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共同体构造与民主制度脆弱性

三、话语共同体的构造

1．要素和关系的限度

构造话语共同体所要面对的第一个生物性局限和最基本的约束就是，人们不可能同时说话、倾听和理解所说的话。然而，当说话或倾听时，他们可以观察身体语言和音调特征。我认为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来说，与听有关的感觉机制，与发音有关的运动官能，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两者不能同时发挥作用，同时又与注意力和理解力协调一致。一个人不能同时既听又说。全神贯注于要说的话可能会减弱他的所听。无论对于说者还是听者，在人与人交谈的语境中，当说与听同时出现的时候，不可能达到人的理解力的要求。交流受到严重的生物性局限。

这一约束有着最为深刻和显而易见的含义:在话语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人要关注彼此。我以为这是处理道德上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基础:考虑到他人，确立按照与他人的关系来思考自身的基础，思考在交谈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人际关系。要使这些条件在人们的关系中发生作用，其关键在于配置安排以及这样的安排在人类事务上如何发挥作用。道德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与礼貌规则有关。因此我认为，说—听关系带来了规范性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在任何地方，在人类(Homo sapiens)言说的发展中，由规则确立的有序关系都是共同进化的方面。在交流中注意他人意味着，规范(nomos)的领域与论断的逻辑(logos)密切相关。^[4]

“听”在政治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希腊人对修辞的强调可能是个不幸的偏见，歪曲了在政治过程中所进行的交流的性质。在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好的聆听者可能比好的演说者更为重要。两方面都不能被严重忽视。无论如何，在强调言说忽视倾听的交流模式中，一种选择性的歪曲有其不可避免的病态。

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生物性层次上考虑说—听(交流)关系中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在两个人的说话语境中，在进行谈话时每个人都有机会轮着说。轮着说是一种配置规则，与个人间的交互性协调一致，他们在对话关系中彼此尊重。这样做的前提是，在对话的付出—索取中，每个人都对他人有所贡献，其前景就是，由于在共同交流中的分享，每个人都受益了。每个人都试图影响他人，也被他人所影响。孩子们所学会的其他配置规则包括“分享和平均分摊”以及“先来先得”等。

说者—听者关系也具有实质上的不对称性。如果不是假定两个人的言说关系，我们假定在言说关系中有数目不定的人，我们就会受制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在n个人的说话场景中，其中的成员在某个时间只能听一个人说话。在小群体中，还可能存在轮流说话的实质上的对称性，保持讨论的连续性和前后一贯性。当这样一个群体扩大到包括5到10个人时，在轮着说和讨论的连贯性方面就都出现了压力。随着协商群体中的人数的增加，谈话过程中的秩序就要依靠权威关系结构的改变。

如果某个人行使“主人”、“主席”、“演说者”或者“仪式中的司仪”的特权，谈话过程就会变得容易。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8篇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总结:群体越大，领导者在对议程的控制和程序的引导上就越加专制〔Hamilton，Jay，and Madison(1788)n．d．，382〕。在大规模的民主会议的组织中，强大的寡头倾向占据上风。当运用于选举、政党组织和议会团体时，这样的倾向被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称为寡头铁律〔1966(1911)〕，在此，少数人对多数人行使权力。

协商会议要建多大，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主席的选择是以不偏不倚和公平的标准来居中调停，还是以利用和控制程序的欲望来调解?是否要给每个参与者平等的机会讲话，以什么样的顺序才能使被允许讲话的人这样做?是否要限制讲话，例如，像在英国下院中那样，将讲话限制在那些占据“前”排椅子的人身上，而“后座议员席”用来欢呼?麦迪逊断定，在大的协商会议中，群体越大，商谈前后越不连贯。这一概括伴随着这样的断言:“即便每一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一次雅典会议仍然会是一场暴民闹事”〔Hamilton，Jay，and Madison(1788)n．d．，361〕。非常大型的公众集会，人数达到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片混乱。在适宜的情况下，一小撮秘密反叛者的出现可以很容易将巨大的人群变成一片混乱或者一场暴民闹事，他们能够猛攻防范不那么严密的要塞或者总统官邸。个人的属性被形势的结构所支配。

影响人类社会秩序构造的第二个生物性限制，我将之称为人的注意力的有限范围。一个类似的概念是“控制范围”，适用于官僚结构中的控制与命令体系。如同我体验到的，人的认知需要集中注意力。在一段时间，我只能将我的注意力和有意识的思想集中于一个问题和思维链条。思维链条的形式是有关如果—怎样以及如果—那么的顺序性猜想。语言能力只能逐步获得，随着实践和熟习的记忆强化而得到积累。记忆和熟习使得所谓累积的语言能力的“堆砌”(Sproule—Jones 1993)成为可能。发音的密码和解码的技巧，使用词汇的词法学的技巧，适宜于表达意义的句法学的技巧只能逐步获得，在习以为常的回答中得到强化，这在生命的头几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在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里占据着一席之地。

