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适应性行为及其演进

一、适应性

适应性(adaptation)意味着一种共变关系，而不是一种确定的单向关系。正如一本标准的字典所定义的，适应一词的意思是:(1)使适应要求或条件;(2)适当地调整或者改变;(3)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调整自己。适应性的有机体、机械或者实体有能力依据环境中的变化，在行为中引入变量，并且以适当的、恰当的或者合适的方式这样做。适应是共变的关系，这意味着，影响基本价值的环境上的变化会导致回应上的变化。生命有机体获得的适应性能力程度越高，在应对环境的变化时，它所能利用的潜在的变量储备也越大。适应性的较为简单的形式总是共变关系;人类适应性的更为复杂的形式是有着巨大复杂性的多变量关系。

有关这些适应性原理的陈述是对阿什比(W．R．Ashby，1956)所谓“必要变化法则”的一个应用。它通向潜在的变化，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应变化，以便在某种限度内维护某个或某些基本价值。在高度可变的、具有潜在威胁(危险)的环境中维持生命，需要具有与此相当的能力。适应的获得就是要在某些限度内保持住基本的价值。在适应性的策略中具有可变性，意味着适应可变情境的更大变化的能力。

因而适应性的基本结构，首先揭示的是能够产生潜在变化(potential variety)的某些机制或者安排。如果有适应能力的实体与由其环境组成的事件之间要发展出一种适当的适合(appropriate fit)，这一潜在的变化还要经受选择(selection)。适合的适当性首先取决于基本的价值是否在一些限度(例如，生存的限度等等)内得以保持。如果适应性要随时间的流逝而持续下来，选择必须跟随周期性的事件或约束而发生。成功的适应如果要在时间中持续下来，还要经历保持(retention)。秩序体系的进化总会包括:(1)变化;(2)选择;(3)保持。理解适应性的秩序体系需要能够理解变化、选择和保持的模式。

如果选择在约束和周期之中发生，如果我们能对这种约束和周期加以命名，我们就可以鉴别出一条选择原理。作出选择(choice)是与有机体有关的选择(selection)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能列出可替代的可能性(即获得潜在的变化)。作出选择(to choose)就是从一系列可能性中进行选择(select)。^[2]

产生潜在的变化、选择和保持的过程在时间中产生出效应(effects)，效应并不限于有意识地规划手段与目的。选择的过程，如同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我想要去一个地方工作，我会通过在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而到达那里。我做什么取决于别人做什么。“做什么(what—to—do)”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如何继续(how—to—proceed)”的具体情况。我从不严格遵循以前的计划。我要考虑有关汽车的表现、其他人的行为、路况、天气等等不同的偶然情况，继续前进。标明道路正在施工的路障要求在开车上班的途中改变计划。

人们的适应潜能来源于不同形式或模式适应性。它们包括:(1)与生物进化有关的基因的适应性;(2)作为一种适应性形式的学习，所有具有神经系统和运动机能的动物或有机体都会学习;(3)文化的适应性，当有机体养育幼仔，使用信号作为对他者作出回应的条件，就会产生文化的适应性。通过语言，通过语言所传达的共有的学识，通过依据语言创造出来的人造物，人的适应性潜能被极大地放大了。人类(Homo sapiens)当中的文化可以宽泛地概括为所学到的东西以及通过使用语言的学习所得到的东西。使用语言获得学习意味着，学习是那些彼此交流着和相互关联着的人们所共享的。这样的学习形式在本性上就是社会的和文化的。我将简短地分别谈论每种形式的适应性。

1．基因适应性

在所有生命有机体中都发生着基因进化。对任何一个有机体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段有限的期限，生命的延续依赖繁衍(reproduction)。繁衍就包含着产生变化的机会，每个新的生命形式都不同于现存的生命形式，不管这种差别是如何细微。每当生命是通过不完善的复制(reproduction)得以传递，特别是通过与突变相关的变种得以传递的时候，我们就会期待在新的生命形式中产生变异。新的不会是旧的丝毫不差的翻版。因此，这种不完善的复制产生了这样的情景，生命之链会从一点，经过许多变化，延伸到任何地方，从与旧的生命形式相关的特点出发不能准确无误地预期新的生命形式。

