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作者著述一览一、专著□《接受与批评》,长江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当代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程·当代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历代襄阳名作家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024-02-02
第一节 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若干问题考论(1)
晚唐五代知名作家徐夤(一作“寅”)的《尚书惠蜡面茶》是福建暨武夷茶文化史上最早的咏茶诗,蕴含着晚唐五代关于武夷地区茶的采摘、祭祀、制作、运销、烹饮、用具、择水等丰富的茶文化信息,极具史料价值。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然该诗诸多问题如作者生平以及诗中的“尚书”、“地仙”、“冰碗”、“北山泉”所指,学界与茶界释义甚少且多有讹误。笔者案之史志文献,佐以考古材料,结合徐夤诗作并交游,对上述问题略加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徐夤生平考述
1.名号徐夤,字昭梦,号钓矶,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唐诗纪事》均无传。夤或做寅,《正字钓矶集》、《黄滔集》、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梁太祖优待文士》、宋徐师仁《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序》、明徐玩《钓矶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徐先辈集序》、《全五代诗》、《全唐诗》均作“夤”。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七、宋蔡居厚《诗史》、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等其他各类相关记载均做“寅”。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认为“寅、夤义通,古书多借寅为夤,当以夤为是。”当代莆田学者林毓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曾对此加以考辨,查《汉语大词典》,寅夤通用,只有三种情况:(1)大;(2)深;(3)恭敬。仅在表恭敬之意时,古书多借寅为夤。故傅先生所言似协未尽,仍可商榷。寅字昭梦,按《族谱》(按:清乾隆二十七年仙溪徐氏祠堂刊《延寿徐氏族谱》)卷五,寅有兄,名坚字昭执,昭当为排行用字,并无实义,梦则有模糊不明之解。“寅”字最常用之意为“地支第三位”,可表寅年寅月或寅时。寅时相当于凌晨三点钟至五点钟,此刻天已渐明,然未大亮,正是模糊不明之时。故昭梦当是对寅时之义的延伸,表示徐寅出生之时刻。由是,徐寅之寅,当以“寅”为是。而“钓矶”则为徐寅晚年卜居延寿溪畔的“归隐适意处号也”。(2)
林毓莎的考辨其实有漏误。《辞海》夕部“夤”条:(1)深,见“夤夜”;(2)攀附;(3)通“胂”,夹脊肉;(4)通“寅”。该词条下“夤夜”释义:深夜。《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玄德曰:‘国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3)而且,与徐夤唱酬相善的同时代诗赋家黄滔的文集中,徐夤之名亦为“夤”。是故,傅璇琮先生《唐才子传校笺》“当以夤为是”的结论,应是正确的。
2.生卒
徐夤生年不见史载。刘克庄《徐先辈集序》云:“友人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公夤文集,又纂辑公遗事及《年谱》以示余。”(4)但此《年谱》今已不传。林毓莎在查证学界至今未用的清乾隆二十七年仙溪徐氏祠堂刊《延寿徐氏族谱》卷二(以下简称《族谱》)《唐状元秘书省正字公传》一文:“卒年七十有三,梁末帝龙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寿终正寝”的记载后,认为:“谱牒文字,多有讹误,然无他据,暂从此说。由是推算,徐寅当生于唐宣宗李晔大中三年(849)。”(5)“寅卒年具体时间不见确载,先暂依《族谱》所记,系于龙德元年(921)。”(6)笔者认同林毓莎所言。只是,林文此处误植宣宗为“李晔”,实应为“李忱”。
3.进士及第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云:“徐寅,莆田人也。大顺三年蒋咏榜下进士及第。”《唐才子传校笺》对此辩正:“昭宗大顺仅二年(八九○),三年正月丙寅改元景福(八九二)。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即据《才子传》系夤为景福元年进士,知贡举蒋咏。但《才子传》所载实误。……责登第应在乾宁元年,而非景福元年,《才子传》误,《登科记考》袭其误。”(7)林毓莎对此作了补证:《闽书》卷一百五、《八闽通志》卷八十六也有“徐寅,乾宁初举进士”;《兴化府志》卷四十四、各本《福建通志》、《莆阳文辑》卷五亦云:“徐寅,乾宁元年第进士”;《莆田县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闽南唐赋》、《十国春秋》、《莆风清籁集》、《莆阳文集》、《晋江县志》、《泉州府志》中均记载徐寅于乾宁元年进士及第。《族谱》更具体指出“乾宁元年礼部试《止戈为武》,……登苏俭榜进士第四”。据《登科记考》卷二四载,乾宁元年状元确是苏俭,故称“苏俭榜”。寅有《赠黄校书先辈璞闲居》一诗云:“驭得骊龙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贫居。”又《唐才子传》云:“有《探龙集》五卷,谓登科射策,如探睡龙之珠也。”由是可知,寅所言“驭得骊龙第四珠”当即考取进士第四,《族谱》所言不虚。(8)
