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范式挑战及其异质性原则

2024-03-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拉赫曼认为，在将不同的要素和工具装配起来以做成什么事情的过程中，异质性原则总是可以行得通的。在拉赫曼看来，这些异质性要素总是通过互补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以获得转变，去产生人为的创造物——产品、人为的事态。拉赫曼的术语也可以运用于语言的逻辑。

五、民主的范式挑战

托克维尔的论述体现出了有关美国社会的一个极为不同的概括，即美国“实验”代表了一种自主治理的社会构造，社会为了自身而治理自身。他期待，民主的出现需要有关“新世界”的一门“新的政治科学”。我认为，思考这一断言要联系到后面的两个断言: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科学是科学之母;其余一切的进展都依赖于它所取得的进展。〔1945(1835—1840)，2:110〕

结社的艺术因而成为……行动之母，为所有的人所学习和运用。(同上，117)

结社的艺术与科学将科学与技术的世界、规则规范的关系模式的构造、技艺的运用，在其所有的不同形式上，与自主治理社会中的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当人的技艺将科学与技术的词汇与结社的艺术和科学的词汇结合到一起，在自主治理和自组织的社会中，政治对话的语言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词汇中有了适当的位置。每个人首先是他或她自己的主人，然后才能对塑造与其他人之间的建设性的相互关系承担责任。

一旦我们承认，民主社会的关键在于自组织与自主治理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同意，彼德·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相互帮助》〔1972(1902)〕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联邦的原则》〔1979(1863)〕，在思考民主社会的构造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威廉·埃德格顿(William Edgerton)在其《苏维埃俄国托尔斯泰式农民论文集》(1993)中表明，列夫·托尔斯泰的教导如何构成了建立集体农业模式的基础，这种模式的特点完全不同于苏维埃的集体化形式。对于克鲁泡特金和普鲁东、对于彼得·盖尔(Pieter Geyl)有关荷兰共和国出现的历史〔1988(1932)，1989(1936)〕、对于阿道夫·加塞尔(Adolph Gasser)的《自由与民主的历史》(1939)，以及其他许多有关自治结社〔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s(syndicates，Genossenschaften，Eidgenossenschaften)〕和共同体〔communities(communes，Gemeide)〕的著作来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945(1835—1840)〕是一个重要的补充〔Grossi 1981(1977)〕。自治结社的微观宪政体系可以在宏观宪政体系中得到概括，其中以不同方式联合起来的治理工具被组织为相互补充的结社关系模式(E．Ostrom 1989，1990)。村庄的“米尔”^[6]与行星地球的“米尔”是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与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Turgenev 1939(1861)，185〕。没有必要用暴力手段来摧毁国家。通过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公开的公共的协商，宪政选择程序可以按部就班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如果国家不再是权力关系和暴力手段的垄断者，作为这种垄断者的国家就将消亡，就像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绝对君主制和皇帝消亡了一样。

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语言的实用性，语言分类图式中的要素不再被看成二元对立面，而是互补的。例如，所排列出的男人和女人的区别，适用于有关性别的分类图式中两个不同的要素。在二元系列中的这些区别的要素可以被区分为对立面，但在有关性别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构造的其他方面，这些对立面也具有互补性。奥威尔的“穷人”(无产者)^[7]会发现，很难理解“解构”的“激进”批判。相反，他们会把男人女人看成是在最持久的人类关系纽带上的互补成分。如果作出分类区别，对于这种区别的名词表述总是反映了作出区别的某种基本推理。任何用来将一个名词与另一个名词分开的区别都表达了某种“理由”，以作出区别，以理解将可区分的要素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互补性原则。互补性的原则，而不是对立的原则，适用于在社会构造方面有意义的逻辑系列。

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的“资本”概念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累积的劳动”(accumulated labor)概念。拉赫曼认为，在将不同的要素和工具装配起来以做成什么事情的过程中，异质性原则总是可以行得通的。我认为这样的原则适用于生产、交换关系和消费，以及对所消费、使用和利用的任何东西的消费与利用。在拉赫曼看来，这些异质性要素总是通过互补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以获得转变，去产生人为的创造物——产品、人为的事态。如果我是自己的统治者，能够建立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下面这些截然不同的活动中我都要依靠这些原则。比如制作面包，思考秩序模式在人类社会中的构造方式，思考我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等。