因为已经掌握了语音、词素音位、句法、语义，并且完全成了完全习惯性的，所以无需对语言中的这些方面给予有意识的注意。相反，使用这些技巧有着实质上的自动性，注意力的主要焦点指向说者在口头上说出了什么，以及专心注意的听者听到了什么。一切的艺术，一切形式的技艺以及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也都存在相同的现象。许多已经学会的东西无需有意识地努力地唤起记忆。它成了熟习的回应中的组成部分，弥漫于思维习惯、感情和运动机能的运用中。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贡献给有意识的思考的非常有限的能力，依赖于一种远为广泛的学识积累，它通过残余的记忆和熟习下意识地发挥作用。

除非个人对语言表达中所涉及的技艺加以特别关注，否则，熟习的自动性的增加，对于语言在人的认知、交流和共有理解中的作用的自觉意识，可能有着反方向的关联，熟练的工匠感受得到，已成习惯的技巧表达着累积的成就。然而在不经意的交流中，语言的作用倾向于变得透明，既是看不见的，又是下意识的。注意力关注的是所说的话的意思，而不是语言这个中介。如果一位熟练的工匠获得了作为“教练”或者“师傅”的能力，在与徒弟一起工作时，对于实践与熟习以及与技巧之间的关系，他会有见地、有意识地加以注意。而当语言对使用者变得透明，语言的使用者认为看到了“现实”，而全没有意识到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范例”(思想—装置，mind—sets)。如果对语言使用中所固有的技艺缺乏批判性意识，个人可以获得参与一个话语共同体所必需的起码的累积能力，但他同时又成了那种思维方式及其习以为常的常规的奴隶。人的意识被这样的方式囚禁起来了，熟习保持了集中注意的限度，使得在意识的下意识层面上的习以为常的回应成为可能:人们认为他们直接看到了“现实”——太阳“升起”，并且直观地认为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

人的认知能力的第三个限制，适用于在超过两个维度的平面或者三维空间上对维度的概念化。这一问题嵌入到语言的基本结构之中。被认为需要加以理解的“知识”总体，包含远远超出三维空间之界限的多维度。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世界，只是语言使用中的一部分，在复杂的权威关系结构中联结在一起，而权威关系可以概括为在三个维度的世界中适用于宪政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性规则，其中每一个都与分散的选择结构和过程有关。

杰出的科学家能够从一个假设出发，用语言写在纸上，提出要求，就足以解决全球问题，而无需有理解地意识到，为了使表达规则的言词对生活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说不同语言的人们有约束力，需要怎样。似乎言词就能约束人的行为而无需参照共有的理解和代理关系，代理关系所涉及的是，在植根于权威关系体系的不同维度中对行为加以监督、对规则强制实施。可以认为，言词的巫术足以达到“应当如何”的幻想。律师、立法者和管理者太容易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在法律文件中所使用的言词达成一致的妥协上，很少注意到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对具体场景中的行为意味着什么。(www.chuimin.cn)

人的认知能力的第四个限制是，所有人在学识和技巧的总的积累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局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运动机能发挥作用都要有效地利用它们。没有一个人是语言共同体所有的不同形式的语言用法的主人。为了维持和提高技能，持续的实践是必要的。没有人能获得全部的和完善的信息，这一限制在我们有限的语言命令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因此交流(言说与倾听)、注意范围、记忆、熟习和多维性上的限度对语言的精雕细琢提出了挑战。人们需要向后代传递语言和文化成就，为此，与熟习有关的意识的丧失构成了挑战。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有关的知识和技巧的更多的积累，要求我们作出相同程度的更大的自觉努力，向后代、向未来以及在不同话语共同体之间传递文化成就。那些关心人类社会中知识的组织和传递的人，需要承担这样的重任。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2．话语共同体中的交流模式

人的语言是由在结社关系中同时发生的交流模式塑造的，而结社关系则是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同时代人的塑造以及他们对人造物的利用也是生命的代际循环中谋生之道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塑造知识体系和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体系的建筑原理，以应对有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的相互期待。这隐含着超出了个人认知能力限度的一种复杂性。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生活方式被构造的现实既与为人们的关系建立秩序的规范有关，也与有关需要做什么的结社的逻辑有关。为了使人们能够对彼此发挥作用、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与物质状况发挥作用、对不同于过去的未来发挥作用，这两者都是必需的。

个人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唯一尺度。人们要在“自然”环境与物质状况下生活和工作，要与他人在独特的生态环境中彼此一道生活和工作。单是谈论和倾听并不能滋养人的生活。维持一种生活状况取决于运用语言的方式，以便在具体的时间与地点的事件中有见识地采取行动，获得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我们需要依靠生活的环境与物质情况以在生命的代际循环的条件下维持一种谋生之道，这需要获得知识、技巧、生产性潜能，它们将以语言为中介的关系中的不同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带到了一起。

