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风新诗导读：时代前哨，大众良朋

第四节　时代的前哨，大众的良朋⁽¹⁰⁰⁾——蒲风新诗导读

蒲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上的一颗新星，是“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的骨干和代表诗人。他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第一，以诗歌为武器配合现实斗争，反映农民的痛苦与抗争，开拓了新诗的题材领域；第二，有意识地倡导新诗大众化，促进诗歌与民众的结合，为新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动荡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现实呼唤着文艺贴近时代，抒写时代精神，鼓舞民众争取国家的解放与民族的独立。1932年9月，蒲风与任钧、穆木天、杨骚等人在“左联”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中国诗歌会。蒲风是该团体中“最热心、最活跃的领导者。”“假如说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任钧：《新诗话·关于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廓清诗坛的迷雾，一方面是提倡新的诗歌运动。其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事反帝反封的斗争；提倡“大众歌调”，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民众中去。蒲风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主张。在“捉住现实”方面，他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主题：“那就是面临崩溃的火山口似的动乱农村和中国人民反帝（特别是‘反日’）的激烈情绪。”（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在促进诗歌大众化方面，他是最热心、最努力的一个。在诗歌理论建设上，蒲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先后写出《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现代中国诗坛》、《抗战诗歌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因为时局的动荡而不能从容着笔，但对提倡大众化诗歌却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他还大胆地尝试了多种形式诗歌的创作，为新诗体的开拓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蒲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版了《茫茫夜》、《六月流火》、《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可怜虫》、《抗战三部曲》、《在我们的旗帜下》、《真理的光泽》、《黑陋的角落里》、《街头诗选》、《儿童亲卫队》、《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取火者颂》、《鲁西北的太阳》、《普式庚诗抄》等十多部诗集，为中国新诗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一

“诗人，诗人！/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这是蒲风在其《诗人》一诗中发出的至真至诚的呼声，也是诗人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任务。“时代的前哨”是指诗人要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大众的良朋”是说诗人要做民众的代言人，与民众呼息相通。诗歌是时代的产物，蒲风是时代的歌手，他顺应时代的要求，写出的作品思想健康，诗风刚健朴实，语言通俗，感情充沛。

蒲风诗歌创作的两大基本主题：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及社会变革和民族斗争风起云涌的重要关头，以无限深情而沉重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觉醒和反抗，鼓舞民众为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而努力奋斗；二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无限激愤而雄壮的旋律，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勇敢、坚强和必胜信念，用爱国主义的号角激励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战斗。

以出版于1937年2月的《摇篮歌》为标志，蒲风留给后人的十多部诗集，可以划分为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又以前期的《茫茫夜》、《生活》和《摇篮歌》最能体现蒲风的创作特色。

蒲风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主要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鲁迅：《野草·题辞》），蒲风抓住现实生活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描绘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和他们的抗争，有的作品还进一步刻画出变革后新的农村姿态。

《茫茫夜》是蒲风的奠基之作，1934年4月由上海春光出版社出版，共有25首新诗。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战火中华南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表达了广大民众憎恶黑暗，渴求光明的主题；在艺术形式上，注意音韵和章句的自然活跃，无雕琢和牵强之弊习，给中国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收入该诗集中的蒲风的第一首诗《鸦声》，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现实，反映了压迫与反抗、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斗争。诗的末节，诗人写道：“我停留在中部：/到处都有残酷的屠杀，/到处都是草菅人命的屠场。但是，人们哟！新鲜的旗帜在飘扬！”这首诗似受郭沫若《凤凰涅槃》中《凤歌》的艺术构思的影响。蒲风坚信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真理，唱出了人民的反抗之歌：“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层层的地壳把它压住了。/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呵，/它会把这些一齐冲破！”《地心的火》中的这些诗句，与鲁迅《野草·题辞》内“地火在地下运行”的名言，用意何其相似！蒲风确信革命的“星火”定会燃烧“荒原”。

