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瓯似乳，我是别茶人-白居易茶诗述评

第二节　满瓯似乳堪持玩，应缘我是别茶人⁽⁸¹⁾——白居易茶诗述评

白居易（772—846）是中唐极负盛名的大诗人。他既是一个诗酒傍身的醉吟者，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别茶人”。据统计，白居易遗留于世的2830多首诗中，涉茶诗66首，其中以茶为主题者8首，涉茶者58首。⁽⁸²⁾可见，白居易爱酒不嫌茶，茶酒兼好。白居易是有唐一代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并驾齐驱的第一人。

白居易的一生，大体可分三个阶段：44岁贬江州司马前，政治上锐意进取；44岁至51岁，贬官江州到外任郡守前，政治上处于失望与希望交织之中；51岁出守杭州后，灰心政治，栖心释老，选择了“似出复似处”的由“吏隐”而“中隐”的道路，以守其“独善”之道。白居易的一生在兼济与独善之间艰难选择：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从纵情诗酒到亲近茶禅，“兼济”与“独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理想是兼济，被贬江州司马之前以兼济为主，当兼济受挫则独善抬头，但也没有完全丢弃兼济之志。这种矛盾的心态，不仅反映在其咏酒篇里，也镶嵌在其写茶诗中。

一

白居易的茶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名茶诗。此类茶诗有《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琴茶》等。

唐代饮茶之风，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尤其贞元以后日盛，很多官员、文士经常通过以茶赠友的方式联络感情。白居易爱茶，便有朋友们经常寄茶给他。

元和五年（810）年，时年39岁的翰林学士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又值至交元稹被贬江陵、心情低落、借酒浇愁之时，恰逢萧姓员外自蜀地寄来新茶，正好以茶解酒，聊堪把玩，平和烦闷。诗人心怀深深的谢意写下《萧员外寄新蜀茶》：

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

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诗人收到蜀产新茶，颇为惊讶。以名水煎出的茶汤雪白如奶，诗人不忍遽饮而细心把玩，自己本欲以酒解愁，更觉瓯中茶汤的难得。

元和十二年（817）春天，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任上，时值清明刚过，其好友、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李宣给他寄来了当年的新茶，正在病中的白居易感于朋友的隆情高谊，欣喜莫名，便抱病写下了自号“别茶人”的感恩之作《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巴蜀地区是我国茶文化的摇篮。产于蜀地的蒙顶茶，即是唐代著名的贡茶。好友李宣寄自忠州的新茶，想来也不是等闲之茶。“绿芽十片火前春”一句，说明唐人最重火前之茶，白居易同时代诗僧齐己就有“白甀封题寄火前”诗句，言火前茶最佳。“应缘我是别茶人”一句，彰显诗人白居易谙习茶事的自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有《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一诗夸赞友人卢拱精于花事，诗云：“移他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所谓“别花”即辨别得花、识别得花之意。此处诗人自谓“别茶”，亦即辨别得茶、识别得茶之意。“别花人”与“别茶人”含义正同。诗人官场失意加之染病在身，突然收到朋友寄来新茶，宛见知己故旧，欣喜之情可以想见，遂迫不及待地亲自动手碾茶、勺水、候火、下末……品茗。诗人爱茶之切，茶艺之精，品茗之乐，表现得活灵活现。

宝历二年（826），时年55岁的苏州刺史白居易自入春以来身体病弱，眼疾愈来愈重，百治罔效，加上坠马伤腰，生活单调，心情寂寞，颇感人生缥缈，遂萌生休官之念。⁽⁸³⁾同年十月，诗人离苏北返，与好友刘禹锡同行，经扬州、楚州、汴州，绕道河南新郑故居，于次年二月回到洛阳。在此期间，诗人以钟爱的“茶中故旧”——蒙顶茶，抒发自己“寄形群动”、“任性一生”，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的通达情怀。写下《琴茶》一诗：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星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此诗向读者传达出这样的内容：无论在“穷通行止”的何种情况下，诗人都喜欢与琴、茶相伴，琴曲离不开《渌水》，好茶离不了蒙顶。蒙顶茶，成了诗人须臾不离的老朋友。

第二类：饮茶诗。此类茶诗有《食后》、《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营闲事》、《闲眠》等。

作于白居易江州司马任上（约817—818）的《食后》，真实地写出了在闲散平静的生活中，茶饮已成为和吃饭睡觉一样须臾不可离舍的生活必需品，足见作者嗜茶之深。诗曰：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

