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官方语言导致的社会困境

四、美国的新官方语言

新官方语言是20世纪出现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对话语言。这种对话语言与美国社会中政治秩序的基本变化有关。我已经得出结论，作为这些变化的后果，美国社会正处在深深的困境当中。米歇尔·克罗齐尔(Michel Crozier)在《美国的困境:体制为何崩溃》(1984)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联合出版社的一个旨在调查当前情况的报告，暗示的是“美国的暴行与焦虑”〔Herald—Times(Bloomington，Ind．)，April 21，1992〕。媒体用新官方语言为一个星期后的洛杉矶市中心南部的焚烧(开始于1992年4月29日)进行辩护，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义愤(outrage)”的表达，针对的是无法接受的“暴行(outrage)”的表达——“警察的蛮横”。当“愤怒”与“暴行”成了公共对话的特点，在警察的蛮横、抢劫、纵火中得到表达，文明就遇到了危险。与礼仪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普通的礼貌不再被认为在社会成员中占据上风。这一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呢?

1．政治对话中的抽象语言

在媒体中，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和教师中间，在随便的讨论中，政治对话的绝大部分都包含“美国”、“社会”、“国家”和“政府”这样的指称。这些抽象的名词被认为能够适用于整个国家，适用于这个被世界各国等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疆域中的全体人民。“政府”通常有一个更特别的所指: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央政府机构。这是这个假设的另一种说法，即国家是所有人共同利益的独特的结合。

科学家积极分子

为了科学的利益，我们必须承认有必要按照华盛顿的规则进行博弈，用华盛顿的语言来说话。

(Jaleh Daie的社论，《科学》272，1996年5月24日，1081页)

任何属性系列，如果归属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国家，都属于抽象。因而贫困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属性，适用于这一系列的全部人口，他们的货币收入低于政府当局规定的某个特定标准。贫穷的一般形象被认为适用于那些人，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总体阶层。适用于儿童、妇女、残疾人、穷人、弱势群体、失业者、富人、种族、无家可归者以及任何所指的范畴的讨论，都是指与整个社会相关的抽象的阶层。环境、世界与地球的指称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适用于一切人类的世界性取向。但在当代的美国语言中，主要的焦点是美国、国家、社会或者环境，是指向全体的一种抽象指称。主要的政治党派认为政府是主角，教导国家，为国家负责——管理整个社会。

有关这样的抽象的实体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怜悯情感，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那种情感。像虐待、儿童、妇女、残疾人以及无家可归者这样的词汇激起了强烈的怜悯感，这种情感不会通过与某个特定的个人打交道的经验而得到改善，这个人可能具有这样的属性特点，可能需要面对不同的、独特的和困难的生活困境。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由于小儿麻痹症而跛行，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他的同时代人中间的一位残疾人。对话转变为人权和一种普遍性的资格，而不涉及在一个个的合作关系共同体中的相应责任。

当所指转为这种层次的抽象，新官方语言的民主形式就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提供了机会去行使领导权，去代表那些作为一个阶级、激发起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人们说话。这一小部分人作为行动家而闻名，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过程，在政府中服务。像共产主义者一样，行动家知道什么对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者有利。政府成了无所不包的问题解决者。问题要通过整齐划一的、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政策得到解决。法律的一般条文要以花费金钱作为补充，而花费金钱则服从于得到更为详细的规定的一般行政规则和规章，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法律一部分。法律成了一个命令与控制的体系，通过官僚机构管理整个社会，用行政办法对整个社会实行监护。像种族(Race)这样的概念被认为适用于分离范畴中的所有的个人，而为反对种族主义而斗争则必然要诉诸相反意义的种族主义。似乎种族是纯粹类型的范畴。

当一般项目应用于整个社会时，富有同情心的行动家依靠新官方语言的好心好意的努力可能转变为疯狂。物质条件以及生活的文化方面的规模与多样性是令人感到混乱的状况。美国和俄国在领土范围和人口的规模和多样性上要远远超过冰岛和丹麦。如果用抽象范畴表达的一般项目应用于整个社会或国家，并且，与个人在其中作出选择的所谓“道德风险”和“第22条军规”联系起来的话，规模和多样性的条件就会混合起来，愈加复杂。

2．道德风险与第22条军规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这个术语与某些隐含的正确标准有关，当正确的标准遇到风险，就会发生道德风险的情况。例如，创立火灾保险制度以降低个人因火灾造成的损失，也为个人通过欺骗和非法使建筑物着火而聚敛保费提供了机会。可以预料，人身伤害的保险制度创造了新的不幸，刺激产生了所谓“伤害法”这样的全新的产业。道德上模棱两可的行为也可能产生出获得好处的机会，这些行为可以被证明为正当，因为别人也这么做。绝对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每个人的成本。另一方面，试图减轻道德风险的努力可能包括强加昂贵的官僚程序。第22条军规的情境(根据海勒的同名小说而得名，Heller 1955)，指的是不管个人作出怎样的选择，他都面临着一种不幸的局面，也就是说，个人被迫在不喜欢的选择中作出选择。道德风险和第22条军规的情境完全可能以非常复杂的情形彼此组合在一起，以致社会中的个人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无助与挫败当中，而爆发愤怒与暴力。