革命的“地火”源自哪里？蒲风的《茫茫夜》、《动荡中的故乡》《农夫阿三》等诗，描写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也就回答了什么是真正“地火”的问题。长篇叙事诗《茫茫夜》是蒲风的代表作。该诗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半夜时分，云团滚滚，狂风怒号，雷鸣闪电惊醒了一位年迈的、善良的母亲。她惦念着心爱的失踪了的儿子——青，盼望当了“穷人军”的儿子能回到老母爱妻的身边，合家团聚，平安度日。然而，周围却只有“黑暗、狗吠、风号”……正当母亲无限怀念之时，风儿为儿子答话了：“……母亲，母亲，不要惊！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母亲，母亲，别牵挂！”在这风雨声中，母亲终于看到了“闪电在空中突击”，听到了“夹杂着晓鸡啼音”……诗人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塑造了农村中两代人的形象。白发的母亲虽然受着高利贷者、地主、资本家的盘剥欺凌，却只是把这些不幸归之于命运；儿子却不再相信命运，经过思考，他决心用“我们的手”创造新的一切。诗人在这个觉醒的革命青年身上，倾注了火焰般的诗情。在中国新诗史上，《茫茫夜》是较早出现的真实地反映农民革命斗争面貌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出现的农村新一代觉醒的革命者形象，分外引人注目。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充满浅吟低唱的诗坛里，蒲风以他刚劲、质朴、健康的诗作，让人们看到另一个世界里血泪斑斑的土地和方兴未艾的抗争。

出版于1935年末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是蒲风的代表作之一。它生动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国民党当局惧怕《六月流火》对其统治的威胁，诗作出版只有四个月，便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密令查禁，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六月流火》写王家庄农民在六月酷暑中期望从春旱中救过来的水稻有一点收获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剿匪”，要在王家庄田里修筑公路，限令农民三天之内割掉稻秧。农民在青年王挺三的带领下，用锄头鸟铳武装自己，与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附近农民军的支援下，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队。长诗刻画反抗的农民群象时，着力塑造了王挺三这一形象：他不但以自家所遭受的苦难启发农民起来斗争，并勇敢沉着地指挥农民战斗；随着情节的展开，长诗逐步展现他思想觉悟的高度，从而使这一形象更真实可信。蒲风之前，“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刘大白，2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等诗人，也曾创作过一定数量的反映农村衰败和农民苦难的诗篇，但他们的笔下没有出现过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形象，因此，王挺三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六月流火》对新诗的一个重要贡献。《六月流火》不但反映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还热情地歌颂了中共领导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怒潮》一节中，写下了这样热情洋溢的诗句：“铁流哟，到头人们压迫你滚滚西吐。/铁流哟，如今，幡过高山，流过大地的胸脯，/铁的旋风卷起塞北沙土！铁流哟，逆暑披风，/无限的艰难，无限的险阻！咽下更多量数的苦楚里的愤怒，/铁流的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这是我国新诗史上最早的工农红军长征的颂歌。《六月流火》以事件发展为序，分二十四章，每章设标题，集中写一件事情，在叙述中加入大合唱诗，便于表现紧张情绪和集体力量。《六月流火》虽有表现农民落后方面过多和分章琐细、语言欠锤炼等缺点，但它开拓了当时诗歌描写的新领域，气势浩瀚、热情奔放、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农村的现实和时代风貌。

1936年9月，蒲风由上海诗人俱乐部出版诗集《生活》。在这部诗集里，诗人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将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挑破，呼唤急风暴雨式社会变革的早日到来。蒲风在无情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还热情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被剥削的正在觉醒的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形象，其中有不少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形象。这些形象在蒲风诗集中的出现，昭示着诗人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深切同情，将作者的人格境界提升到更高的关怀人生的层面，标志着他在诗歌的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步伐。

蒲风曾到过南洋和日本，亲身体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诗歌会积极开展国防诗歌运动，蒲风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抗日战争。这时，蒲风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热情讴歌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英勇业绩，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36年12月出版的第一部国防诗集《钢铁的歌唱》，收入蒲风以“国防”为题材的诗26首，在书末的《怎样写“国防诗歌”》一文中，蒲风大力提倡写作“国防诗歌”。为了多出优秀的抗日作品，蒲风还在1936年7月间提出了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起‘国防诗歌’来，我想‘心防’最关逼切”，写诗的“技巧不能过于脱离大众”，并且重申“我提倡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这运动是质量并重”。（诗集《门面话》）这部短诗集抓住时代主题，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其中如《我迎着狂风和雨暴》、《钢铁的海岸线》、《钢铁的歌唱》、《武装田地山河》、《第一颗子弹》等，都是刚健有力的作品。1936年写就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一诗，诗人激愤地质问：“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同胞，我要问热血中国男儿还有多少！他在诗中大声疾呼：“战斗吧，祖国！战斗吧，为着祖国！……来吧，我们的胜利，建立在我们的顽强的苦斗！”诗中以“怒吼吧，祖国，这正是时候！”来做结束句。这首诗虽然形象性不足，但字里行间，交织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日寇强烈的恨，充满浓郁的战斗色彩，以雄壮的气势写出了祖国到处都在掀起抗日的怒潮。在《钢铁的歌唱》中，他鼓舞人民“迎着敌人的炮弹，速光般地，我们杀上前，杀上前面”在《中国，我要做个炮手哟》中，他倾吐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憎恨，他说：“我们的炮口呀，先针对着最狠毒的帝国主义。”这些诗作，用奔放的感情传出诗人对祖国强烈的热爱。