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

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

末尾四句，充满哲理，诗人以“无忧无乐者”自许，实乃十分高远的人生境界，常人是难以企及的。

作于大和八年（834）三月的《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一诗，描绘了63岁的白居易晚年闲居洛阳时一个春日的傍晚独饮的情形：

宿酲寂寞眠初起，春意阑珊日又斜。

劝我加餐因早笋，恨人休醉是残花。

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

兄弟东西官职冷，门前车马向谁家。

寂寞酒后眠初起，春意阑珊日影斜；嫩笋佳美，诱人贪食；残花凋零，叫人无心饮酒；烦闷之中，同时接到两位妻舅即工部尚书杨汝士寄来的诗篇和常州刺史杨虞卿寄来的毗陵（常州）茶，于是“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愁情烦绪为之一解；吟诗啜茶之余，想到尚有两位妻舅东西两地任职、执掌大权，自己虽然官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虚职而门庭冷落，也就处之泰然了。

同是作于大和八年的《营闲事》一诗，则清楚地说明了诗人具有饮夜茶的习惯：

自笑营闲事，从朝到日斜。

浇畦引泉脉，扫径避兰芽。

暖变墙衣色，晴催木笔花。

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

诗中的“闲事”意为无关紧要之事或无所谓之事；“墙衣”是指生长在墙上的青苔；“木笔”即辛夷，其花生于枝端，末开时，尖长如笔，故称木笔花；而“桃根”，本指晋王献之爱妾桃叶之妹，这里借指侍女。

会昌五年（845），白居易不经意写就的《闲眠》，为后人留下了诗人74岁赋闲家居、以茶为伴的生活的一个侧影：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

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斜卧暖床，终日太阳覆身，何等舒爽，真有“一觉闲眠百病销”的感觉。因为贪睡，诗人饭量大减，一日只吃一餐；而茶却不可缺少，一天须喝两大碗。有茶喝，能闲眠，诗人心满意足，“更无所要到明朝”。闲眠、饮茶皆有益于养生，白居易对此深有体会。

白居易的饮茶诗中，还有一些茶会、茶宴诗，表现了自中唐开始日盛一日的饮茶之风。如《新居早春二首》（之二）：

地润东风暖，闲行踏草芽。

呼童遣移竹，留客伴尝茶。

霤滴檐冰尽，尘浮隙日斜。

新居未曾到，邻里是谁家？

这首诗写作者于早春搬新居时，以茶待客的情形。先写气候景物：春回人间、檐冰化尽、草芽初露、篁竹可移、浮尘蔽日；次写以茶宴客：尚未完全迁入新居，邻居是谁还不知道，客人就来祝贺，只好留客一起品茶。迁居未毕，诸事未备，主人却有佳茗待客，足见茶在诗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亦足见以茶待客已成一时之尚。

再如写于元和七年（812）下邽老家的《麯生访宿》：

西斋寂已暮，叩门声樀樀。

知是君宿来，自拂尘埃席。

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

贫静似僧居，竹林依四壁。

厨灯斜影出，檐雨馀声滴。

不是爱闲人，肯来同此夕。

日暮斋寂，叩门声起，主人知道是熟人麯君来访夜宿，便亲自打扫床席，叫人烹茶、拾果、煮饭待客；客人来访，贫静似僧居的主人虽无他物但有茗茶，可见茶在中唐之用已十分普遍，饮茶待客亦成习俗。

任杭州刺史期间，白居易与灵隐寺高僧韬光禅师结为关系甚笃的茶友诗朋，常在韬光庵一起品茗鉴水、谈诗问道。韬光庵位于灵隐寺西法云弄上首巢构坞，诗僧韬光于长庆二年（822年）在此卓锡结庵。白居易闻讯，与其结方外交，并题堂名为“法安”，常至庵中品茗唱和。“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⁸⁴⁾。但韬光拒不下山。长庆四年（824）正月初一，白居易以诗《招韬光禅师》招请韬光进城到家中用斋品茶。诗曰：

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

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

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

诗人准备了新鲜美味的素食和饭后佳茗款待禅师，斋饭之素净，邀约之至诚，溢于言表，但韬光以《谢白乐天招》诗婉拒不赴：“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表明僧人的作风与俗世的声色生活格格不入，彰显禅者的品格、志趣。无奈，白居易只好入山拜访韬光。