作为美国风景的偶尔的观光客，我惊讶于这么多美国大城市都包括范围广大的已经沦落为一片瓦砾的地区。然而，在20世纪，具有破坏力的战争并未光顾过北美大陆。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的美国城市是由于其居民而沦落为一片瓦砾的。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我认为，这种事态的发生不是由于单一的原因。各种制度安排被安置在一起的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新建筑可能工艺很差，这导致整个建筑物被废弃。有公共保障的贷款免除了建筑商和金融机构在大楼进行建设时监督建筑质量的责任，这个时候，潜在的缺陷是可能被观察到的。我所熟悉的一个地方建筑得很好，但居民们用下水道来倒烹调锅里的热油。管理机构放弃了这所大楼，它享有政府保障的贷款，是大楼名义上的所有者。任何可能被分离的和搬走的东西都被路人“拯救”了，窗子被打得粉碎，被捣毁的大楼成了地面上的一片瓦砾。人们可能从窗口扔出垃圾，养活了昆虫和老鼠，孩子们当有需要的时候到处尿尿，年轻人以任何可以移动的物体检验他们的气力，年轻人和成年人为性的征服而自豪。如果你将这些倾向与小偷小摸混合在一起、与对耀眼的财富的展示而感到的自豪混合在一起，人们就获得了等同于地毯式轰炸的破坏性潜能。

在一切人类社会，个人不幸的一大悲剧就是家庭中父亲的死亡或者永久离去。对此，人类的同情心想要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权力，为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收入来源，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家庭中男人的缺位是这一规划概念中所隐含的标准。如果家庭中有一个男人的话，收入来源大概就走到了终点。这导致了重建家庭纽带的成本——一个道德风险^[5]，因为会失去收入来源。没有成年男性而只有女性作为家长的家庭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一群不受羁绊的男性。无拘无束的一群男性，在其生命中的性活跃期，在任何社会都会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没有父亲的家庭在其最小的生存意义上可能是活下来了，但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孩子，却可能不会按照与“文明”的要求相一致的方式，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有所贡献。道德风险与第22条军规的情境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社会是脆弱的，不堪一击。

抚养未成年儿童的单身母亲面对着生活的重担，它们所涉及的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成功地将其货币化。作为交换媒介，货币满足作为一种纯粹私益物品的标准。付钱来提供一种收入来源，只能获得从市场交换安排中可以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帮忙对付家庭、亲属和社区生活中那些不能被货币化的方面，关键在于可以获得关注的眼睛和帮助的手，它们可以做钱所买不到的事情。将孩子们培养成为公民，不可能只通过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买卖来完成。在任何社会，最基本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来源都是家庭，家庭在话语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其中邻里关系构成了相互联合的关系模式。

而且，抚养未成年儿童的单身母亲所能得到的货币化收入的多少有最大限额的限定，但这种最大限额其实却是最起码的。处于这种境况中的人有获得额外收入的动机，但却要冒减少福利收入和违背“法律”的风险。在许多情况下，“福利母亲们”能够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违反法律来增加她们的收入。在一个社会中，依靠这样的潜能以获得额外收入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很难想象人类社会中还有比这更乖张的情况了(Jencks 1992)。良好的意向与道德风险都既有助于家庭的破裂也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崩溃。公共规划创造了违背法律的动机。福利国家的最善意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减轻了一些悲剧，同时又极大地混合了另一些悲剧，使每个人都受到净损失。免于匮乏和免于麻烦的自由不可能由“国家”来“保证”。

福利国家荷兰产生新漏洞

在荷兰存在着持续的令人不快的迹象。连首相郎德·卢伯斯(Rund Lubbers)也一直在说，这个国家“病了”。

这些迹象包括，对于领取国家救济的不断膨胀的懒汉长队的厌恶感的增加。在持续衰落的经济中，这给就业者带来了比以前更大的负担，他们现在付的税是欧洲最高的，达到51.3%。

在荷兰有914018名官方承认的残疾人，其中四分之一年龄在35岁以下。这使得人口1500万的荷兰成了世界上体弱者比例最高的国家。按照慕尼黑《南德意志日报》的说法，鹿特丹社会事务局相信一半的福利个案涉及欺骗。