拉赫曼的术语也可以运用于语言的逻辑。任何分类的图式——在词语中表达的区别，都会反映异质性。性别反映了异质的要素——雄性和雌性，适用于不同的生命形式，以及人类社会中生活的不同方面。然而，这种异质性也同样反映了互补性，考虑后者总是要参照前者。子系列(subsets)中的任何要素都与分类图式中的系列有关。私人是公共的补充，思想是行动的补充，观念是所做的事情的补充。这些都是需要严肃地加以重新考虑的方面，以探讨这样的问题:语言的构造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如何影响行动，行动如何影响在秩序构造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人类社会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民主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人们在其中学会如何应对冲突，如何对问题情境加以研究，以便通过解决问题的自觉努力去解决冲突，在与他人的不同关系中获得共同知识、相互理解、社会责任与信任。人们在不同的关系中努力获得互补性。在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下，千篇一律必然使人陷入第22条军规的境地。渴望自由的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卢梭曾经断言过的境地，即每个人都处于“枷锁”当中〔Roussear，1978(1762)，46〕。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永恒的斗争。这一斗争与有理智的生灵对互补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在结社模式中，我们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与他人一道行使权力的能力，是以共同知识、相互理解、社会责任与信任为基础的〔Follett 1951(1924)〕。强制手段的使用不能完全被排除。如果在合法的秩序体系中无法施加强制，最邪恶的掠夺者就会无所顾忌地掠夺他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办法将强制的潜在可能性限制在与自由和正义相关的合法的标准之内。

“以与过去的一切历史经验背道而驰的方式”行动会使人们陷入绝望的境地。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然而，我们能够试图发展出这样的关键性意识，意识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意识到思想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关系，意识到同他人之间的交流、联合以及共同工作与所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语言制度都是秩序的基础。新官方语言问题意味着语言的败坏、交流失败、问题解决能力的丧失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侵蚀。米歇尔·克罗齐尔(Michel Crozier)在1984年写到——按我的判断是正确地预料到，美国也正走向俄国人所谓的麻烦时代。安东尼·卡明斯基(Antoni Kaminski)在一篇名为《新波兰政权与经济腐败的幽灵》(1996)中证明，语言的腐败是如何渗透到经济与政治的腐败当中。私有化这个词成了“肮脏实践的孕育土壤”(同上)。在《波兰工业自治法案》中所使用的“自治”这个词，使党的官员和官僚的命名法为官僚的豁免权创造了一个门面。

卡尔·波普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战争岁月中完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提出这样的警告:在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会包含这样的变化，开放的社会日益变成一个“抽象的社会”。他注意到:(www.chuimin.cn)

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没有或者非常罕见地有人际的亲密接触，他们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结果很不幸福。因为尽管社会变得抽象了，人的生物构造却没有什么变化;人们有着抽象社会所无法满足的社会需求。〔1963(1945)，1:174—175〕

在隐姓埋名和与世隔绝的人们中，科学概括的抽象与政治操纵的艺术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灾难的处方。当观念与具有意识形态的党派政治混淆在一起，新版本的官方语言必然会出现，没有人知道应当如何思考。

不管其具体分支是什么，科学作为处理问题的方法，它所特有的思维办法和心灵习惯是否能够应用于生活的不同方面?作为反思这种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方式，我转向批判性地评价与我有关的那部分学术传统。我们面临着在同一框架中处理不同的选择标准的问题，这个框架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的理智杠杆，让我们能够前后一贯地进行思考。

【注释】

[1]官方语言(Newspeak)在《1984》中又译为“新话”，以表示与传统的日常语言的不同，“新话”是官方制造出来的，是以规避、迂回、含混为特点的。官方宣传语言，官方制造“新话”目的是为了彻底改造人们的思想。双重思想(doublethink)，指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或两种谬误的思想，通过自我灌输的方式使自己接受。奥威尔小说中的几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就是双重思想的代表。——译注

[2]英社(Ingsoc)，即英国社会主义，英国是《1984》的发生地。——原注

[3]这里，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是片面的。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现实“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基础的”，从这个引文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否认了观念(idea)的作用，但是这一否认本身也是一种观念(思想)，所以作者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既使用观念又否认观念的价值，这真是极端的不调和”。实际情况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观念的作用。这里的陈述，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性。——译注

[4]这里，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存在偏差。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在他们所憧憬的“联合体”中，国家又成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这里存在着矛盾。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的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不是指国家，而恰恰是指国家消亡了以后的社会状态，只不过，在这中间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就需要掌握国家政权，这需要通过革命斗争取得。因此可以说，作者只部分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译注

[5]由于政府对单亲家庭进行补贴，如果再婚的话，就会失去政府的补贴，因此政府的补贴实际上成了再婚所要付出的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有动机隐瞒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或者，成年男性也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反正有政府来管)而不感到愧疚。本来，对单亲家庭加以补贴显示了政府的好心，但这种好心却成了重建家庭纽带的成本，它也可能导致欺骗，这就是所谓“道德风险”。——译注

[6]米尔(mir)是沙俄时期一种村社组织。——译注

[7]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他认为打破大洋国专制制度的希望在“穷人(prole)”身上，“穷人”是“无产者(proletarian)”的缩写。——译注

民主的范式挑战及其异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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