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验的探索成果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二、探索美国实验的意义

1．设计的概念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Hamilton，Jay，and Madison(1788)n．d．〕和费城大陆会议的参加者们所采纳的路径，假定了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他们对于邦联的失败给出了诊断性的评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政府统治政府，依靠对集体强加惩罚来维持秩序，正义就不会实现。对集体施加惩罚将改正的重担加在了无辜的旁人身上，而不是加在对错误做法直接负责的人的身上。为了纠正这一缺陷，必须重新塑造“结构(fabric)”——关系的组合，使每个政府单位都与单个的个人联系起来。麦迪逊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各州宪法都看成是伟大的实验，去建立“迄今在地球上尚未有其模式的政府的结构”(同上，85)。注意，在此，“政府的结构(fabrics of governments)”用的是复数。

设计与实施这样的实验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语言所固有的模糊性之幕。

……人们相互传达思想的媒介也增加了新的麻烦。语词是用来表达观念的。因此，语言的清楚明晰，不仅要求明确形成的观念，而且需要用完全符合这种观念的明确语词来表达它们。但是没有一种语言是如此丰富，以致能为每一种复杂的观念提供语词和成语，或者如此确切，以致不会包括许多含糊表达不同观念的语词和成语。……这种不可避免的不精确的程度大小，将视所界定对象的复杂性和新奇性而定。如果全能的主亲自屈尊用人类的语言对他们说话，尽管他的意思一定是明确的，但通过传达的模糊媒介，也会使他的意思弄得含糊不清，疑问多多。(同上，220)

因而，对他人的意见和看法，需要给予“宽宏的考虑”，对那些“过去的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意见和看法，也需要这样，而不要“盲目尊崇古人、习俗或名称，否决他们由自身的良好感觉、对自己境遇的认识以及自身的经验教训而得到的启发”(同上，85)。只有根据实验，人们才会产生愿望，愿意参与实验以确定观念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的这一关系是约翰·杜威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哲学的基础:猜测、假设和概念确实会起作用吗?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所进行的分析，尽管其特殊之处与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情况有关，但其背景却与人类社会——整个人类——有关。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文章的开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与美国实验有关的基本问题。

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同上，3)

一系列的论文解释了能够解答这一疑问的实验的设计，即人们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体制。这些文章是讲给纽约州人民听的，而不是说给哲学家听的。然而，他们谈论问题时却敏锐地意识到政治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哲学家们也可以仔细审查这些文章的价值。如果人类社会要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政府体制，它们需要建立的是研究的文化，而不是命令与控制的文化，后者受到那些热衷于操纵艺术的人的支配。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适当过程对于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必要的。

在这一构造下的人类社会并非确定的体系。它们的创建需要依靠观念去应对变革的问题，在未来的努力中，从曾经的状态过渡到未来的状态。创造性的努力需要对当前的条件有确定的知识，知道如何通过自觉的行动改变它们。对于纽约州人民来说，变革的过程所关注的是，在即将成立的有限的全国性政府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对社会责任模式塑造一种共同知识和共享理解的体系。

用来概括美国政府体制设计的基本原理，不是依靠与机遇和强力的紧急状态有关的命令和控制的体制，而是依靠孟德斯鸠的“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概念〔1966(1748)，200〕，把它当成基本的宪政原则。麦迪逊在下面的陈述中扩展了这一原则。

在组织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时，巨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用相反的和敌对的利益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这个政策可以从人类公私事务的整个制度中加以追溯。我们看到这一政策特别表现在一切下属权力的分配中，那里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在分配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明智的发明更需要了。〔Hamilton，Jay，and Madison(1788)n．d．337—338〕