人们谈到改革，但对不得不推倒许许多多的规则与规章心存疑虑，仅在无业和疾病的领域它们就达300多个。较早时候削减国家慷慨的努力曾经招致了激烈的抗议。

勤劳的荷兰人曾经令人尊敬地一年建造1000艘船只，他们装备的海军舰队的规模是英法两国海军舰队总和的两倍，这样光荣的时代显得从所未有的遥不可及。

(Brian Knowlton，《国际先驱论坛报》，1993年3月4日)

对于已经成为福利国家规划一部分的所有不同措施，我不可能提出类似的猜测。我不可能假定，所有这样的规划都会体现出相同结构的不正当的动机，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可以预料，这些会随时间与地点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作为影响情境的结构与逻辑的要素，需要对它们做更仔细的说明。从福利国家学到的关键的教训是，要当心宏观的抽象。相似的问题并非相同的问题。相同的政策规划可能不适合解决相似的问题，例如所有与“居住”有关的问题。像国家、市场以及社会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可能会将范围广泛的机会排除在外，不能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探讨和分析问题，考虑替代方案。人类社会中到处存在与意愿和直觉相反的偶然情况。如果经验的可靠性和公开的可重复性要取得优势，就需要做批判性的考察和比较性的分析。福利国家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危险:它创造了一种提供幸福承诺的短期幻相，伴随着贫困化不断增加的危险，最终导致崩溃，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苏联实验的崩溃。依靠福利国家去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可能会忽略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方面，它们是以不可货币化的互惠性模式为中介的，这种模式存在于家庭、亲属关系以及不同的关系组合及共同关系中。追求能以货币数量来计算的物质利益具有这样的危险:它可能侵蚀那些无法以市场交易为中介的基本生活条件。对于福利国家的失败，私有化并不能提供一般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异常情况。人类社会秩序构造中的许多重要方面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我们在视觉范围内所能看到的是有形的活动。我们看不到可以带来替代方案的思想以及知情选择的计算。作为交换价值显示器的价格是可以测量的，但货币作为一般的价值衡量，却可能是极为贫乏的标尺。我们看不到弥漫在人们关系中的同胞“情意”，看不到通过使用语言彼此交谈以及在一起共同工作而获得的、随时间而增加着的相互理解。只有通过与有认知能力的参与者谈话，分享他们对一个个具体情况所持有的想法和情感，我们才能了解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这些不可见的方面。

对于那些其生活被卷入这些破坏性过程中的人来说，任何特定的个人都可能经历无穷无尽的适得其反的情况。远方的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所观看的是电视屏幕上演出的“新闻”，他看到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悲惨命运，觉得在理智上有必要鉴别出诸如贫困或者种族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考虑像金钱这样的补救措施。如果金钱的分配被视为问题的最终根源，我们就会把财富看成是人类痛苦的原因，这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景象当中。

指出贫穷及无家可归的原因的行动家提出了像转移支付这样的补救措施，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否认这样的关键证据，它表明花更多的钱对贫困和无家可归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物质上的效力。花更多的钱并不必然提高家庭或者邻里的生活质量。许多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个人的协同努力，例如教育、健康服务以及福利服务的许多方面都是如此。

道德风险和第22条军规的情境渗透到整个政治体制中，包括“司法”体制。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颁布一项法律来解决，这样的假定很容易陷入法律规定的荆棘中不能自拔。第一步是禁止某个一般类别的行为。第二步是描述一个界定得非常狭隘的行为范围，它是被准许的。准许需要求助于行政程序。如果立法阐述于有几百页的、全面的或者汇编式的法规中，并且补充以包含几千页的行政规定或者规章，就不可能有人了解法律所禁止、允许和要求的每件事情。

运用行政办法会将服务行为与强制和裁判的职能混合到一起。努力获得帮助以保障一项公共服务，容易伴随有陷入违反某个规则的危险。从公务人员那里寻求帮助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其程度可能使潜在的收益消失。

任何企业、自愿社团、公共机构和政府“下属”单位的活力都取决于数量众多的异质要素以互补性的方式被安置到一起。每个要素的不同属性都可能受到普遍规则的不利影响，它对于它们的持续经营可能起到反作用。法令与行政规则能够建立起一道使法治陷入危境的法律荆棘。有关人权的阐述方式有可能产生出奴役，作为其必然的法律补充。

我并不想暗示，我的猜测是“真正”的解释。人类的悲剧可以产生于许多不同的“原因”。我的观点是，为了理解，我们需要去研究、去探索、去调查。为了采取补救行动，那些生活于贫困文化中、沉溺于命令与控制体制的人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境况的性质，以及怎样做才能使之得到改善。那些在示威中敲锣打鼓和呼喊口号的行动家有可能带来一种使人发狂的公共戏剧效果，使得人民对彼此作战。同样的行动家有可能付出努力去赢得选举、创造支配同盟、享受胜利果实。我们需要批判的研究，而不是战斗的锣鼓。(www.chuimin.cn)