有性繁殖特别能够扩大通往潜在变化的道路，每个新的有机生命体都能有这样的变化，并且伴随着相当程度的自主的个性。从不同亲缘来的细胞由于繁殖因素的结合而结合在一起，这增加了在生命的传递中发生基因变异的潜在可能性。种群生存下来，通过繁殖继续延续着生命，选择过程也随之而发生。环境的状况，包括存在与之竞争的生命形式，会影响生存的潜在可能性。

不能生存到繁殖的生命形式在未来的种群中将不再被表现出来。生命形式的新变异中，有更强能力去适应环境的部分生存下来，进行繁殖。因而环境选择了那些生存下来的特征。从达尔文开始，这一选择原则被称为自然选择。被选择的生命形式的保持依赖于那些生存下来的个体，在其基因结构中发生可复制的改变。具有学习潜能的生命形式也具有在其环境中寻找适宜的环境的预见，这减少了环境决定的程度。我接下去就要讨论作为一种适应性行为的学习。

基因适应性的发生显然只与繁衍有关。在较短的代际时间内生产大量后代的物种，比那些在较长的代际时间内生产较少后代的物种，更能够在较短期限内产生出实质上的基因适应性。无论如何，在有机体个体的生命周期内几乎不会产生基因适应性，除非长命的有机体具有进入短命的生命形式的途径，例如消化系统与免疫系统，作为其生物结构的一部分。^[3]因而基因适应性主要发生于代际的背景中，某个物种和生命体的个体成员则继承了某种基因天赋，它在其存活期间保持相对稳定。生物体也可能从共栖中出现，获得补充的适应性模式。

2．作为适应性行为的学习

经过漫长时间的基因适应，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经历了基因适应的生命形式中存在着这样的物种，它们具有神经系统使它们能够“学习”，或者在物种的每个个体成员的存活期间能够去适应。那些有学习能力的生命形式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适应性行为。学习因而可以被看成是适应性潜能的放大。经过漫长时间的基因适应，人类被赋予了这样的一种生命形式，他们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

任何有学习能力的有机体都具有这样的基因天赋，它们给有机体提供了(1)感觉机能，从环境中获取信息;(2)认知能力，用以理解、保持和处理有关其环境中所发生的周期性的事件、规律性或者约束的信息;(3)内在的感觉或者情感，作为有关不安和幸福状态的指示器，体验到欲望或者厌恶;(4)反应部分或者运动机能，使活动着的生命形式能够根据环境中的危险或者机会改变其行为。

通过运用这些基因天赋，任何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都能(1)获取有关在其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的信息;(2)把这样的信息组织成某种形式的影像或者认知映象;(3)按照其内在的指示器或者情感评价或估价这一信息;(4)按照有利于其相对幸福和生存的方式行动。能够学习的有机体在其个体的生命历程中能够适应多样性的环境状况。

感觉机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向有机体提供有关其环境中存在的潜在的机会、危险或者不安的信息。只要环境中存在约束，也就是，潜在的变量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像常量一样作为，或者以重复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随机的方式发生变化，一个有认知能力的有机体对其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就能够形成稳定的图像。如果它能够按照在其环境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的事件来考虑作出可能的移动或者行动，那么它就能够按照其内在的指示器或者情感去评估那些可能性，以这样一种方式采取行动，以使自己的处境更好而不是更坏。这些能力的补充表明，适应性潜能依赖于自主性，它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阿什比强调说，“每种自然法则都是一种约束”(W．R．Ashbey，1956，130)。自然法则是有关重复发生的事件的规律性的语言表述;在自然界中，重复性事件的发生是有规律的。阿什比也证明，只有当存在约束的情况下，学习才有可能发生(同上，134)。

在某个环境中的约束以及按照这些约束来考虑可能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能力既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认为，学习依赖于对于不同图像、概念、动作、行为以及可能性的概括与选择。当存在障碍的时候，我们学会绕过它、跨越它或者挪开它。变动的根源在于动物的认知和运动机能。成功的行为与条件和结果的联系会保留在记忆中，报告给未来在相似情景下的行为。与所谓试错方法(trial-and-error methods)有关的搜索行为可以用来把联系概括为稳定的图像。如果尝试被内在的指示器衡量为不成功，有机体可以改变其行为直至成功。如果它能够保留其成功运动的信息，概括出运用信息的方法，去应付未来的类似事件，它就已经学会了。通过总结不同的经验、选择、概括图像以及保留成功尝试的信息，学习就这样发生了。如果相似的情景典型地又发生了，就在此情境中所要采取的行动而言，环境就被转变成了一个可以认知的情境。