综合傅、林两家考证,傅先生所论极是,林毓莎所论详细。徐夤进士及第时间为乾宁元年(894),无误。
4.生平综述
据林毓莎考证:徐夤于乾符四年(877)至乾宁元年(894)蹭蹬举场十七年;(9)乾宁元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光化三年(900)离京游于大梁;(10)天复元年(901)至二年客游卞梁;(11)天复三年(903)至天祐元年(904)归闽依王审知,辟掌书记,旋因“礼待简略”而拂衣;(12)天祐元年(904)至乾化四年(914)在泉州依审知侄子、泉州刺史王延彬;(13)后,归隐延寿溪直至去世。(14)
根据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和林毓莎《徐寅研究》对徐夤生平所作的细致考证,参考其他史志资料,我们可以整理出徐夤的生平如下;
徐夤(一作“寅”),字昭梦,号钓矶,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生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三年(849),卒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享年七十有三。乾符四年(877)至乾宁元年(894)蹭蹬举场十七年;乾宁元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光化三年(900)离京游于大梁,谒梁祖朱温,献《游大梁赋》;天复元年(901)至二年客游卞梁;天复三年(903)至天祐元年(904)归闽依王审知,辟掌书记,旋因“礼待简略”而拂衣;天祐元年(904)至乾化四年(914)在泉州依审知侄子、泉州刺史王延彬,与王延彬如布衣交,每同游赏,及陈乘、倪曙、郑良士等赋诗酣酒为乐;乾化四年(914)至龙德元年(921)归隐延寿溪,直至去世。
徐夤为晚唐五代知名的文学家。以赋知名,与王棨、黄滔并称晚唐律赋三大家。早年所作的《人生几何》、《斩蛇剑》、《御沟水》三赋,远传至渤海等国,其人甚至以金书为屏。徐夤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赋47篇,诗269首,《全唐诗》收录245首,为唐五代闽人之冠,另有诗格《雅道机要》二卷。
二、“尚书”考论
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诗中的“尚书”所指,作者并未言明。迄今为止,除了个别学者释为“王延彬”(15)外,尚无其他释义。笔者以《旧唐书》、《十国春秋》、《闽史》、《八闽通志》、等史志文献为主,结合徐夤生平及《全唐诗》所收徐夤诗中十二首标明与“尚书”唱和之作,加以考论,确认徐夤此诗之“尚书”应为泉州刺史、右仆射王延彬。
徐夤自大梁归闽后的交游情况可知,其先后交往的“尚书”有如下三位:
1.王审知。《旧唐书》卷二十下:“(天祐三年)闰十二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诣阅,请为节度使王审知德政碑,从之。”(16)《王审知德政碑》(在闽县,天祐三年,906年)云:“乾宁三年,仆射(王潮)遘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寻加刑部尚书、威武军留后,俄受金紫光禄大夫、右仆射、本军节度使。”(17)《十国春秋》卷第九十《闽一·太祖世家》王审知本传云:“太祖名审知,……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唐以审知充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冬十月癸卯,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仆射、本军节度使,……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右仆射。俄改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特进、检校司徒。天复时,唐帝在凤翔,赐审知朱诏,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二年,唐赐审知武库戟十二枝列于私门,非恒例也。……天祐元年夏四月,唐遣右拾遗翁承赞加审知检校太保,封瑯邪王,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百户。”(18)
上述史料明确记载王审知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即898年被授以检校刑部尚书,同年冬又授(尚书)右仆射;光化三年即900年,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而徐夤此时尚在京都长安秘书省正字任上及甫离京赴梁中,至天祐元年即904年归闽依王审知门下被辟为掌书记时,审知已被唐帝加为检校太保、瑯邪王。是故,《尚书惠蜡面茶》之“尚书”所指不可能是王审知。