不幸的是，公共示威戏剧和大众传媒通讯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抽象的解释可能被认为是“真实”的。民主社会中的公职候选人对于公共舆论风向极其敏感，因为它是在党派政治的党派偏见中得以表达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法律”的语言纠缠于复杂而详细的规则与规章，它们整齐划一地适用于整个社会，这使人民承担风险，有可能成为某项“法律”的违法者;它诱使人民进入沉默和欺骗的阴谋中，走“后门”，走“地下”。法律成了诱捕的工具，侵蚀了信任、社会责任与相互理解。

秘密立法

养老金规则静悄悄地附录于贸易议案之后，预示着重大的变化

一些大公司赢得了关键性的让步，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花费

退休者可能受到沉重的一击

当去年末一个跛鸭议会为放宽对世界贸易的限制进行投票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129页的有关养老金的规定不得体地附录于那个议案的最后。

但自那以后，电话像大雨那样倾泻到福利顾问们和议会议员们的办公室，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些文件中包含着20年来最重大的有关养老金基金的变革。这些变化是静悄悄地滑入法律当中的，躲在试图偿付与此无关的引入全球贸易新规则的成本之后，在有关关税与贸易的一般协议的保护之下。

担惊受怕的雇员

除此之外，成千上万的雇员打电话给处理养老金福利的公司与经纪人办公室，问是否像他们所听到的那样，一部隐蔽的新法律……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钱包。

(Albert R．Karr和Ellen E．Schultz，《华尔街日报》，1995年3月15日)

3．官方语言的哲学

我所认为的新官方语言的哲学是在《追寻意义》(1989)一书中得到阐发的，它在其副标题中自称是“科学与哲学中的新精神”。我所谈到的这一卷是由帕沃·皮尔卡宁(Paavo Pylkk－nen)编辑的，其中有一篇论文，作者是斯利尼瓦斯·阿拉瓦姆丹(Srinivas Aravamudan)，题目是:《解构、躯体重要性和隐蔽的秩序;或者，大卫·博姆(David Bohm)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能够对话吗?》“它对于阐明一般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阿拉瓦姆丹告诉我们，雅克·德里达“采用‘解构’的形式，用他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形式，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Pylkkanen 1989，239—240)。按照对德里达的形而上学的这种解释，西方哲学是与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它“为了传达有关‘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隐蔽的记录，系统性地掩盖了其对语言和隐喻的依赖性”。为了阐明这种记录，阿拉瓦姆丹请读者考虑下面15对正好相反的词:

男人　　　　　　女人　　　

言谈　　　　　　书写　　　

在场　　　　　　缺席　　　

理性　　　　　　想象力　　

工作　　　　　　游戏　　　

源起　　　　　　衍生　　　

作者　　　　　　读者　　　

寄主　　　　　　寄生物　　

中心　　　　　　边缘　　　

意义　　　　　　语言　　　

灵魂　　　　　　肉体　　　

内　　　　　　　外　　　　

本质　　　　　　结构　　　

真理　　　　　　修辞　　　

哲学　　　　　　文学　　　

　　　　　　　（同上，240）

解构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西方哲学系统化地试图将第二栏的观念鉴定为低于或者来源于第一栏，是第二位的”(同上)。对立面的二分法可能隐匿了统治上的一种等级制。因而按照阿拉瓦姆丹的说法，“解构拆卸了二元对立面的威权主义，而代之以语言符号的异质的多样性、多价性和‘自由游戏’”(同上，241)。

“在场的形而上学”显然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中有其类似物——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像男人、女人这样的概念被认为构成了对立面，反映了隐蔽的统治等级制。妇女的解放被看成是一场将妇女从男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任何系列的二元差别都能排列成对立面，需要进行解构的斗争，以“拆卸二元对立面的威权主义”。二元的差别很容易转化为具有抽象性质二元的对立，它与有关整个社会的更一般的抽象联系在一起。作为分类图式，如同“解构主义者”所惊呼的那样，语言就被拆卸成了语言符号的“自由游戏”，产生了巨大的不连贯性。

如果人们用这样的政治对话语言来阐明他们的思想，表达他们对彼此所要采取的行动，而他们是归属于二元对立面的阶级的成员，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第22条军规的处境，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二元对立面会彼此进行斗争，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或者争斗双方的“共同毁灭”。如果社会的革命性重建的关键在于夺取国家权力工具，来“拆解二元对立的威权主义”，可以预料，具有或多或少隐蔽形式的内战会产生一种新的专制——一种新形式的民主专制。利益集团成了战斗着的派别。选举成了形式怪诞的政治戏剧，由行动家动员起来，他们是拉拉队队长，是鼓手。每个人都感到无助，他们充满了愤怒和焦虑，对在社会中盛行的疯狂束手无策。新官方语言是不是正在制造中的另一种形式的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