。当霍布斯写作《利维坦》中“论人”的部分时，在论述构成知识体系的一些主题时，他只能提供最粗略的轮廓。狄德罗和法国启蒙学者创立了百科全书，作为将知识体系格式化的一般方式。尽管这样的努力非常重要和有用，它们仍有其局限。知识体系继续展开着，其展开的方式不可能为能够犯错的人们所预先料到。

在与使用书面语言有关的人的经验世界中，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丰富性是巨大的——超出了我有限的想象能力。即便在一个单一语言——英语——的界限内，这一丰富性都是不同寻常的:所有累积的著作、记录、文档、图书馆等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1982(1972)〕中，使用了考古研究的隐喻作为研究语言积累的方式。然而“观念”与“行动”的基本关系，依赖于分散的语言共同体中的分散的个人在语言使用中所达到的互补性。语言的意义将人们的活动连接起来:发出信号、交流、思考、列出替代选择、将选择排序、计划、行动、做成事情、评估结果、批判地反思在共有的理解中所发生的事情、构造知识体系，人们的活动是以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中的互补性为中介的，而有规则的有序关系就是对选择进行排序的方式。

对于人们所能成就的东西而言，并非每一个观念、言词的每一种用法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特定观念与特定行为的关系上却有着“一些必然性”。在技艺的领域中，使用某些必要的手段去达到未来的具体利益的观念，意味着要理性地运用观念，以作为必要手段而进行的灵巧的活动作为中介，去达到所要实现的东西。同时，创造任何人造物所必需的成分，其关键是特定观念在更一般的知识体系和权威关系结构中的作用，个人通过它们在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结构中彼此发生联系，在社会现实的复杂结构中，这种有序关系结构牵涉到不同程度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操作性领域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采取行动，它必然要以认知领域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域作为补充，认知领域与思想、知识和渴望有关，社会和政治领域则是在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中参照他人而采取行动。在一切人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这些都是同时起作用的，并且由身份和识别体系而联结到一起，后者与生活的“精神”与美学特质有关。

尽管以书面形式表达的语言的说法无比丰富，但人们生产性潜能的增强却又受到泛滥成灾的模糊语言的威胁。物质环境的“污染”，如果比起人的心灵的污染的潜在可能性，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学习如何更有批判性地和训练有素地利用语言方面，人的心灵没有获得更强的能力，没有发展出为选择排序、对人的经验做批判性评估的标准。语言的每种用法都需要选择，而选择的过程需要技巧(craftsmanship)，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选择的原则体现在所达到的成就中。无论人们做什么、成就了什么，语言的使用、误用和滥用在将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方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论自由”的概念不能解决语言问题。在丰富性上堆积丰富性只能意味着语言表达上的过度剩余。在由政治修辞所唤起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模式中，就可能盛行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在语言表达上的“过度剩余的经济”，比起“稀缺经济”，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恶:适当比例的沉默对思想来说是必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过度剩余的语言表达的荆棘中进行选择和排序。因此需要训练有素、负责任和理性地使用语言，这些要求依赖于深刻全面地理解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我只是提出问题，为未来可以扩展到很远的研究打下基础。我自己的努力只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几小步而已。

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生活都与语言的发源地有关，与对语言的使用有关。在讨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理性选择的结束部分，实验经济学家维尔蒙·史密斯(Vernon Smith)承认使用语言的语境和用来管理日常事务的规则具有到处渗透的性质。

儿童的语言学习发生在社会环境中。不与人接触，儿童就不能学会说话。如果他们有了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在完全没有任何正规教导的情况下学会说话。但是对于决策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在最后两句话中，我可以用“作出市场决策”来替代“说话”，我们从对成人的实验性研究中所学到的东西说明了这一点。只以认知为基础，没有市场语言，没有与其他主体的持续的社会互动，理性决策就会是使人挫败的幻相(1991，894)。

除非我们更自觉地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更自觉地意识到语言的适当用法的技艺模式的重要性，否则，我们就可能发现我们自身成了在言词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的孤立无助的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在幻想中放松自己，堕落回灵长类之狼的种系根源中去，开始相互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