在选择过程中，内在的指示器——情感、感情以及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给正在学习的有机体提供了有关其幸福状态的一系列读数，是理解基本价值和偏好排序的基础。这些内在的指示器的作用是估算可替代的可能性，因而对选择起支配作用。选择是有关一系列可能性的选择，有机体根据某种可能性来活动，以使它的情况更好而不是更糟。有关先在条件与结果的基本联系的记忆是重复产生提供选择性益处的特定联系的手段。

因此学习就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适应形式——它依赖于发现环境中的约束和规律性，形成可以识别出的图像或者联系模式，有机体能够改变其行为以回应那种情境，在那些使其处境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可能性系列中作出选择，在记忆中保留基本的图像(联系)，当相似的事件(情境)再次发生时，使它能够重复其适当的回应。

对于正在学习着的有机体来说，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内在地发生的。学习是适应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在理解它时许多重要的信息很难获得。规范(norm)意味着作出选择的准则或者标准——选择的原则。作出选择(choice)隐含着评估与挑选(evaluation and selection)。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社会中的秩序模式，就需要把这些提升到意识层面上来使其明确。有时被称为是“价值”的东西就是作出选择的标准(criteria of choice)、选择的原则(principles of selection)以及突然出现的事态，它们来源于在创造秩序模式时对作为选择标准的选择原则的运用。

社会秩序是从选择(selection)和作出选择(choice)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模式。运用什么样的选择标准，这些标准在人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社会“现实”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价值除了语言的符号化之外，不能表现为有形的、物质上的人造物(artifacts)，它们不能因此就被当成是无法理解的废话被排除掉。相反，价值在与下述标准有关的人造物中得以表现，它们是平衡、适合、美、经济、自由、正义、真理等等。每个选择标准都要经受是更好还是更糟的判断。价值依赖于在假设性的特定情境中在人们之间作出比较的研究方法，作为生活方式中秩序模式的特征而出现。“己所欲施于人”这一主张就意味着要作出人们之间的比较。

学习，作为适应性行为的一种形式，极大地扩大了适应性潜能，使其超越了通过基因适应性所能得到的。学习使那些具有神经系统和运动机能的有机体有能力按照在其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在单个有机体的有生之年改变其行为模式。而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基因适应性只存在于代际的背景中。那些在遗传上被赋予了神经系统和运动机能的有机体，由于具有世代之内的适应性，而极大地扩展了其适应性行为的潜能。无疑，这一天赋反过来又有利于那些物种的生存，它们发展出了较为复杂的神经系统，因而获得了更多的适应性潜能的储备。(www.chuimin.cn)

大多数物种所面临的极端局限性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单个的有机体来说，生命是有限的。学习以及所学到的东西附着在有生命周期生物中(Fodor，1987)。当生命终结时，一个物种的单个成员所获得的学识大部分都丧失掉了。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的生物，它要为长期处于未成年状态的幼仔提供食物，它还具有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欧根·马雷(Eugene Marais)在《猿猴的灵魂》(1969)中证明，狒狒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在稠密的森林、混合型的热带草原以及开阔的草原上的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的狒狒群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以他人为榜样进行学习，由声音和身体表现所传达的信息得以强化，即便在没有发展出语言的情况下，也使得文化差异开始出现。马雷猜测，能够作出因果联系，能够运用我们所谓的想象力，这样一些头脑的特征使得狒狒达到了相对较高的创新水平和适应水平。无论如何，语言进一步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适应性潜能以及文化的差异。对于文明的持续来说，人类文化传递中的代际联系是极为重要的。