51岁时，白居易自请外放苏州刺史。与苏州毗邻的湖州和常州是唐代顾渚紫笋及阳羡紫笋贡茶的产地。每年新茶出焙后，两州的官员都要带着众多的侍从、乐伎在交界处的悬脚岭举行盛大的茶宴活动——茶山境会。白居易嗜茶，自称别茶人，与湖州刺史崔玄亮、常州刺史贾餗皆为好友，理应是茶会的嘉宾。但宝历二年（826），诗人因坠马损腰，卧病在床，不能参加这一年的盛大欢宴，深感遗憾，便怀着艳羡的心情，写下《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描写了此次湖州、常州两郡太守在境会亭里欢宴的情景；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该诗虽是遥闻却如同亲历，写得意趣盎然：茶会上，常州阳羡紫笋茶和湖州顾渚紫笋茶比美、斗新，青娥歌舞助兴，人们在轻歌曼舞中品评新茶。不难设想，如果作者能亲身参加这次盛会的话，肯定会写出更有声色的诗来。此诗反映出茶会发展到晚唐，内容更加丰富。

第三类：造茶及煮茶诗。

造茶诗，以作于贞元十六年（800）的《题施山人野居》和作于大和四年（830）的《即事》两首诗为代表。

经过多年苦读于贞元十六年（800）考取进士的白居易，为了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宏愿，匆匆向母亲报喜后，便抓紧时间留居在父亲曾经任职的符离（今安徽州宿市北），积极准备次年户部组织的“拔萃”考试，以求授予官职。苦读之余，年轻的白居易就开始接触茶事，了解当地的制茶活动，开始走上了一条“别茶人”之路。《题施山人野居》，就是最佳例证：

得道应无着，谋生亦不妨。

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

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

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www.chuimin.cn)

首联即言明隐居非为得道成佛成仙，而是为了谋生，为了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中间两联描写山人十分惬意的田园生活：春暖花开时节，白天植稻秧，入夜焙茗茶；临水而居，高山结庐，远离尘嚣，守望日月。最后两句，诗人羡慕非凡地慨叹“高闲真是贵”，施山人，我等士人何须到处“觅侯王”！尚未踏上“兼济”之途的诗人白居易，就开始了在出世与隐逸、兼济与独善之间的选择。诗中的“施山人”，未知所指，但其为隐居之士则无疑“；野居”，即为其隐居之所。又如另一首写于30年后的《即事》：

见月连宵坐，闻风尽日眠。

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

鹤啄新晴地，鸡栖薄暮天。

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写作此诗时，白居易自苏州刺史任上回到洛阳已逾4年，因病长告，顶着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虚职，过着“似出复似处”的散淡寂寞的“吏隐”生活。进入老年，白居易十分注重药、茶的养生作用，不仅教歌妓丸药，也亲历焙茶之事。唐人造茶、煮茶的大致程序为采、蒸、捣、拍、焙、炙、碾、罗、煮等九项。这样的程序，正如朱自清所言，“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诗里”⁽⁸⁵⁾，无一不是深邃的哲学与宏伟的想象的产物。白居易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造、煮之事的诗句，如“笼暖焙茶烟”（《即事》）、“夜火焙茶香”（《题施山人野居》）；“茶新碾玉尘”（《游宝称寺》）、“渴听碾茶声”（《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深炉敲火炙新茶”（《北亭招客》）、“汤添勺水煎鱼眼”（《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所言及的造茶与吃茶，和陆羽《茶经》所记相同，都是造团茶或饼茶并“煮而饮之”。

而煮茶诗，主要有《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山泉煎茶有怀》等。

元和十二年（816）春天，任江州司马闲职刚满一年的白居易就携家带口，来到其在庐山香炉峰下遗爱寺旁边建造的草堂安居。他在这里开辟茶园，亲自种茶：“药圃茶园是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香炉峰下新置草堂》）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满意，在一首题为《北亭招客》的诗中写道：

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闲官舍抵山家。

春风北户千茎竹，晚日东园一树花。

小盏吹醅尝冷酒，深炉敲火炙新茶。

能来尽日观棋否？太守知慵放晚衙。

诗中对草堂周围环境的描写，透露出他摆脱政务、隐居山野的愉悦自得的心情。特别是“小盏吹醅尝冷酒，深炉敲火炙新茶”两句，喝着农家酿造的土酒，饮着亲自炙煮的新茶，有酒又有茶，优哉游哉，其乐无穷。其时，诗人正处于无可奈何的逆境之中，他不过是借寄情山水，佯狂诗酒琴茶聊以解忧释愤罢了。若从茶文化的角度解读，此诗还包含着关于唐代饼茶品饮的技法。唐代饼茶品饮的顺序是：首先炙茶，然后上碾碾成茶末，将茶末投入釜中煎烹，最后舀入碗中品饮。《茶经·五之煮》开篇便是炙茶的方法与要求，陆羽设计的品茶二十九器之中以小青竹制成的“夹”便是炙茶的专门用具，可见炙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不过宋代蔡襄在《茶录》中却写道“茶或经年，则香、色、味皆陈”⁽⁸⁶⁾，认为只有陈茶才需要炙，以恢复饼茶应有的香色味，而“若常年新茶，则不必此说。”