2.王审邽。徐夤撰《谥武肃王神道碑铭并序》云:“公讳审邽,姓王氏,字次都。……乾宁元年六月,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牒权州事。……乾宁丙辰夏四月,敕拜左散骑常侍。四年四月,加工部尚书。光化元年戊午春二月,奉敕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光化庚申,加兵部尚书、琅琊郡开国男。天复元年,加左仆射,进封开国子。是岁秋八月,诏授威武军节度副使。天复二年,加司空。三年加司徒,进封开国伯,食邑七百户。”(19)《十国春秋》卷第九十四《闽五·列传》王审邽本传云:“审邽字次都,太祖仲兄也。……乾宁元年,权泉州刺史,三年实授。四年,加工部尚书。五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光化二年,加兵部尚书、瑯邪郡开国男。三年,加左仆射,进开国侯,寻授威武军节度副使。天复二年,加司空;三年,加司徒,进封开国公,食邑七百户。”(20)《闽书》卷四十一亦有同样记载:“审邽,字次都。唐乾宁元年权泉州事。三年,实授。四年,加工部尚书。五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光化二年,加兵部尚书、琅琊郡开国男。三年,加左仆射,进封开国侯,寻授威武军节度副使。天复二年,加司空。三年,加司徒,进封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在政十二年。……卒,谥武肃王。”(21)
上述史料表明,乾宁四年(897)、五年(898)、光化二年(899),王审邽分别加封工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之时,徐夤尚未南归。而且,审邽天祐元年去世之时,徐夤刚刚依于王延彬门下不久。是故,《尚书惠蜡面茶》之“尚书”所指亦不可能是王审邽。
3.王延彬。《十国春秋》卷九十四《闽五·列传》王延彬本传云:“廷彬,天祐初,太祖承制加平卢节度使,权知泉州军州事,二年实授。开平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右仆射,封瑯邪郡开国男,寻转司空。四年,加云麾将军。乾化二年,授特进阶,加检校太保,进封开国伯。五年,加检校太傅,权知泉州刺史。四年,加检校太尉。”(22)《闽书》卷四十一记载同。(23)
上则史料中,王延彬于“开平三年(909)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右仆射,封瑯邪郡开国男,寻转司空。”这里的“右仆射”,有必要加以说明:
《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仆射”条:“仆射,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一说仆射名称源此。另一说谓合仆人、射人两名而成。本为君主左右小臣。汉承秦制,除上述侍中等外,谒者、期门、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均有仆射为其首长,随事立名,如尚书之长称尚书仆射,永巷宫人之长称永巷仆射等。东汉惟尚书、虎贲郎、谒者、中黄门冗从等之长尚称仆射,余多改名,如博士、侍中之长称祭酒。后尚书仆射职权日重,他官之长不用此号。晋、南北朝尚有谒者仆射,至隋亦改称大夫。”(24)“尚书仆射”条:“官名。秦始置,为尚书的为首之官。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置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为仆射。东汉置尚书台,主官为尚书令,以尚书仆射为其副职。献帝时分设左、右仆射,历代沿置。汉秩仅六百石,东汉时职权已重,禄秩仍旧。魏、晋后,令、仆(尚书令、尚书仆射)号为‘朝端’、‘朝右’,居宰相之任,成为贵官。唐不置尚书令,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唐初任仆射即为宰相,后非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另有敕语者,不任宰相之职。高宗时一度改称左右匡政,武则天时曾改称文昌左右相,玄宗开元时曾改称左右丞相。安史之乱后,仆射必加同平章事,始为宰相。宋元丰改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为宰相。政和时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靖康时仍称仆射。南宋乾道八年(1172)改为左右丞相。名称屡变,然其为真宰相均同。宋以后无仆射之官。”(25)
《历代官职沿革史·附录》“仆射”条:“仆射,秦代始置。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有仆射,意即其中的首长。仆射之名由仆人、射人合成,本为君主左右之小臣。西汉相沿,谓古者重武臣,以善射者掌事,故名。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之副手,职权渐重;到末年添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尚书令及尚书仆射同为宰相,称为‘朝端’、‘朝右’。唐太宗即位后,不设尚书令,左、右仆射即是尚书省的长官。唐初,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中宗以后,仆射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即不为宰相,只能处理尚书省内的一般日常事务。有时也用“仆射”官号作为加给大臣的高级虚衔。宋代相沿不革,神宗元丰年间改官制,又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时一度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钦宗靖康年间又恢复左右仆射之名。南宋孝宗时设左右丞相,无仆射之名。其后遂废。(26)