3．文化的适应性与文化的进化

使人类(Homo sapiens)与其他生命形式区别开来的适应性特点是语言的发展，作为一种设备(手段，工具)，语言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获得和传递学习的能力。语言是高度专门化的符号体系，其中声音和记号可以用来代表或者表象事件和关系。符号作为词语被组织起来，并且在陈述中被清楚明白地说出来，它们可以在复杂的思维模式中用来表达观念和观念之间的联系。作为符号的词语被用作思想与交流的媒介，人们通过发明词语来表达事件和关系，通过词语的序列来表达思想，这样，人们彼此间就可以交流思想过程。这样的思想过程可以扩展到观念——形成概念——的领域，它大大超越了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的范围。

(1)事件与关系;(2)词与符号;(3)观念、心象和思想。这些因素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地带，当词语用来充当交流的媒介时，它可以把学识从一个个体传达给另一个个体，在同时代人或者后代的人中，只要观念和思维之链可以被翻译成词汇，一个人所获得的学识就可以传达给另一个人，为他所用。那些掌握共同语言的人可以获得新的知识与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从个人的试错经验中重新找到每一个新发现。语言的发展使人们不断积累起大量的知识，这使他们能够得到非凡的学识积累。然而，经验、技能和记忆随死亡而逝去，这在人们中间产生出不连续性的严重问题，也产生出对学识的曲解，它所强调的是与符号化有关的抽象。

作为人的文化适应性的一部分而增加着的是这样一种学识，它远远超出了个人行动的范围，成为西尔勒(Searle)所谓制度事实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现实，它本身就是人为的构造，依赖于规范以及有规则的有序关系。反过来，影响到个人适应性的学识以及与社会所构造出来的制度安排有关的学识形式，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人类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不断地改变其环境中的物质条件，使之成为由人的知识、技能、理智所塑造的栖息地。这三重适应性潜能，即个人适应性、社会适应性以及环境的生态转变，意味着人的适应性牵涉到各种关系的互动结构，这些关系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因果、刺激反应解释的范围。为了理解人的状况，有必要理解人的技艺(artisanship)的不同表现形式。

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学识的能力取决于人们能够利用的语言的类型。如果人们只能借助口语，我们可以预料，在能够储存并且传递给后代的知识的总量方面会产生重大的困难。如果语言不能以某种手写、印刷或者电子的形式、作为一种物质的客体被记录下来，知识的传达者与获得知识的接受者，他们之间的连接就必须通过个人间直接的交流之链来实现。

通过阐述起作用的规律性或者原理，并且用口语将传达给一代又一代人，大量的信息可以被组织成为知识。作为“组织性原理”的规律性与“概念”或者同等地与“观念”的关系，与行动、“信息”的关系意味着“信息”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事实上的，一种是人为意义上的。观念和行动可以用来将事实性的要素转变为人为的创造物。概念(观念)也往往容易被遗忘或者被歪曲。通过口头交流的长长链条而传递的观念和信息会被改变或者歪曲，其程度大大超过作为物质客体被传递的信息，它们以手写、印刷或者电子形式由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无论如何，只依靠口语的社会可能依靠累积的叙述作为知识的记录。那些记录的叙述者成了知识积累和传递的源泉，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在文盲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识文断字的社会团体在社会中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口头语言所固有的约束意味着能够传递给后代的累积的知识资源有着重大的局限。可以预期的结果就是，用现代标准来看，任何完全依靠口语的社会是与相对来说更“原始”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对其环境中的具体状况更加敏感。交流上的困难使我们不会指望，一个没有书面语言的社会会是与现代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全球组织模式的适当基础。

书写的发展，较晚时期印刷和电子交流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记录、储存和传递不断扩张着的知识体系的能力。随着书写、印刷以及电子交流的运用，知识和信息可以在时空的长距离中得到传递，当传达给有认识和理解能力的受众时，其符号内容上的损失更小。对于掌握了基本的文字能力的人来说，获得知识变得更容易了。然而，如果传达者和接受者对其所使用的符号(词语)的所指没有共同理解的话，交流就存在困难。当人们使用语言彼此进行交流时，想象力(头脑)发挥着作用，共有的心象(images)(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完形)赋予符号以意义。共有的心象是共同知识以及共有理解的基础，后者构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基础。通过符号表象所能传达的东西总需要为从事于运动机能的实践经验所补充，它对于思想的符号性质来说是必要的补充。如果观念要转变为人造物，技巧和理解能力必然对思想通过符号表象所获得的那些方面构成补充。

