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观念和行为的关联性：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与研究成果

2024-03-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这一研究的第一步，我们有必要承认，用来概括问题的观念可能与行为无关。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联结可能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的连贯性。我们所使用的语词和我们据以工作的观念是人类现实中最具根本性的部分。

一、语词、观念和行为

在政治讨论的领域，谈论抽象的观念真是太容易了，似乎观念的世界属于所谓“意识形态”的领域，当说到人类事务中的实践问题时，可以不涉及成败得失。从这一视角看，实用主义意味着做任何能获得成功的事情。困难在于如何区别成功或失败，以及成功或失败所适用的对象。

在民主社会，政治领域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赢得选举、创建获胜同盟、声称获得人民的授权以及享受胜利果实。正如米罗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强调的那样，这样的环境提出了有关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要理解人们据以行动的观念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这是关键。

如果一个概念用来指导行动，而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观念与行为的关系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大致说来，采取一项政策隐含着对问题概括方式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对如何解决问题的选择。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1938)来说，一项政策就是一个假设。对假设的检验要看从据以行动的概念中是否产生出了所预料的结果。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1969)以相似的思路把改革看成是实验。如果每件事情都与主要领导人的期待不同——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这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领导人可能会获得成功，而他们的政策却遭到失败。这样的矛盾往往与压迫性的、独裁的政权有关。但是，如果观念含糊不清地指所谓“意识形态”，如果成功是通过赢得选举、组成获胜同盟以及享受胜利果实来衡量的话，民主体制对于类似的问题也可能是脆弱的。

作为这一研究的第一步，我们有必要承认，用来概括问题的观念可能与行为无关。行为与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可能存在错位，这会使人类理性陷入危机。那些想赢得选举的人有动力去讨好投票者。抽象的口号可能打动人心。政治家总是试图塑造讨人喜欢的形象。然而，一旦当选，决策是在那些组成获胜同盟的封闭的小圈子里作出的。公共讨论可能不知所云，说给公众听的是华丽的泛泛而谈，而决策则由获胜同盟的成员秘密作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严重的危机业已存在。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联结可能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的连贯性。语言可能失去意义，盛行的是模棱两可和一片混乱。党派政治的通常模式能够败坏我们对语言的使用，败坏我们的生活方式。

美联储“白皮书”指出经济疲弱的迹象

他的经过小心翼翼地忖度过的含混不清的言辞包含有足够多的暗示和警示，给美联储留下的空间使它能够作出任何决策。而这似乎就是阿兰·格林斯潘先生所想要的。在谈话后回答提问时，他说:“我越来越担心也许我说得太清楚了。”格林斯潘先生说，他已经掌握了“美联储式的语言”，其目的是“咕咕噜噜地说出前后极不连贯的话”，这引起了由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组成的听众的一阵阵笑声。

(Keith Bradsher，《纽约时报》，1995年6月22日)(www.chuimin.cn)

获胜同盟隐蔽的议事日程和行动创造出迥然不同的机会与负担，它们完全脱离公共讨论和公众舆论的期望。这些情况包含着惊讶、失望、幻灭、疏离以及不信任的潜在可能性。如果人民被当成乳臭未干的孩子，被那些从事“操纵艺术”的人玩弄，基本的信任与公正的方面就会面临危机，而对于思考观念与行为的关系以及民主社会和文明的活力来说，这些都是必需的。这些情形就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假定民主的人民践踏文明、变得脆弱的情况。〔(1835—1840)1945，2:47〕

由欺骗、策略性的机会主义和不信任所招致的情形，反过来又会引起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范式的转变有可能发生，而范式是构造思维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框架。范式转变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总是存在着疑问。范式的转变可能是生产潜能的新的喷发机会，也可能是对乌托邦幻相的另一种追寻。那些许诺“解放”和“拯救”的后继者必然受到凡人的脆弱性的困扰。随着领导人的相继继位，许诺被现实的考量所左右，它们必然屈服于想要获得胜利和享受胜利果实的诱惑。政治的世界可能既吸引那些自认为认识了真理，并试图引导他人走向拯救的人，也吸引那些想享受胜利成果的人，就像在温暖的夏日，一罐蜜糖引来了蜜蜂一样。人类不可能以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认识真理，他们最多只能详细探究，作出主观论断。按我的判断，用柏拉图的隐喻来说，人类命定只能学会阅读洞穴墙上的影子。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就是我们用来表示、表象“现实”，使之符号化的语词，我们用语词将思想与行动和人类所成就的一切联系起来。终极的自负以及欺骗和自我欺骗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认为人能够直接看见真理之光，能通过使用语词向他人解释通向拯救之路。

我们所使用的语词和我们据以工作的观念是人类现实中最具根本性的部分。我们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思想、行动、做我们所希望做成的事情，这些都被语言的模糊性所塑造。我们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要通过语言的习俗和经验来表达，以它们为媒介，它们是人们在彼此交谈、相互关联和共同工作中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和文化的具体情况涉及这样的内容:人们所认为的知识是什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在设法做什么的时候，如何与他人打交道。

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构造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在语言表达中所使用的词汇具有模糊性，这向我们揭示出了最根本性的异常性。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托克维尔认定上帝可以分清一切事物，而“无需为了思考的极大方便而将大量的类似的东西置于同一形式之下”。结果，“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反而证明其软弱无力……一般观念也有其值得称赞之处，即它可以使人同时对大量的事物作出迅速的判断。但是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向来只是不完整的概念，它使人理解到的东西失去与其综合性同等程度的准确性”(同上，2:13)。

在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中，通过运用观念，通过人们彼此之间的共同工作，语言的中心地位以及语言的模糊性会有所弱化。通过与他人交往和合作，我们能够有所成就，这意味着行为是对观念的重要补充。共享的知识和理解并不仅仅来源于观念，而是来源于观念和行为在所成就的事情当中彼此互补的方式。将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反思在可知的、可理解的领域中成就了什么，只有通过这样的共同经验，语言的中心地位和模糊性才有解决之道。

在决定知识的可靠性方面，人们使用观念的语境，人们彼此采取行动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实验不能自动完成，产品也不是自己生产出来的。睿智的、理性的行为需要技巧，以便在某个环境中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实现预期中的结果。如果不仔细留意所需要的条件，人们就做不出砖块，也做不成面包，两者的制作包含着相似的程序(Fathy，1973)。如果缺少知识、技巧和理解能力，我们能够指望在一片混乱中创建和维持民主制度吗?我们所要做的每件事情都需要知识、技能和理解能力，以运用当前的手段达到某个未来的具体利益——这是托马斯·霍布斯对权力(power)一词的意义。^[1]这些条件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当中。不存在普遍的、不受一定语境限制的人类活动领域。

如果存在动机故意将意义弄得晦暗不明，所有语言中所固有的模糊性就会被极大地强化。这样的动机既存在于所有的政治体制中，也存在于人类生活的纯粹私人化的方面。个人的想入非非并不必然具有什么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而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处理个人的想入非非，包括对思想的沉醉，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性质直接影响到由许多人所分享的公共生活的性质。如果公共事务要告知人民，如果人民是基于信任和互惠有理智地采取行动，而不是在策略性的追求中基于欺骗和相互勾结采取行动，观念和行为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一直以来，我都致力于探索政治科学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就美国“实验”弄清楚观念与行为的关系，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

语词、观念和行为的关联性：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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