作于大和九年（835）的《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则写作者酒醉醒来无所事事，在池边散步时茶兴突发，于是自行涤洗白瓷茶瓯、燃起红泥小炉、下末、候汤、煎茶、品茗；当诗人品饮“有佳色”、“余芳气”的茶汤时，不禁想起善品且深知茶味的妻舅杨同州慕巢。诗云：

昨晚饮太多，嵬峨连宵醉。

今朝餐又饱，烂熳移时睡。

睡足摩挲眼，眼前无一事。

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

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

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沫下曲尘香，花浮鱼眼沸。

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

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诗中的“嵬峨”，状酒醉倾颓貌；烂熳”，同烂漫，放浪沉睡的样子“摩挲”，即抚摸、揉搓:“信脚”，犹言信步行走；“幽致”，幽静高雅的情致；而“绳床”，乃指一种可以折叠便于携带的小坐具；“曲尘”，本指酒母菌淡黄如尘，此处指碾碎的茶末呈淡黄色；“鱼眼”，煮茶水时，初开的水泡小，称蟹眼；接着稍大，称鱼眼。

《山泉煎茶有怀》是诗人长庆二年（822）七月至十月由长安赴杭州任刺史途中的作品：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大意是：坐斟清凉之水，煎煮绿色之茶，人在旅途，寂寞独饮，想寄送一碗给爱茶的友人，却无可奈何。描绘了一幅独饮者野地煎茶怀友图。

第四类：茶功诗。“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⁸⁷⁾“荡昏寐，饮之以茶。”⁽⁸⁸⁾茶叶的功用，概括起来说，“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可以防治一些疾病……；二是可以‘荡昏寐’”⁽⁸⁹⁾。白居易的茶诗中，描写茶功的诗不少。如成诗于元和十五年（820）的《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一诗：

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

城中展眉处，只是有元家。

令我们窥知茶的破闷祛愁之功。诗人在元郎中家，吟咏友人的白须诗，品尝雪水茶，一展愁眉；同时也记载了唐人以雪水煮茶的史实。诗中的“元郎中”即元稹，元和十五年任膳部员外郎，居长安。时白居易自忠州召回京城，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在挚友元稹的家中，他喝到了已被陆羽列入二十水品之殿军的雪水烹煮的佳茗，倚壁题诗，其乐也融融。“霜毛”，两鬓如霜一般花白的鬓发。霜毛句：指元稹之《白须诗》。再如：

携手池边月，开襟竹下风。

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

居处东西接，年颜老少同。

能来为伴否，伊上作渔翁。

——《赠东邻王十三》

读罢书仍展，棋终局未收。

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

檐雨晚初霁，窗风凉欲休。

谁能伴老尹，时复一闲游。

——《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

第一首诗写于大和二年（828），是诗人书赠东邻王大理即王十三的；第二首诗写于大和五年（831），诗人时年六十，闲居洛阳。两首诗中的“破睡见茶功”、“午茶能散睡”，都强调了茶叶“荡昏寐”的破睡之功。另一首作于长庆二年的《宿蓝溪对月》，也显示了以茶代酒的驱睡功能。诗曰：

昨夜凤池头，今夜蓝溪口。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

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

清影不宜昏，聊将茶代酒。

该诗描写作者在初秋的夜晚游览陕西蓝田县蓝溪的情景：皓月当空，竹影扶疏，夜半钟声；众人身影清朗，游兴正浓，岂容昏睡？然毕竟夜深，唯有以茶代酒方能驱散睡魔。明月无意，游客有情，畅游中又想起昨天夜游凤池的场面。夜游也带茶，足见诗人爱茶之深；以茶代酒，更显茶的功效。