尽管语言在人的文化进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仍然是传达和组织知识的不完善的工具。每个词语都代表一类事件或关系。这样，所有的语言在人的交流中都引入了简单化的要素，它不能精确地解释在所指的语境中所存在的多样性。而且，在(1)事件与关系;(2)词语与符号;(3)观念、心象或者思想的三重关系中，缺乏可靠性以避免意义上的模糊性。当词语被用作基础，以反映主观的经验，构成人类社会中的秩序体系(它们本身就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正义的概念与这样的事件有关，它们只有当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才有意义，而它们自身就是通过这样的关键词组织起来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键词指的是主观的状态、意图和概念化的过程。大多数政治“现实”不能为视网膜所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累积的概念，这些概念体现在语言中，并且用来组织思想。在文化与社会科学中，我们用来组织我们思考的思想单位(mind-sets)、范例，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语言系统性质的变化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潜能的极其重要的变量。当人们发展出新的语言系统，使得人们拥有更大的能力、在更忠实的程度上去组织、储存、传递和使用知识与信息时，更“先进”的文明就成为可能。

机器语言方面的最新进展会深刻地影响到工具的组织，人们用这些工具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用它们在复杂的关系模式中协调生产和交流的流程。科学语言的发展扩大了在复杂的联系结构中对理性推理的运用，增强了人们组织庞大的知识体系的能力。可以预料，新的语言系统的发展以及在使用那些语言系统中技巧的获得会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进程。脆弱的链条存在于构想意义时心象与心象(image—to—image)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精神状态与行为和成果有关。

语言的使用可能会腐蚀意义，就语言的这一方面而言，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困惑。心象(精神状态)、事件和关系(对象以及有关世界的状态)、词语或者符号(归于事件或者关系的名称)这三者之间的三角地带，包含着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共享的理解。默契的理解水平超越了单纯使用词语和定义，定义是用更丰富的词语来陈述的，就像在字典中那样。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由语言使用者群体所塑造的默契的共同理解，在相互理解的交流中贯穿着一种“有机的”纽带。求知工具是头脑，而不是性腺。语言是至关重要的纽带。语言将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中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技能的表达与所做成的事情联系起来，也就是将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说的“潜知识”与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客观知识”相对比，一种基本的张力就被突出了出来。在话语共同体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这两者都起作用。

由于人们交流的环境为大众传媒所改变，与可理解的交流有关的潜知识就有可能受到侵蚀。在个人间的交谈中，句子中“你知道”这样的插入语，是有意义的交流的脆弱性的表示。为越来越多的人口以及更大的领土疆域中的人们所共用的语言，在抽象水平上倾向于越来越简单化，这样也就使与上下文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越来越多地丧失掉了。除非有专业化语言的补偿性的、走捷径的使用，否则就会出现交流的严重滥用、一成不变的迷惑人的抽象和误解。在涉及大众传媒的政治对话中，这样的潜在可能性极有可能发生。政客们更关注的是用闪闪发光的概括创造令人喜爱的公众“形象”，去赢得选票，而不是促进批评性的研究。这样的环境为策略性的操纵创造了机会。粗糙的过分简单化中所固有的欺骗性可能引发自我欺骗。那些愚弄别人的人可能愚弄自身，并且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活力。

新的观察技术的发明也将可观察事物的边界推进到超出了当下的感觉知觉之外。新工具扩展了人类活动的潜在可能性，将自然环境转化为部分地由人类知识塑造的一个领域。语言精练成为理论推论的结构，研究方法论发展到了对于所观察的事物的推论能够加以实验性的检验，这意味着人们所学会的检验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策略，远远超越了试错方法。有了这些策略，可以说人们能够学会如何学习。

对发展新知识有关的策略有了清楚的了解，人们就会知道如何提高产生新知识的能力。在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之后兴起的近代科学，当与印刷术和新的语言形式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时，就已经导致了知识的事实上的爆炸以及近代生活条件的转变。知识爆炸以及人类文明的改变主要发生在最近500年，伴随着所谓哥白尼和达尔文的革命以及印刷技术应用于书面语言。对于人类(Homo sapiens)的存在来说，半个千年是一个惊人短暂的时间。