作者除了从正面宣传民族斗争外，还写了一些针砭时弊、诛锄汉奸的作品。讽刺诗集《黑陋的角落里》是继任钧的《冷热集》之后，我国新诗的第二本讽刺诗集。蒲风等中国诗歌会作家的讽刺诗，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讽刺诗的兴盛起了开路作用。蒲风特别强调讽刺诗的作用：“为了新的矛盾中的对立统一的发展，为了抗战前途的迈向胜利方面更进一步确保，讽刺诗应如其他文艺或文学部门之因抗战而发展一般的得到发展的。”（《黑陋的角落里·生记》）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事物，进行无情的鞭挞。如《牌照》一诗，揭露了“整千整万的爱国犯被钉在黑暗的牢狱”，而反动派打着“爱国牌照”，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黑暗现象。在全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官员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实面目，说明蒲风的政治敏锐性很强，并不因民族矛盾居于首位而放松对国内斗争的警惕。诗集《摇篮歌》，1937年2月由诗歌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共收新诗24首，分别被归到《四季歌》、《摇篮歌》、《小三部曲》、《穷苦的日子里》、《上海车夫曲》五个小篇目下。在这部诗集中，蒲风以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笔调写下了《夏天的歌》、《秋天的歌》、《冬天的歌》、《摇篮歌》、《战士的歌》、《海上晨鸥歌》，以奇异的灵感和壮阔的情怀，唱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希望，在这开朗、辽阔、浑厚、舒展的歌声里，作者的理想主义的笔触正在将僵化的社会结构融化，催促着新生的革命力量飞速聚集。这正是蒲风在《摇篮歌·写在后面的话》中所指出的那种“最能抓住大众心情的，又必是最适合于大众生活，大众口味的歌唱。”蒲风的诗作中，总能使人感到他那颗积极进取的红心在跳动，有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面对社会的黑暗，诗人追求的是光明，他的短诗《生活》：“两条轨无穷的展开在前面，当作轰轰的列车我前进吧。……让列车永远永远擒住两条轨，莫怕前面的无穷，难捉摸，没有煤燃烧时才是最后的终点哩！——啊！这就是生活！”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态度：生活就是前进，生活就是斗争。人的生活，应当像火车的机轮那样，谱写出生活的赞歌，使四面八方充满前进的回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明信片诗《征服环境》中，作者反映了他身在国民党部队，心却向着“远方的苏维埃俄罗斯，西北角上的边区政治”，指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新生，莫不都是建基于痛苦的环境——废墟之上的”。在那种环境下，他敢于在明信片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解放区大唱赞歌，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总之，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面前，蒲风积极投入生活的急流，坚持为人民的解放而歌唱，为祖国的自由而咆哮，尽了作者说的革命诗歌“预言社会，鼓舞社会的职责”，蒲风不愧为“时代的前哨”、“大众的良朋”。

二

作为中国诗歌会最杰出的代表，蒲风忠实地执行了其“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创作宗旨，加上他对诗歌歌谣化及大众化的极力鼓吹与身体力行，使他在诗歌史上的定位流于内容的过分张扬，而忽视了其蓬勃的青春热力鼓动下的乐观清新明朗的抒情个性，尤其是一反现代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而更加灵活多变。蒲风诗歌的抒情特征，是中国新诗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审美之维。

（一）现实血肉养育下的抒情之花：刚健、奔放、朴质

茅盾曾把蒲风诗歌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刚健朴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作品所表现的现实内容方面生发而来。因为蒲风的大部分诗作取材于农村苦难的现实，为了诗歌的普及而采歌谣化形式，其朴质当是自觉的所为，更由于残酷斗争的需要，其诗必然表现出时代需要的精神——为战斗而开山辟路的刚健勇猛。