总起来说，这样一个体制会用权力去制约权力，通过延伸到人类事务的整个体系的相反的和竞争的利益来做到这一点。较好动机的缺乏意味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机会主义盛行于公共事务中。这样的体制在僵局面前显然是脆弱的，除非在塑造和重新塑造新出现的秩序模式时，用观念来表达各种可能性，在这样的研究文化中，通过矛盾解决过程去解决矛盾。在《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我力图根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在解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设计时所提供的分析和论证，重构他们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这一设计所针对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更为一般的构造中的一个实验，它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实验而已。

2．实验之解释

当美国的实验进行到19世纪30年代时，两名法国观察家——古斯达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一实验的出色解释。博蒙的小说《马丽:美国的奴隶制》〔1958b(1835)〕对美国文化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解释，而他的题为“论黑人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的社会与政治状况”〔1958a(1835)〕对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偏见作出了富有见解的评论，尽管如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只参考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945(1835—1840)〕的相关部分。

在第一章《北美的外貌》的最后一个过渡段，托克维尔给读者提供了接下来要谈到的基本推动力的一个线索。

就是在那片土地上，文明人已在进行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的伟大实验，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所没有出现过的壮观。〔1945(1835—1840)，1:25〕

托克维尔在第二章所说的“几乎可以开启全书的钥匙”(同上书，1: 28)的观念，可以在清教徒的盟约神学(covenantal theology)中找到。《五月花号公约》表达了这一关键性的观念，在公约中，参与者“在上帝和彼此面前”作出承诺，“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同上，1:35)。foedus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意味着“立约(to covenant)”。盟约神学也称“联盟神学”(federal theology)。因而治理的联邦(federal)体制也就是治理的盟约体制。在一本名为《托克维尔》的传记中，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认为:“通过写作《论美国的民主》(1835)，托克维尔试图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推翻在欧洲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观念。”(1994，41)

在界定“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的伟大实验”时，托克维尔把它的基本原则等同于“人民主权理论”〔1945(1835—1840)，1:55〕。他把主权定义为制定法律的权利(同上，1:123)。制定适用于政府结构和行为的“政治法律”(同上，1:55)的权利属于要进行立宪选择的人民。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区别于国家外在于社会，或者“统治权力……部分地属于人民，部分地又不属于人民”的情况下(同上，1: 55)，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这就是推翻国家观念的挑战的性质。

制定法律，特别是制定运用于政府行为的政治法律，需要对此有清醒的、反思性的意识:在同自己平等的人们进行联合时，实现自己的地位而又能代表他人，这意味着什么?作出人际比较的规范研究方法只有依靠语言和文化的资源才能得以实现，而语言和文化资源在人类创造的世界中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托克维尔的分析开启的是人类有关创造性潜能的最深层的意识。(www.chuimin.cn)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是对已经进化到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政府体制的分析。在评价用来设计美国实验的基本观念的关系方面，我在此只谈结论性章节中的关键性看法。有关托克维尔对美国联邦体制的分析在《美国联邦主义的意义》(V．Ostrom，1991)一书中有更深入的论述。在识别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的要素时，托克维尔将宗教放在首要的地位，把它看成是“政治制度中的头一个”，尽管它不参加“社会的直接管理”〔1945(1835—1840)，1:305〕。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宗教集会，通过在家庭、邻里、社区和社会的社交圈子中实践宗教戒律而体会到盟约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托克维尔对“多数暴政”的危险提出警告，把它与各州内部的政府结构视为一体(同上，1:269，n．6．)。多数暴政也曾是麦迪逊的论述所关注过的关键问题。对麦迪逊来说，在依靠多数投票的政府体制中，多数暴政是最严重的共和病。如何保存“平民(民主)政府”的形式和精神，确保“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免于多数派别的威胁，是“我们研究的一大目标”〔Hamilton，Jy，and Madision(1788)n．d．57—58〕。对托克维尔来说，尽管这一潜在危险在19世纪30年代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他还是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分析和评论。