如果把人们获得、组织以及传播知识的能力与通过利用工具和机械所扩展的运动技能一并考虑的话，可以说人们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潜力，能将环境由一个自然事件的组合转变为文化的或者人工的事态。例如，人们已经学会如何将地理环境与生物环境中的因素转变为一种农业，大陆块的大部分都被人们耕作(cultivation)文化(culture)。^[4]人们的知识成就了地球的这种转变，使得人类圈(noosphere)——由人类的知识和技艺所塑造的环境——区别于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占据了全球性的比重〔Teilhard de Chardin(1955) 1965;Turchin 1977〕。

作为观念与思想交流中介的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经验在人际层次上的人造物。只有当人们对归属于符号的意义存在共享的理解，符号才具有意义。不可能存在纯粹私人的语言。发明语言代码以确保在一小撮人中进行秘密交流，需要那些牵涉其中的人具有高度的技巧和付出努力，他们所使用的知识形式称为“密码学”。语言总是一种共同的工具，为彼此保持某些交往形式的人们的共同体所分享。个人可能会引入新的概念和术语，但只有当新术语的意义和用法成为与他人交往的一种基础被人们分享时，它们才能称为是某一语言的一部分。

语言以及从语言中产生的意义体系开始成为一种准自主性的(quasi—autonomous)存在。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语言，并且在一生当中使用那些语言，往往对语言本身的性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有些在运用语言或者向他人传达意义方面有着杰出才能的个人，例如莎士比亚，可能会对诸如英语这样的文字性的地方语言(literate vernacular language)的出现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如何，一种语言只有当它作为交流的工具，作为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行动的工具继续为人们所获得、使用和探索时，它才能存在下去。语言使用中的保真性依赖于对不恰当的语言用法进行批判性回应的潜能。在这一意义上，语言最多被认为是个半自主的认知体系——文化的人造物。只有在人类社会的语境中，语言才具有意义;人的知识具有因袭(conventional)的性质，体现于语言体系中。依我的判断，大卫·休谟在指出人的知识的习俗性特征方面是正确的。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习俗”由于是因袭的，就成了可靠的知识。它只是意味着，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植根于有关语言及其用法的状况，并且受这些状况的约束。

反过来，诸如语言、数字体系以及人们结社模式这样的人造物，它们也被人们加以研究，研究这些人造物所固有的基础结构。语法、语言学以及元语言学;算术、代数以及数字理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科学，所有这些科学都从事研究人造的系统，它们自身有着植根于语言的半自主性的、认知的和习俗的性质，这些系统的关键就在于语言及其使用在人类社会中对于所获得的成就的作用。将学识从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要依靠教育的过程，宽泛地说，这一过程包括适应、社会化以及技能的获得。每一代人都要花费重大的投资去了解别人已经学会的东西。产生的新知识会增添到过去所学会的所有东西当中。

这样，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语言使同时代的人们甚至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可以交流所学到的东西，这极大地放大了人们从基因遗传中所获得的适应性的潜能。所学到的东西在代际间积累，产生出文化进化的新形式，它与基因进化有着极为不同的特点。只要人们的学习能力以及组织学识的能力能够在代际间累积，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不断进步的事业。进步的速度依赖于新知识在有序关系(ordered relationship)中的成长和累积，这使得人们按照被认为可能使他们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的方式行动。如果语言腐化了，那些自以为“现代”的人拒斥从先辈那里积累的学识，人类的文明也有可能衰落下去，文明遭到“践踏”，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所指出过的那样〔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1840)1945 2:47〕。

每个人都必须获得能够增加行动可能性的知识，在这一意义上，人类的文化进化依赖于个人的学习。因此，我们不能脱离人民来谈论某种文化或文明，他们构成了作为某种文化或者文明的组成部分的人的全体。个人是学习者、思想者和行动者。如果个人不能获得和传递构成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累积的学识，这样的学识就可能丧失。如果后代不能维持语言和学识以及归属于词语及其所指的意义的连续性，文明就可能衰落或者消失。我们所说的希腊文明与现代希腊人是没有关系的。罗马、拜占庭和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的丧钟也都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