如果我们的理解仅止于此，就必然会引起误读：叙述多于歌唱，粗犷多于细腻。实际上，“刚健朴质”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了蒲风诗歌的抒情风格——热情奔放、刚劲有力。蒲风曾对俄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作出这样的评价“普式庚普希金歌唱出了青春的热力，但同时又是拿青春的热力来歌唱。前者关系于内容，而后者关系于形式，尤其是风格。”（《普希金在歌唱着》，《蒲风选集·下》）这实际也是他的自我评价。

以《茫茫夜》为代表的前期诗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描写农民的“阶级意识觉醒”，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蒲风大胆地赋予羸弱的老中国儿女们有如青春猛士般的激情，咚咚地擂响震响大地的战鼓：“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层层地壳把它压住了。/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呵，/它会把这些一齐冲破，//火火火！/心火！/燃烧，燃烧，燃烧呀，/把你的赤心炸裂，/把你的身体熔销！/再燃烧，燃烧，再燃烧呀，/把囚禁你的屋宇烧掉，/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再燃烧，再燃烧，再燃烧呀，/把囚禁你的屋宇烧掉，/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我们仿佛又听到了新生的凤凰的诅咒与亢歌，腐败的封建中国正需要青春的热火烧焚，青春地火正带着一往无前的激情破坏一切。而《六月流火》（1935年）更加重复了这种“火”般的青春激情：“六月流火！/六月流火！/火在天空，/火在地上/火照耀着稻谷金黄！/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辉煌！”这是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诗化注解，因为这首诗也正是歌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正是中国这种“茫茫夜”的现实，激发出作者“火”一般的破坏热情；也正是革命火种的星火燎原，迸发出对胜利的憧憬火花。

（二）青春热力鼓荡下的抒情个性：乐观、清新、明朗

蒲风创作的时代既是黑暗与光明并存的非常时期。在这样的时代吹奏的青春之歌，带着青春激情，带着时代亮色的乐观、清新和明朗。蒲风诗歌首当其冲地代表了这种抒情个性。

《农夫阿三》里的阿三生活在拉夫、苛捐、匪患的“小百姓，只有死”的黑暗年代，他“忽然变了心”，认识到了只要团结众多苦兄弟，就能组成革命军队，创造翻身的机会。和《茫茫夜》的现实相反，诗歌基调一开始在这样的青春光亮中展开：“七月里，/火般的太阳，/田间早稻黄/阿三，匆匆赶路忙，/流着汗，/汗珠闪人露金光”。太阳高照、早稻金黄，正是田野渴盼收获的季节，又有劳动者“金光”闪闪的汗珠，这分明是“少年中国”的真实写照，乐观向上、明朗清新，所有的污秽和败落，在青春的热力下消亡。可以说，蒲风的所有诗歌都在这种青春的热力下荡漾着乐观、清新、明朗的朝气，以他的即兴短诗——明信片诗的标题而视，就可窥其一斑，如：

“祖国复兴在雷雨声中”(www.chuimin.cn)

“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

“你在等待我的雄唱吗”

“没有绝对的失败”

“在被轰炸下歌唱吧”

看不到一丝青春的忧郁和苦闷，即使在雷雨、轰炸、失败中，也一样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光明生活的满怀信心。

（三）把诗歌交还大众：非自我的抒情主人公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核心，这个意义上的诗的本质是抒情的，不管什么题材的诗作，诗人为了达到言志抒情的目的，总要塑造一个代己立言的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读者从整体的阅读感觉甚至具体细节上，很容易感受到抒情主人公跳动着的思想脉搏。以现实马首是瞻的蒲风，在诗歌中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色彩——抒情主人公在坚持诗言志的同时，悄然转换为诗歌中的人物本身，而不是诗人自己，自我形象淡化许多。如《茫茫夜》虚拟母子对话的场景，全篇在母亲思念儿子，儿子回答母亲，在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中，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革命的风云激荡，揭示了造成农村苦难的根源，塑造了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战士的形象。这首诗中，我们明显感到了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斗争与动荡，而作者把自己的所有企盼和理想深深地埋藏于抒情主人公——“儿子”的思想脉搏中，绝没有忘却形象而代人立言。请听主人公在风中的答歌：“母亲，母亲，母亲，/再不能屈服此生/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将用我们的手/建造一切，建造一切/……/母亲，母亲，不要惊/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六月流火》写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蒲风为了达到“充分表现大时代下的农村动机的主题”的目的，十分注重“具体的写法”，大部分篇幅用在事件叙述和展现青年农民王挺三的言行上，极力避免了作者个人感情色彩的喧宾夺主，如在“拿起我们的家伙”一节中，诗人把较多的笔墨放在主人公王挺三的言语上：“我们晓得劣绅们在做鬼，/我们晓得花边胜过了正义，/我们晓得枪杆戳破了弱者的公理；/我们再也用不着去大营求跪，/求跪显然是不值两文钱，/口干舌燥的颤声中，/到头只摧出了我们自己的泪！”而在接下来的“怒潮”一节中，诗人则浓墨于人物的行动上：“挺三呵！勇敢的狮子王！/跳上去了，跳上去了！/啊啊！他抓住了那排长！/打滚呀！/夺下了他的手枪呀！/啊啊！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肉身上！/……”

