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积极错觉的人们在战略性错误中获益的终极解释

2024-03-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积极错觉可能没有一个人比谢林·泰勒和她的同事对我们深入理解人们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策略性的错误更有帮助的了，他们进行了对于“积极错觉”的深入研究。就是说，我的观点将是对这种现象的终极解释，这并非是对于任何积极想象对心理健康益处的解释，而是对犯错误带来战略性利益的解释。这些错误可能由一些机制造成，比如选择记忆：我们更倾向于去记住那些说明我们有积极

积极错觉

可能没有一个人比谢林·泰勒和她的同事对我们深入理解人们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策略性的错误更有帮助的了，他们进行了对于“积极错觉”的深入研究。在一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泰勒和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争论道，相对于常规的智慧，正确并非总是好事。他们举证来说明人们（1）认为自己比实际拥有更多的受赞许的特质，（2）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事物比其实际能控制的要多，（3）相比实际情况的证明来看，对未来持更乐观的态度。他们关注错误的价值，更关注对于一个人心理健康有利的信条。这里，我关注的不是心理健康，而是这些系统的适应价值，正是这些适应价值使这些系统产生了系统化错误。就是说，我的观点将是对这种现象的终极解释，这并非是对于任何积极想象对心理健康益处的解释，而是对犯错误带来战略性利益的解释。

首先，人们大体上认为自己比实际上要好。大概有一百万SAT考生回答关于不同特质的相关问题。这些特质包括诸如领导能力、运动能力，以及和他人相处的能力等等。显然，这些题目是主观的，结果可能出现最大程度的波动。并且波动确实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作答的学生中有25%的人表示他们与人相处的能力处于所有人中的前1%。

在这个领域，我最喜欢的研究之一是在1965年做的一项研究。研究中，要求分别由50人组成的两组人评价他们自己的驾驶技巧，不出所料，两组人都给出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慷慨评价，并且两组评价的平均数“几乎相同”。考虑到驾驶技术是个主观的评价，这个结果似乎并不太令人吃惊。但如果看下面的信息的话，你可能就会惊诧了。其中一组是由50个曾经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受伤住院的人组成；这50人之中有34人经警察认定对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其中22起交通事故被定级为“撞到固定物体”或者“翻出车道”。显然，撞车的现实不足以让人们对自己真实的驾驶技术有所认识。事实上，一个更新近的研究揭示，在对驾驶技术和安全性测量的自我报告中，那些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他人受伤被送到医院的人在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时，给出的结果和上面实验中的监控组给出的一样。

这个影响是广泛的。在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马克·阿里克（Mark Alicke）和他的同事要求学生在一些特质上进行自评，其中包括20个积极的特质和20个消极的特质。并要求其中一组被试从抽象上，即相比于平均水平，来评价自己；而要求另一组被试与一个特定的但不认识的人进行比较，当他们填问卷的时候，这个人和他们在同一间屋子里。结果是，前一组的40个被试中有38个、后一组的40个被试中有31个，评价他们自己在积极特质上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在消极特质上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与一个平均水平的大学生相比，人们自评成绩相当低的一个特质是“说谎者”。

近来，伊拉诺·威廉斯（Elanor Williams）和托姆·吉洛维奇（Thom Gilovich）（后一位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他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统计学老师，现在我把他视为我的朋友）做了一些拓展这些研究的工作，即询问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比实际要好。他们采用了一个精巧的方法。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推测，与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学生相比，自己在一系列特质上所处的位置。其中一项特质是智力。实验者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两个赌注中选一个。其中一个是，仅从一个缸中随机拿一个筹码，在这里他们有X%的机会赢得1美元，X是被试估计的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中的排名。即如果被试说他认为他比其他60%的康奈尔学生聪明，那么他就有60%的机会赢得1美元。另一个赌注是，如果被试说他认为他比其他60%的康奈尔学生聪明，他则被告知，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将被随机选中，并且这个人如果实际上没有他聪明（通过一个测试得知），他将获得1美元。也就是说，他的运气可以由随机从罐子中抽取的筹码决定，或者由随机抽取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决定。

假如每个人对他自己排名的推测都是十分准确的，那么在这个例子中，两个赌注是等价的，被试对这两种赌注间的差异并不关心。但是，假如被试高估自己的排名，推测说自己比60%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要聪明的那些人实际上只比10%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聪明，而且他们对此也很清楚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从缸中抽一个筹码而不是随意地选一个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和他比较分数，因为这样将会有更多机会获胜。(www.chuimin.cn)

结果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认为他们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而且推测他们在四个值得拥有的特质中（聪明、创造力、成熟、积极）排在那60%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之前。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一推测，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并不总是选择第一个赌注，即从缸中抽取筹码，这说明他们真的认为他们是处于他们推测的位置。

“真的么？”稍后，我们会使用经济选择来评价什么是人们真的想要或者喜欢的，但此刻，我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假设每个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将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高估了10个百分点，而且参考现有数据，这大致是正确的。如果选择“错误”的运气，也就是并不通过随机抽取筹码，体现被试输掉的赌金是5美分。对于上述4个特质而言，只要花20美分，被试就可以对实验者始终表现出他“真的”相信他如自己一开始所说的那样聪明。（事实上，这个赌金甚至更少：实验中被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实际上他们也不能获得他们选择的赌资收益。反之，在这项研究的最后，每个人从一个罐子中随机取出一些钱，大约是0~4美元，作为参加实验的酬劳。实际上，没有一分钱和赌博有关。）

第二，回到某人“真的”相信一些事或其他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上来，可能是这些模块导致了赌博行为是不正确的，即膨胀了某人的特质，但在别处这些模块有其他的表现，其中可能有些是正确的。发现人们愿意支持一个自我膨胀的观点，似乎不是在谈是否存在有一个更精确的表征潜伏在模块化的大脑内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真的是在不同模块下拥有两个信念，一个是客观的、另一个是自我膨胀的，在这个例子中是那个膨胀的在起作用，那么在我看来很难说这个有着错误信念的模块就是更有价值的一个。

这些错误可能由一些机制造成，比如选择记忆：我们更倾向于去记住那些说明我们有积极特质的事件；那些给我们带来阴影的事件则似乎更易于从记忆中消退，至少很难去回忆起来。当判断和预测自己以及他人的时候，由于存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事实是，我们能记住积极的事而不是消极的事这一现象有待解释，而我推测的答案是我们的宣传模块是按战略性错误来设计的。

最后，这篇文章中最出彩之处是这样一个让人高兴的循环：我们做出认为我们优于平均水平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在我们认为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并不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抽取一个大学生的样本，告知他们存在上述讨论的偏差，并问他们有多大的可能性出现偏差，他们则一律判断他们比平均水平的美国人更不易受影响。这些学生说：别的每个人都是有偏差的，而我是客观真实的，并且，是的，我真的是这样的。

具有积极错觉的人们在战略性错误中获益的终极解释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