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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危险信息或带来社会责任

【摘要】:有些信息会带来危险拥有某些信息会带来有着微妙而广泛影响的社会性问题。所以接收到某些新信息可能会给你带来此前没有的社会责任。在小男孩告诉你这些信息之前,对一只猫的生死袖手旁观并不会在名誉上受到任何损害。科尔文将这个基本概念运用于他管辖区域的禁毒法实施中,规定某些区域不能抓捕贩毒者和吸毒者。在军队里有同性恋倾向的士兵会被终止服役,而所谓的“不问,不说”政策[6]使士兵远离这些信息。

有些信息会带来危险

拥有某些信息会带来有着微妙而广泛影响的社会性问题。我将要讨论的内容是:在感知到责任的情况下个人的社会名誉的问题。很多哲学家,尤其是康德,对此有广泛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只大概地评论一下。

人们没有履行职责的话,名誉将受损。如果你能够救一个溺水的儿童,并且自身的风险也不大,人们会认为你有责任去救人。所以接收到某些新信息可能会给你带来此前没有的社会责任。

假设你站在一栋着火的房子前面,因为你富有同情心,所以你为别人的财产损失而感到难过。很好。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过来,指给你看一只困在里面的猫。透过烟雾,仍然可以看见它就在窗边。这时,房子的出口已被火焰堵住了。现在,权衡一下做一个救猫英雄的利弊吧。在小男孩告诉你这些信息之前,对一只猫的生死袖手旁观并不会在名誉上受到任何损害。但是,现在一个小男孩知道了你知道有一只猫需要救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救这只猫,但你自身将会有危险;二是不去救它,忍受“让一只猫死掉”的舆论谴责。[2]

小男孩告诉你有只猫被困火海这件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你有义务根据你了解到的信息去行动,所以掌握某些信息(特别是当他人也知道你拥有这些信息的时候)会改变你的决定,从而改变你的行为,同时你的这些行为被别人评判着。

在我的实验室,我们探讨了经典的道德两难问题,也被称为“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故事是这样的:你站在桥上,看见桥下一辆电车驶过来,这将会导致站在轨道上的5个人死亡。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逃跑,你也离得很远,他们根本听不见你的叫喊和警告。而你旁边有个背着很大背包的人,如果将他推下桥去,他的重量足够截停电车,从而挽救5个人的性命。你会为了挽救那5个人的性命而将这个人推下去吗?

在这个故事的很多改编版本中,人们认为将这个背背包的人推下桥是不对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当我们问到“将这个人推下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几乎所有人(87%)都认为是错误的。有趣的是,当问到“不将这个人推下去是错误的吗”,大多数人(62%)也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你是站在桥上的那个人,不管你是否将旁边的这个人推下去,人们都会认为你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考虑到你可以牺牲1个人而挽救5个人,你将被置于一种不管怎样做都错的为难处境。

被别人知道自己有义务去服从某个规则或法律的时候,这类问题更加突出。 人们普遍认为违反法律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很明确。但是如果一个人依据一项法律去执行他可以避免的任务时,情况就复杂了。这类情况在美国家庭影院电视频道(HBO)的卓越电视剧《火线》(The Wire)里有所体现。假设你是名警察,遇到一个是否执法的问题:你看见有人吸毒,也有人看见你看见了这一幕,如果你不执法的话,看见你的人会知道你没有执法。我会在第九章中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人们很容易将时间花费在琐事上,而不是专注于重要的事情。邦尼·科尔文(Bunny Colvin)[3] 会在关于酒精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我将会引用这段很长的论述,因为这段话和我的基本观点太契合了:

在很久以前,某个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困境。城市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合(街上或者在街角)喝酒的法律……但是法律仅仅只是法律。西部的警察在巡逻时到底该做什么呢?如果将像以往一样出来喝酒作乐的男人都抓起来,那么警察就没有时间去执行其他的警务……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就只能忍受这些人的招摇过市和放肆无礼。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事情。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老是蹭别人烟的讨厌家伙,从一个减价店走出来,在去某个街角的路上,将刚买来的接骨木酒放进一个纸袋子里。这是市民和警察妥协的好办法。一个皱皱巴巴的小纸袋就能够让那些藏在街角的混混安全地喝酒,让我们的警察有理由从他们身边不闻不问地经过去执行其他的警务。(www.chuimin.cn)

科尔文将这个基本概念运用于他管辖区域的禁毒法实施中,规定某些区域不能抓捕贩毒者和吸毒者。划分出允许贩卖和吸毒的区域可以降低其他地区的犯罪率,并且能帮助这些地区的吸毒者进行治疗和针管清洁。但是当他的上级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终止了这个计划。尽管科尔文改善了市民和吸毒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仍然受到了惩罚。

有时,警察最好不知道犯罪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们对某项违法活动的责任,并且在他们依法办事时容易做决定。[4] 父母也深知这一点。没做父母之前,我不敢肯定父母会因为不愿意去警察局举报,而对自己未成年孩子的犯罪视而不见。但是做了父母之后,我就有些肯定这一点了。[5] 作为一名导师,我希望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玩字谜游戏时隐蔽一些,千万不要公开。每次我放过一个我发现在玩字谜游戏的学生,我都觉得有点违背自己的职责。但是我不可能将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玩字谜的学生叫出来,所以我只是装作我没有看见。

事实上,别人发现你知道某件违规的事情,你就有责任去做些什么。要么选择惩罚,要么选择不过问,这两个选择都很麻烦。无知的价值就在于避免了这些麻烦。在我的实验室,我们揭示出人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我们的被试必须惩罚在经济游戏中表现不友好的人,当大家不知道有人执行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会小很多;或者在匿名的情况下,惩罚也很少。

美国军队中,无知也是一种制度。在军队里有同性恋倾向的士兵会被终止服役,而所谓的“不问,不说”政策[6]使士兵远离这些信息。重要的是,指挥官“不问”就避免了知道士兵的性取向,而不用去执行有关规定。

话题再回到电视上来,这在电视剧《宋飞正传》(Seinfeld)有名的大结局中有体现。在那一集里,四个主角目睹了汽车抢劫事件,并且拍了下来,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发表了评论。他们因违背了“营救义务”的法律而被拘捕,这条法律强制人们在某些时候必须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此法律的细节我不做赘述,这个法律经常和《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7]相提并论,但是《好撒马利亚人法》事实上是在保护助人的人。]

我们的大脑模块在某种程度上被设计为用于获得利益。这个观点表明:我们大脑模块中的一些甚至很多的模块会避免获得信息。在我们进化和生存的世界中,我们在被别人所观察,掌握某些信息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因此,有一些模块用于引导我们远离这些信息是很合理的。

如果知道了真相以后,你能做出的选择不是那么让你满意,那么不知道或者只是简单地知道一些错误的信息是件好事。(那栋楼里有只猫吗?如果我当时知道就……)在这些情况下,别人知道你掌握了准确信息对你来讲是有害的。我要说的是,我们被设计成忽略真相的人。这个设计在策略性的背景下会被观察到,比如当别人能够知觉到我们,有些信息会降低我们的社会收益时,无知则会对我们自己起保护作用。有些知识经常会给你带来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