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脆弱性：概念模糊性与决策评估

2024-03-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社区必须作出一般的决策。在努力建立比较性的选择评估方面，不同的概念需要与不同的行为相联系。西尔勒认为，只有通过把游戏规则看成是游戏的组成部分，才能理解足球。

四、概念上的模糊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在《同意的计算》(1962)一书中，复活了一种对宪政层次的分析的概括，相对于集体选择层次的分析，宪政层次的分析在建立治理的界限与条件方面有其重要性。游戏的每一个回合都会有输有赢，不过，玩这种输赢游戏的人有可能通过一致同意建立公平游戏的规则。在宪政分析层次，我们将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统治，看成是人们治理民主社会时所进行的博弈的基本规则。只要基本的宪政规则得到尊重，多数统治可以用来进行集体决策。

如果我们承认，集体选择的宪政规定可以指多数或者多数投票规则，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指像市长、州长或者美国总统这样的单个官员的决策，这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两难。一般党派政治的模式会包含偏离宪法要求的动机。在高度分权的联邦政府体制中，面对新问题或者寻求某种改革方案时，会产生在具有创新潜能的宪法条文中寻求不同替代方案的动机。我以前在《水与政治》(1953)中曾经探讨过洛杉矶大城市地区水资源发展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探讨非常强调政治上的方案，既包括宪政选择也包括集体选择的考虑，在北美大陆边缘的沙漠地区，在公共事业上努力去建设一个“大都市”(还参见Blomquist，1992)。

那些在南加州大城市地区从事水资源开发的人所实践的公共行政，并不遵循官僚制行政的原则，官僚制行政依靠的是命令统一、有限的控制幅度以及在命令与控制体系中从一个单一的行政长官到最下级的职能部门的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制等概念。地方、州与全国政府的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更加接近于这样一种关系，独立的公共事业部门在可以被看成是“水产业”的体系中寻求合同关系(Bain，Caves，and Margolis 1966;V．Ostrom 1971)。在大城市地区，公共事业型企业在建立生活设施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的形式，这是一个推动力。

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所使用的分析模式，要依靠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和那些知晓公共事务的人的分析能力。一份名为《圣安那调查，洪水控制与保持》的工程报告表明，为了在关注水问题的人们中间建立和维持一种建设性的工作关系，那些不同的分析模式是如何被集中到一起的。

水务控制，以保证按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供给水，这是个工程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在工程完成之前需要的是有关“人的工程(engineering of men)”的问题。社区必须作出一般的决策。为了完成工程，社区的公共实体、它的半公共的水组织以及个人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团队，以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的利益，去立法，去创造一个有能力的组织去实施工程的解决方案(加利福尼亚公共工作部，1928，32)。

工程与水的供给有关，而水的供给影响到经济的潜力。公用事业的关键是有关“人的工程”的问题，它的主要方面包括:第一，用观念去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有的利益，这需要整个社区通过立法来表达同意;第二，创建一个有能力的组织，将工程解决方案付诸实施。为了使工程解决方案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建立一个能作出集体决策的能干的组织，对于它的建立来说，社区“立法”的计划与准备，具有宪政的性质。

“人的工程”这一短语是被当做演说词——隐喻——来使用的，指政治过程在构造关系模式上的作用，既缓解危险(如洪水)又实现机会(如灌溉)。“人的工程”是参与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将以前的转变为即将产生的事态，以塑造一种新的现实。政治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用从不同的分析模式中得到的观念来做想做的事情。

南加州大城市地区的水产业包含数百(如果不是数千)公共和准公共机构，它仅仅代表了该地区生活中公共经济的一个方面。由交叠管辖和权力分散为标志的组织模式构成了一种公共经济，它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有某些共同点，如果补充以一系列制度安排去处理矛盾，获得矛盾解决办法以及进行绩效监督的话。在秩序结构中“人的工程”似乎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取向。这种体制的绩效如何，这是个经验问题，可以参照绩效标准来界定。在努力建立比较性的选择评估方面，不同的概念需要与不同的行为相联系。加州水产业的组织模式与例如TVA(田纳西谷地当局)有着鲜明的区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众的注意力对后者相当入迷(Lilienthal，1945)。

也许，政府体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概括、被构造，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这些方式对于人们可能实现的生活方式和潜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也许可以假定，治理体制彼此之间的差异与人类社会中各类球类运动的差异同样大，不同的球类运动取决于不同的规则、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球、在设计不同的“场地”和“场所”上进行。玩板球的策略选择与玩美式足球的策略选择会有很大区别。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简单的、普遍的球类运动。威尔逊的建议——“躲开理论，依靠事实，不允许(自己)被(游戏)要成为怎样的知识所迷惑”，对于理解不同的球类运动，可能不是个好建议。在民主体制中，人们要行使基本的权力去制定“法律”，尤其要制定与政府专有权有关的“政治性法律”，这一问题尤其关键。

约翰·西尔勒(John Searle)，一位关注语言研究的哲学家，对威尔逊有关避开理论关注事实的设想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在《言说行为》(Speech Acts)中，西尔勒区分了“裸事实(brute facts)”与“制度事实”。“裸事实”也许存在于自然中。西尔勒揭示出“一群经过高级训练的观察家”可能会怎样观察作为“裸事实”的美式足球，他们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模式，可以将其描述为“周期性的聚集规律”。(www.chuimin.cn)