在对美国民主的总结性评论中，托克维尔指出，三个“原因”或因素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按其重要性，第一个是“生活习惯和民情”〔(1835—1840)1945，1:288〕。他用拉丁词mores来指民情，这个词不仅指“心理的习惯，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观点，以及构成他们心灵特性的诸多思想观念”。他接着说:“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同上，1:299)根据托克维尔对人民的民情与习惯所赋予的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将宗教看成是政治制度中的头一个，尽管它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的管理。在塑造可称之为“心灵和思想的习惯”的过程中，如果补充以家庭、朋友、邻里、学校教育的作用，宗教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传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心灵和思想的习惯对于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至关重要，即人类社会能够建立这样一种政府体制，它可以用反思和自由选择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

托克维尔把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的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归结为“法律”(同上，1:288)。在此，托克维尔似乎更关注“政治性法律”，也就是适用于政府模式的法律。他认为，对维护民主来说，“法律”的三个方面比其他方面来得更加重要:首先，“政府的联邦形式”使得“联合体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和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结合起来”;其次，“乡镇的制度，它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第三，“司法权的结构”，公民作为陪审员直接参与法律的使用和实施(同上，1:299)。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作为陪审员而参与审判“教育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他”(同上，1: 284)。将大共和国的力量和许多小共和国结合起来的联邦联合体的观念已经为孟德斯鸠所提出，作为平民政府战胜外部侵略和内部不足的双重威胁的方式。孟德斯鸠的论述是关于邦联(confederation)的，而美国联邦体制的设计可以这样来加以概括:它是用来解决与政府统治政府有关的基本概念问题的一种方式。

维护美国民主的最后一个但并非无关紧要的重要因素，是“上天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同上，1:288)。在陷入战争困境和追求帝国统治的欧洲不存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为了使民主共和国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在其他所有国家建立相似的制度。”(同上，1: 229)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有其局限，可能导致失败。一个基本的文化特性可能使美国民主陷入极大的困难:全部美国人包括两个种族，而不仅仅只有英裔美国人。土著美洲人受到驱逐，由于传染病，人口大量减少，其原始生活方式被破坏。托克维尔看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奴隶制问题，奴隶制把非洲人当做奴隶来进口，使他们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样，在一个社会中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种是奴隶主的文化，一种是奴隶的文化。奴隶制既贬低了奴隶的劳动，也贬低了他们主人的劳动。这样的情形不可能由于构造自主治理的社会而得到调和。

多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由主人和奴隶所组成的社会的异常性，使得美国民主的活力前景堪忧。这样的社会能否存在下去，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以判定向遥远的未来延续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能否重新塑造心灵和思想的适当习惯，维持一种研究的文化。因为人是会死的，记忆随死亡而丧失，后代有可能意识不到美国民主的活力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条件。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如果人们根据自然的倾向行事，民主社会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于“多数暴政”的“民主专制”的新形式。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研究文化将会让位于“简明的一般观念”，它们假定了这样“一个大国”，其中“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力……亲自直接领导全体公民”，这个国家“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因为每个公民都把他人看做与自己相同，“他不理解应用于一个人的法规为什么不能够同等地应用于其他一切人”，“对他来说，立法的统一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同上，2:289)。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把政府想象为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同上，2:291)。这是詹姆斯·麦迪逊所论述的原则反题，这个原则关乎的是“组织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的问题。好像人可以选择由天使来统治。这样的情况尤其容易受到操纵的艺术的控制。

托克维尔在名为《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的一章中提供了以下对于民主专制的特点的描述。

首先引起人们震撼的是，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么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并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

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和不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往往把这一切视为恩惠。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同上，2:318—319)

在这样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得出结论:“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低能，早晚会使国家倒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便是不久又伏在一个独夫的脚下。”(同上，2:321)托克维尔所诊断出的共和病甚至比麦迪逊的多数暴政更为严重。