以上两首诗，抒情主人公的悄然转换达，到了一个终极目的——把诗歌交还大众。《茫茫夜》、《六月流火》不再是作者个人感受的喷发，而成为所有被压迫者的愤怒的怒吼，惟其如此，才更激起大众的共鸣。

总之，面对当时诗坛流行的风花雪月的哀吟和空洞的标语口号的嚎叫，蒲风以青春热力唱出了一曲战斗之歌，注入了昂扬向上的活力和独特的艺术特质，这种贡献也必将为后人所认识与首肯。

三

倡导诗歌的大众化，是蒲风对新诗发展的又一贡献。

为了创作大众化的诗歌，蒲风主张向民间艺术形式学习，主张剔去民间艺术中旧的封建思想，通过新的世界观而利用歌谣、时调、弹词、小曲、鼓词等的长处。为此，他广泛搜集研究过广东、福建、河北、安徽等地的民歌，并注意吸收它们的优点，写出了许多节奏明快、韵脚自然、句式自由、语言晓畅的具有民族风味的诗篇。如《农夫阿三》便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七月里，火般的太阳，田间早稻黄。/阿三，匆匆赶路忙，流着汗，/汗珠闪闪露金光。……想起家来，心在痛，手在痒。”为了实践诗歌大众化，蒲风提倡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在提倡国防诗歌时，他强调诗歌要能唱才有力量。他1936年冬天编辑的歌谣体创作短诗集《摇篮歌》，许多诗题就含有“歌”和“曲”，如《牧童的歌》、《上海车夫曲》等。鲁迅曾在致《新诗歌》编者信中说过“；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和嘴唱的两种，也究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虽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来信摘登》，《新诗歌》第2卷第4期）蒲风正是按照鲁迅指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的。诗集《摇篮歌》中，有不少是可以唱的。如《摇篮歌》一诗的头两节，当时就被作曲家孙慎谱曲，发表于1936年7月6日的《妇女生活》3卷1期上。其中第二节是：“孩子，你快长快大吧！/妈妈是铁，/爸爸是钢；/两肩担起一切艰巨，/污秽里迈步，/危难中挺身；/前方，新的明珠在辉煌！”这首歌当时曾广泛传唱，受到欢迎。诗集《摇篮歌》的出版，颇获读者好评。诗人芦荻赞扬“作者积极的提倡诗歌通俗化，利用歌谣的形式，歌唱出大众的心声，这可以《摇篮歌》作代表。”（《关于〈摇篮歌〉》）

为了实现诗歌大众化，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朗诵活动：“朗读一方面可以助长新诗歌的发展，一方面也可以加速完成新诗歌的任务。”因而要求一首诗写成后，应“找个机会朗读出来，看别人能否听懂”。（《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蒲风不仅这样主张，而且也这样做了。他的诗集《钢铁的歌唱》、《在我们的旗帜下》、《街头诗选》等，其中很多首都适合朗读。如《优良的射手》：“实弹射击吧，老大哥，/在对面/我为你安置三个大红点：/第一个：满洲国臭辫子！/第二个：帝国主义加在中国的铁锁！第三个：缠在老百姓身上的苦索！/瞄准着——射击着——射落，射落，射落，然后我把三个重叠在一起；老大哥，请你一齐动作，三个红点一次射落！”这首节奏鲜明、层层递进、形象具体富有鼓动作用的诗，使人读起来有斩钉截铁之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朗读活动在当时尚不能大规模开展，但它却为抗战时期蓬勃开展的诗歌朗诵运动，做了一定的准备。