……在具有统计学规律的间隔中，穿着相同颜色衣服的有机体就聚集在一起，差不多成圆形(挤成一团)。而且，在差不多相同的间隔中，圆形的聚集后面跟着线形的聚集(队伍排成一行准备开球)，线形的聚集后面跟着的是线形的相互渗透现象。(1969，52)

观察“裸事实”，发现周期性的聚集规律，这对于理解美式足球并无助益。西尔勒认为，只有通过把游戏规则看成是游戏的组成部分，才能理解足球。只有通过人类社会中制度安排的结构性特点才能理解“制度事实”。在试图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时，我们需要关注“制度事实”的结构性特点，“制度事实”不可能局限于纸面文字。我们需要关注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在构造秩序时为何要依靠规则规范的有序关系以及如何依靠?制度安排具有人为性的特点，它的关键在于，通过规则语言所表达的观念如何用来构造人们的关系模式。踢足球，看足球，理解球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依赖于对游戏规则、对根据公平的标准实施这些规则，有共同的认识与理解。

如果在被称为“民主”的、适用于生活的不同场景的博弈中，公民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基本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就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官员对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负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公民在承担他们的责任时对彼此负责?如果获胜的集团控制了政府机构，就会发生麦迪逊所关注的多数暴政。如果那些行使政府专有权的人试图解决生活中碰到的一切问题，使人民免于关注思想和生活中的困境，就会发生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专制，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智识状况就会面临险境。

依靠单一的、大包大揽的政府单位，把它当成是“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的人，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解决矛盾的过程，去追求和调停彼此矛盾着的利益。这样的过程需要运用观念去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利益，构造共享的理解，了解在自主治理的关系共同体中如何通过反思和选择来处理生活中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就其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的秩序构造而言，它们引发了语言与文化——众多构成了其思想性格的观念——的作用问题。生命的代代相传意味着，下一代的儿童需要通过在家庭和社区的环境中与他人交往，来学习民主的生活方式中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没有孩提时代。在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使自己准备好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的生活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经验。没有养育和教育儿童的适当安排，后代的公民就可能会失去与公民身份的科学——政治科学相适应的道德理解与知识，而这些对于他们发挥公民的作用是必需的。

与英国政府有关的议会制政府的游戏，和《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所概括的美国联邦主义的游戏可能有非常大的区别，就像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所说的“足球(football)”是根本不同的游戏一样。英国议会制政府中的官僚制行政原则直到20世纪才在英格兰的公共行政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假定在民主共和国中，议会制政府和官僚制行政是政府的真正形式，就像是假定，德国足球或者英式足球是足球的真正形式，或者法兰西共和国是民主的真正形式一样。如果参与者、官员和观察者都不确定，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游戏，我认为结果就是巨大的混乱。20世纪，在美国社会中，有关美国政府体制的构造就盛行着这样的混乱。参与者、官员和观察者用不同系列的观念赋予美国生活方式以意义。相互信任让位给了混乱与不信任。

“联邦形式的政府”将大共和国的好处与小共和国的好处结合了起来，甚至可以扩展到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选区共和国”(ward republics)，它与由总统的行政办公室督促、监督和管理的政府体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托克维尔所注意到的，后者产生了“一些非常离奇的现象”:

民主国家在把自由引进政治领域的同时而加强行政领域的专制以后，必然产生一些非常离奇的现象。一些只凭常识就可以处理的小事，它却认为公民没有能力办理，而要亲自承揽起来。但在事关全国的政务问题时，它又赋予公民以无限特权。于是，它时而把主权视为玩具，时而成为主权的主人;而国家元首的权力时而比国王还大，时而又不如普通老百姓。〔1945(1835—1840)，2:321〕

在“向贫穷开战”伊始，就已经引诱着贫穷在预期会是“受益人”中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所谓破碎家庭和无家可归者的“下层阶级”，两者成了美国社会中心城市的标志。倡议“向贫穷开战”的统治阶级成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一代人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书名:《失去的根基》(Murray，1984)、《梦想与梦噩》(Magnet，1993)、《重新思考社会政策》(Jencks，1992)和《好日子与它的不满》(R．Samuelson，1995)。

在美国治理体制中发生了一些基本的转变，从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显著特点的体制，既具有大共和国的优势又具有小共和国的优势的体制，转变成了总统制政府，其运作要依靠总统执行办公室对数不清的机构进行指导。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公民都被认为是平等而相似的，他们都试图获得琐碎和平庸的快乐，以此填充他们的生活，同时又把政府看成是他们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这些转变揭示出，我为什么要从研究“政府”开始，进而去研究观念、语言和文化在民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的作用问题。要理解托克维尔对“民主专制”(相对于多数暴政)的诊断，需要注意语言和文化在构造人民的“心灵特征”、塑造他们的“整个道德与智识状况”中所起的作用。

这些转变大约是在十代人的时间里发生的。生活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在南加州沿海平原上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了巨大的都市。仍然困扰着人们的是这样一个转变，从一个拥有乡镇和司法程序的自由的、自主治理的社会，其中公民们既参与他们共同关心的事务，也对法律对于社会的适用性和法律的实施提出自己的判断，转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依靠所谓的“政府”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民主制度脆弱性：概念模糊性与决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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