饮茶解酒，也是茶的一大功能。白居易对此亦有描述，如《和杨同州寒食乾坑会后闻杨工部欲到知予与工部有宿酲》一诗：

夜饮归常晚，朝眠起更迟。

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

拂枕青长袖，欹簪白接籬。

宿酲无兴味，先是肺神知。

这首诗作于大和九年（835）清明节前后，系与妻舅同州侍郎杨慕巢关于寒食节的唱和之作。诗人得知另一妻舅工部尚书杨汉公要来看望自己，免不了一场醉饮。于是记起自己平时醉酒的状况：脑袋一边摇晃，一边伸手讨茶喝；常常颇晚回家，斜戴白头巾，以青衫长袖拂枕，倒头便睡，直到很迟才慵懒地起床。诗的最后两句描写酒醉的滋味：了无兴味，肺腑不适。由此看来，饮茶解酒，自古皆然。酒醉中的诗人不忘伸手讨茶，足见他对茶能解酒的功效深信不疑，而且屡试不爽。再如诗人71岁高龄时成于会昌二年（842）的《春尽日》：

芳景销残暑气生，感时思事坐含情。

无人开口共谁语，有酒回头还自倾。

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碗绿昌明。

春归似遣莺留语，好住林园三两声。

描述了作者晚年洛阳家居的生活情景：春尽夏来暑气生，感时思事酒独斟，醉对芍药红几朵，酒渴一碗绿昌明，流莺婉转遣春归，林园留语三两声。写得颇为详尽细致。诗人用来解酒的“绿昌明”，是产于蜀地的一种绿茶。另有《早服云母散》，也是茶能解酒渴的有力明证：

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

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

而作于开成五年（840）的《继之尚书自余病来寄遗非一又蒙览醉吟先生传题诗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谢》一诗的前半部分，在感谢友人、吏部尚书杨嗣复（字继之）多次寄赠茶药衣裳问病嘘寒及题诗夸赞《醉吟先生传》的同时，诗人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茶叶防疾治病功效的记载：

衰残与世日相疏，惠好唯君分有馀。

茶药赠多因病久，衣裳寄早乃寒初。

茶有激发诗兴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写作中，白居易几乎是离不开茶的。他笔下的诗句如“起尝一瓯茗，行读一行书”（《官舍》）、“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立秋夕有怀梦得》）、“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偶作二首》之二）……这些是说茶助文思，茶助诗兴，以茶醒脑的。反过来，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兴味。

从诗体形式与用韵看，白居易的茶诗体现了唐代茶诗体式的丰富多样。

仅以8首以茶为主题的诗为例，白居易的茶诗既有四句二十字、隔行押韵的五言绝句，如《萧员外寄新蜀茶》、《山泉煎茶有怀》、《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也有四句二十八字两韵的七言绝句，如《琴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亦有七言八句、以偶句押韵且一韵到底的七言律诗，如《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更有以对仗平仄为基本要求，除首、尾联不须对仗，中间均两两相对、排比而下，一般采用双韵的长达十联二十句的五言排律（长律），如《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至于涉茶诗的诗体形式，白居易既有格律严谨的《营闲事》、《赠东邻王十三》、《招韬光禅师》等五言律诗，也有《北亭招客》、《早服云母散》、《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等七言律诗；既有句数不拘、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较自由的或八句或十二句或十六句或二十四句或三十二句的《食后》、《宿蓝溪对月》、《麯生访宿》、《山路偶兴》、《咏意》、《郡斋暇日，辱常州陈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馆书事诗十六韵〉见寄，亦以十六韵酬之》等五言古调，亦有长达二十四句的五言格诗《何处堪避暑》和诗长四十句、以偶句押韵且一韵到底的五言长律《履道新居二十韵》以及《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晨兴因报问龟儿〉》等唱和诗……不一而足。除了一七体、联句之外，唐代茶诗中常见的诗歌形式以及排律、古体诗等独特的诗歌形式，都可以在白居易的茶诗中觅得影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居易的茶诗，集唐代茶诗形式之大成。

二

茶作为一种饮料，在文人心目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是在中唐，占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是白居易。“茶”字首次在白居易诗中异乎寻常地大量出现。其言茶诗有60多首。在白氏心目中，茶与酒几乎被摆到了同等的地位。他常在诗中将茶酒并举，如“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酒懒倾金液，茶新碾玉尘”（《游宝称寺》）等。饮茶已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读书时要茶：“起尝一甄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吟诗时要茶：“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首夏病间》）；食罢要茶：“尽日一餐茶两碗”（《闲眠》）；睡起要茶：“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食后》）；酒渴要茶：“酒渴春深一碗茶”（《早服云母散》）；待客要茶：“茶果迎来客”（《麯生访宿》）；病来要茶：“病来肺渴觉茶香”（《东院》）；供清弄雅要茶：“融雪煎香茗”（《晚起》），等等，已对生活进行了全面渗透，茶之于白居易，浸润可谓深矣！而茶所体现的生活志趣、理想精神，也在白氏身上萌檗根芽。