“五四”时期，虽有刘半农、刘大白等一些新诗人注意到向民歌学习，但大部分诗人对民歌是忽视的，蒲风等中国诗歌会诗人为实践诗歌大众化，把向民歌的学习和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他们摄取歌谣的优点，而“使新诗歌放一异彩”。（茅盾：《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

为了促进诗歌的大众化，蒲风还大胆地尝试了多种形式诗歌的创作，他的十多部诗集，从诗体上说，有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儿童诗、明信片诗、客家方言诗等，为新诗体的开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蒲风的儿童诗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明信片诗也有尝试的价值。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蒲风的收入儿童诗30首的《儿童亲卫队》大约可以算作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儿童诗专集，其中有抒情短诗，也有童话诗和寓言诗。这些诗，有些是引导儿童爱祖国，爱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有些则抒发了爱大自然、渴望光明的心情，如《星星》一诗：“星星！——夜空的花，珍珠/密织着的网。啊！多么动人那千万颗莹莹的眼睛！”有些则赞扬了儿童在抗日中的作用。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就有人指出，在儿童诗歌未有大量收获的目前，它是一支生力军，一股冲击的洪流。如果研究现代儿童诗歌史，蒲风的诗是不可忽略的。

1935年蒲风在日本东京曾看到中国诗人雷石榆和日本诗人小熊秀雄互相来往的明信片诗。1938年，毅然携笔奔赴抗日前线的蒲风曾模仿这种形式，把诗写在一张张明信片上，让它们穿越炮火，把自己的心声和高歌，传达递给同志、诗友和亲人。后来他汇编出版的我国国内绝无仅有的一部明信片诗集《真理的光泽》，收诗30首。这本诗集不同于蒲风的其他诗集，它是“即兴的，报告的，对话的，抒情的”，是“急就章”。从这本诗集里，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从军生活的脉搏。“为了速于传达他的心声给后方”，诗人在艺术上多数还来不及精心推敲，但这些明信片诗对抗战时期的街头诗运的兴起功不可没。

实现诗歌大众化，是历史向文学提出的任务。对蒲风等人为诗歌大众化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我们应当给以高度评价。茅盾曾在《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蒲风的这一可贵贡献：“抗战以前，我们的优秀的诗人已经摄取了歌谣的特点，使新诗歌放出异彩。在这上面，蒲风的成就，我们尤其不能忘记。抗战以后，由于柯仲平、田间、艾青的努力，运用民间形式蔚然成为风尚。”

四

蒲风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和诗歌大众化，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宝库；他创作的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充满时代精神、富有民族风格的诗篇，不但在揭露黑暗现实、鼓舞人民斗志、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促进了大众化、民族化新诗的形成。总之，蒲风从理论到创作，都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但也存在某些不足。

第一，诗人的思想感情未完全与工农大众同步。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蒲风和中国诗歌会诗人对于大众化的中心问题即作家世界观的匡正，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他们的主张多偏重于形式方面，这就限制了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诗歌的大众化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1936年7月，蒲风曾提出过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斯达哈诺夫是苏联的先进生产者，他的劳动精神值得学习，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毕竟不能混为一谈。蒲风提出这个口号的本意是希望“质量并重”，但客观上会导致重视作品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蒲风对创作数量的追求，不仅影响了自己诗作的质量，也会对同仁产生消极的影响。郭沫若曾批评诗歌会的创作有“过滥之嫌”，就是指他们急于求成，缺乏艺术锤炼，使有些作品热情有余而深刻不足，流于空泛和概念化，艺术上比较粗糙。

第三，重视向民间歌谣借鉴，对向西方诗歌借鉴不够。虽然中国诗歌会总会曾提出要开展对“国外诗歌和理论的介绍”（《新诗歌》第2卷第1期《我们的话》），穆木天在《一点意见》中也曾指出“法国象征诗人波多莱尔、天主教诗人克罗代尔都有很好的结构”，因而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向那些人学习”的问题。但蒲风等人在介绍外国诗人时，只介绍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依、倍兹勉斯基以及德国的海涅等革命诗人，对西方国家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诗人、诗作、诗论则没有介绍过。要发展新诗，仅仅学习、借鉴我国民间歌谣和少数国外革命诗人的诗作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如此，蒲风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功绩还是主要的。随着光阴的流逝，作为大众诗人和民族解放战士的蒲风，虽然其名字越来越变得让人陌生。但是，蒲风以其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诗歌运动和抗战文学运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新诗史及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