用麦迪逊有关共和病的隐喻来说，多数暴政可以看成是一种政府病。党派的联合会寻求狭隘的党派利益，而损害更为一般的公共利益、少数派的利益和私人权利。与此相反，托克维尔所称之为民主专制的却是人民的疾病。人民的疾病的特点是诸如贪婪、嫉妒和无助感这样的恶习。也许，一个民族的最致命的不幸莫过于集无助、嫉妒和贪婪于一身。在试图赢得选举和组成获胜同盟时求助于政客，这些特点就可能逐渐产生出来。如果人民的疾病产生依赖性和某种奴役状态，人民不再拥有自主的能力以适当的方式改变他们的宪政安排，改革他们的政府体制，民主体制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如果共和病既困扰政府也困扰人民，就完全不清楚民主社会如何保持其纠错的潜力和自主治理的能力。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并不是只关注在北美大陆上发生的异国实验。毋宁说，他关注的是在人类日益平等的环境条件下民主社会的活力问题。他的期待是要发展“新世界的……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同上，1: 7)。这种新的政治科学要使人们能够将自利的理论与规则规范的有序关系(rule—ordered relationships)体系相适应，这个体系会将他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同上，1:11)。“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之正确的理解，是通过发展一种结社的科学和艺术而达到的，这种科学和艺术使公民以这样的方式行动，个人利益能够加入到交互性的和相互补充的各种利益模式中。民主社会的构造是人类技艺(artisanship)的产物，其中“自由、公共的和平以及社会秩序离开教育便不复存在”(同上，1:214)，这种教育大抵说来是同自主治理的社会中的公民精神相适应的。

如何应对民主的专制，这是托克维尔提出的挑战，它针对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还包括民主社会中一切向往自由的人民。托克维尔的分析指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异常现象。自主治理社会中的民主的人民，如果按照“自然的”倾向行事，有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某种形式的奴役——较温和的奴隶制形式。弗利德里希·冯·哈耶克(1944)把这一现象等同于通向奴役之路，其标志是观念与行为彼此关联的方式达到了这样一种转变，其中对于人这种动物——“一群胆小的、勤恳的动物”——的驯化被看成是有利于对幸福的追求的。

这种温和的奴隶制形式能否无限期维持下去还存在着疑问。奴役可以与幸福并存吗?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其名为《政治党派》一书中对现代社会中的寡头政治倾向进行了社会学研究，该书的最后一段也许反映了在较为自由的制度和奴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

民主的历史潮流就像是一个接一个的波浪。它们总在同一个浅滩中断。它们总是重新开始。这种持续不变的景象既令人鼓舞，又使人灰心丧气。当民主体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们就会逐渐经历一些转变，会接受专制的精神，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接受了专制的形式，而在开始的时候它是如此激烈地与这些东西作过斗争。现在，新的责难者产生了，要谴责叛变者;在一段时间光荣的论战和不那么光荣的论战之后，他们通过与过去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而告终结;然后，他们又受到新的敌人以民主的名义所进行的攻击。有可能，这种令人痛苦的游戏会永远持续下去。〔1966(1911)，371〕

以努力奋斗和背叛为标志的这些模式为什么会发生?它们是否反映了欺骗、自欺和各不相同的机会主义策略?它们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民主过程的组织方式，并使这一过程受到操纵。民主是否注定会摇摆于为自由而奋斗和奴役状态之间?这些因素使民主制容易遭到破坏。是否有可能通过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去达到一种更为稳定的进程?是否可能通过政治程序打造共同的知识和共享的理解、建立社会责任的模式、维护相互信任?

美国历史的奥德赛之旅目睹了在“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岁月里，多数暴政的威胁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那是在内战结束后，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那时，出现了与铁路、电力、电信、煤气等公用事业相联系的大企业，它们开始跨越整个大陆〔V．Ostrom 1987(1971)，chap．8〕。莫伊谢伊·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在其《民主和政党组织》〔1964(1902)〕的第二卷，详细考察了有关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问题。他的研究是以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的范围广泛的调查为基础而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