茶的精神第一次在白居易身上得到突出体现的，是适意与养生的结合兼融。酒能适意，但醉即害身，然不醉又不能畅意，故不能兼养生，而茶则既能适意，又能养生。安史之乱以后，文人由神圣坠入平凡，心理承受力变得平弱起来，不能承受也不愿承受酒所带来的对于身心的强大刺激，自然便转向对性味清淡平和的茶投以青睐。白居易小榼半酣式饮酒，其精神固已离于酒而近于茶矣，然白居易毕竟还能“醉”，故而他所代表的乃是酒茶互补的时代。白居易之所以能使茶与酒互补，其交结勾通之关键在于杯轻量少，使两者的饮式、饮态、饮境很接近，故而白氏能将酒和茶调和起来，将中唐文人既追求社会功业又追求个人适意这两种本具深刻矛盾性的追求给调融起来了。白居易为代表的茶酒互补的人生，是一种对人生终极价值有所执而始趋于驳杂的人生。⁽⁹⁰⁾

白居易茶诗体现出来的思想，包含着儒释道三家哲学。与儒释道的融合使得白居易形成了与同时代文人相同的内儒外释（道）的心理构架，造就出他既要求取功名、兼济天下又想寻求闲适生活的双重人生追求。这种心迹的流露，显示出佛释对儒家传统整合的痕迹。

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促使白居易为应科举而远走他乡，干谒交游，得到官位后随之而来的是因各种原因而导致被四方遣调或贬谪，以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黑暗多变的官场使得诗人气质极浓的白居易根本无法适应。此时，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式，与他极力想要保持高洁品格，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诗意理想，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制下，无疑会刺伤他的感情，于是，白居易在生活中不得不用释道之学为入仕而遭重创的身心整合灼痛的伤口；再加上中晚唐政权中各种破坏性因素（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更激发起他对于静谧悠闲栖所的向往和对生命归宿的渴求，因这种追求而滋生出世的隐逸之心。

白居易的一生，以四十四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而在后期的“独善”中他则采取了“心隐”，他标榜《在家出家》，又标榜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白氏将释、道“委顺”外部世界的空无思想引入儒家“独善”的原则中冲淡其“威武不能屈”的内涵。然而这种进舒退卷的处世哲学，使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有一种既想入仕干点事业、又想明哲保身的心态，有了适当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使自身保持心态上的平衡，因而成为唐代后期封建士大夫普遍尊奉的处世原则。⁽⁹¹⁾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兼济天下”是人生的理想境界，遁迹林泉、独善其身只是人生失意后的补偿境界，前一种境界是生命价值的最辉煌的实现，后一种境界不过是在无法达到理想境界时的短暂安顿、自我抚慰罢了。由盛唐的“真隐”向中唐“心隐”的转变，表明唐代文人思想中积极成分的增加消极成分的减少。隐居不再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而成为文人平衡自身心态的更好的入仕手段。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文人思想中儒家入仕思想的根深蒂固，又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的伟大变革。盛唐的太平盛世转为中唐的藩镇割据，这一转变不仅使得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同时也使得唐代文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感，潜意识中的儒家思想在经过和平岁月的压抑后在动荡中活跃起来，这就使唐代文人在国家危难之时更想建功立业挽救国家命运于水火之中，而当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现实时，他们寻找到了一种平衡心态的“心隐”使得他们可以边仕边隐，以图东山再起，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⁹²⁾

结合白居易走过的生活道路来看，他从“志在兼济”，退而“行在独善”，终于以“中隐”为归宿，可见他是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到幻灭的痛苦的探索过程的。中隐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他在饱经时世艰难与仕途挫折，带着“宦途滋味已尽谙”（《自问》）的深沉苦闷，带着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途穷道尽的痛苦心情，而无可奈何地选择的一条现实的道路。⁽⁹³⁾而在这条道路上，白居易经历了从青年时代的嗜酒至中年的茶酒兼好再到老年药茶并用的衍进过程，凸显了诗人从积极入世的昂扬激越的酒神精神，到仕途受挫后的佯狂诗酒琴茶的似处似出的两难抉择，再到寂寞多病、人生缥缈、啜茶品茗、体味人生的内省清寂的隐逸追求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