团队活动需要有技巧上的互补性和相互协调，它们需要通过使用信号和口语来获得。例如，狩猎既需要协调以获得成功，也需要协调以在狩猎的那些参加者当中分配猎物。因此，交流在日常生活和获得一种谋生之道的语境中，赋予名称以意义，那些名称用在句子当中，而句子是在主语—谓语—宾语的语法关系中以及在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中得到表达的。学会使用一种语言，学会使用语言的通常用法，以了解生活的真谛，是共有理解和共同知识的基础，它们赋予在语言中所使用的言词和句式以意义。不同的关系通过语言的使用得到调解并且被联系到一起，对于生活在话语共同体中的有理智的生灵来说，语言的使用弥漫在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无论如何，人的认知极为深刻地受到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语言表达出了人们对在生命进程中所经历的东西进行概括的方式。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注意到，“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通过这同一个过程他又深陷其中;每一种语言都围绕从属于它的人们画出一个魔术圈，人们没有办法逃出这一圆圈，除非是迈出这一圆圈又进入另一个圆圈”〔引自Cassirer 1953(1946)，9〕。

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个人成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工具的奴隶;除非他们对于语言所固有的潜能与限度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语言作为认知—社会—工作的“机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说与听的生物性(基因)约束影响着人类共同体中的基本的结社模式，反映了不同的人类社会中秩序构成的共同性。

因此我认为，当托克维尔断定在“所有民族”中都存在“村庄”、“城镇”和“十户区”时〔1945(1835—1840)，1:60〕，他是正确的。只要有一些人将他们自身集合在这样的关系共同体中，他们似乎就以“完全自然的”方式构造了自身。这样的共同体并非结社的唯一形式，但包括了家庭与混合制，混合制的成员在合作的交易关系中，在与其他家庭产生潜在的冲突时开始联合起来(Netting，1993)。有着不同的对称与不对称形式的多样化的结社模式成了话语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话语共同体具有邻居、十户区、村庄、乡镇、教区、公社等等的特点，它们表达出与基本的互补性有关的共同关系，这些互补性是为了谋生，为了赋予生命的代际循环以意义所需要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制度为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安排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中的邻里依靠这些安排既可以对付由邻里关系带来的不便，也可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托克维尔把这种共同体的存在看成是在人类全体当中“与人同时存在的东西”〔1945(1835—1840)，1:60〕。

亲属和邻里的不同的“居住方式”^[5]植根于更大的权威关系结构中。秘鲁、智利和巴西的大庄园是贵族统治的组成部分，反映着不同的帝国权威体系(Freyre 1946，1963，1970;Loveman 1976)。伊凡四世之后的俄罗斯沙皇的巨大帝国领地非常不同于在巴西的葡萄牙帝国的大庄园和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参照Beaumont 1958b(1835);Freyre 1946;Pipes 1974〕。美国老西北地区的“乡镇”是土地测量单位，它所体现的殖民模式和制度在秩序范围上不同于巴西的大庄园、俄国的帝国领地、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和苏联的集体农庄。然而在这些制度中也存在相似性，因为在话语共同体中生活的人类(Homo sapiens)需要应对其生活条件。相似性和差异性都不能掩盖。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和意识到它们，它们是人类社会中秩序模式的组成部分。

村庄、乡镇、十户区、领地和种植园的话语共同体在更大的话语共同体的结构中集合在一起的方式，取决于更大的秩序模式集合在一起的方式。边界的条件是关于界限的，任何地方，对这些界限问题的处理都通过人们之间的永恒的战斗反映出来。在一切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战斗都为帝国的野心提供了燃料。反抗帝国野心的方式就是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模式，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那些试图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人能够找到作出区别的方式。

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是开放，交流越容易，关于语言的使用和误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模式就越容易具备。这些语言的使用和误用有可能产生出共同知识、共有理解、社会责任模式和互信，或者产生出相反的属性，这反映出这种可能性的缺失。共同知识反映了人们对他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共有的期待。共有的理解反映了对价值尺度的共有的期待，它充当的是判断的标准，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进行判断。共同行动的协议，其关键在于共有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既是同意的基础也是责任模式的基础，它意味着那些彼此关联的人们，需要作出互补的努力，以保持和维持互补性关系。互信产生于信守承诺，以及努力在更普遍的关系共同体中维持互补性。边界条件的开放性使开放的公共领域的产生成为可能，这也就是允许潜能产生的res publica的状况。能够适用于普遍的公益物品的环境意味着人们有动力去寻求新的关系，在这种新关系中，如果隐藏的潜能得以实现，如果一切人都能获得这种潜能，每一个人的状况就会更好。语言的误用和滥用会使这种潜能陷入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