综上词条释义,有人归纳:仆射,是魏晋南北朝至宋尚书省的长官。仆射起源较早,秦律中有仆射称谓。汉代仆射是个广泛的官号,自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以至于军屯吏、驺、宰、水巷宫人皆有仆射。仆是“主管”的意思,古代重武,主射者掌事,故诸官之长称仆射。后来只有尚书仆射相承不改,至于宋代。其他仆射的名称大都废除。故魏晋南北朝至宋的仆射,专指尚书仆射而言。……尚书仆射为尚书令之副。尚书令阙,仆射便是尚书台(后称省)的长官。左右仆射在唐代曾数次改名,高宗龙朔二年(662)改为左右匡政;武后光宅元年(684)改为文昌左右相;玄宗开元元年(713)改为左右丞相;但不久都恢复原名。玄宗开元时期,仆射虽名为丞相,实际虚名无实。唐代后期常以仆射为节度、观察等使的加官,用以表示其品秩的高下。于是仆射成为虚职,不但不是宰相,连尚书省本省事务也不过问。……五代至宋代沿袭唐代后期之制。(27)
因此,王延彬的“右仆射”一职,实是其平卢节度使的加官,用以表示其官职的品秩为从二品。
徐夤与王延彬(886)年龄虽然相差30余岁,却是“一见如布衣交”的忘年诗友。徐夤《钓矶文集》中有近20首诗标明酬赠王延彬,可见二人当时唱和之频繁。徐夤《喜雨上主人尚书》诗有“门下十年耕稼者”句,乃因徐夤依王延彬门下十余年,故云。他的《和尚书咏泉山瀑布十二韵》诗中的“泉山”,即今泉州清源山,该诗以《弥陀岩咏瀑布十二韵》为题勒石于清源山弥陀岩飞瀑泉,可见此诗作于泉州,其唱和的对象——尚书——应为王延彬。
综上所考,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之“尚书”,当为与夤关系密切的泉州刺史、(尚书)右仆射王延彬是也。
三、“地仙”考论
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诗中的“地仙”所指,学界大多释为“作者自指”(28),也有学者推测徐夤诗中的“采摘新芽献地仙”是“一种祭祀茶神的仪式,所祭或为陆羽否?”(29)其实,徐夤诗中的“采摘新芽献地仙”句,确为一种祭茶仪式,只不过所祭的“地仙”并非“陆羽”。陆羽(733—804)生活于中唐时期,其所著《茶经》成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到上元元年(760)间。陆羽写作《茶经》时,未曾到过隶属建州管辖的武夷山茶区。其《茶经·八之出》提到武夷山茶区“建茶”时亦一笔带过:“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陆羽卒年距徐夤作《尚书惠蜡面茶》一诗不过百年,武夷茶区祭茶仪式所祭“地仙”不大可能是“陆羽”,而应为武夷仙人“武夷君”。理由如下:
最早记载武夷君的文献,是人们熟知的《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等,称武夷君,祀用干鱼,汉武帝时与其他神祗受到官方祭祀,《郊祀志》记成帝时丞相匡衡请罢诸祭,其中也包括武夷神。但历代民间信奉祭祀却绵延不绝。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载汉武帝时:“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武夷君用乾鱼;……’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祭太一坛旁。”(30)《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亦有同样记载。(31)唐人司马贞索隐《史记》引顾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32)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福建一》对此也作了解释:“武夷山,在建宁府崇安县南三十里。……汉《郊祀志》有武夷君,即此山之神也。”(33)
武夷神也见于早期道教文献。如《云笈七签》卷十九《三洞经教部》引《老子中经》“第四十一神仙”文云:“天神皆助真也,雷公击鼓也,太白扬光,白帝持弩,蚩尤辟兵,青龙守门,武夷在庭,螣蛇玄武,主辟凶殃。”(34)所引《老子中经》,一名《珠宫玉历》,今存明正统《道藏》太清部,题《太上老君中经》,二卷;敦煌抄本亦有该经写本残卷(编号P3784),题《老子中经》。该书成书时间意见不一,但至迟在南朝宋、齐时已经成书无疑,由此可知道教中人将武夷神纳入道教神仙谱系中是相当早的,不过此时的武夷神和兵事有关。《云笈七签》卷九十六《〈人间可哀〉之曲一章(并序)》中有陆羽所撰《武夷山记》云:“武夷君,地官也,相传每于八月十五日,大会村人于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村人既往,是日,太极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为曾孙……乃令歌师彭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35)陆羽的记载表明,唐代文献中,武夷君被称作地官,与太极玉皇、太姥魏真人等道教神并列。魏真人即魏华存,道书又称魏夫人,著名女道士,其父魏舒,《晋书》有传。魏夫人的事迹,史籍记其在西晋末南渡后活跃于东晋前期的江南地区,可见她也许曾在武夷山修隐,并将道教信仰及其他民间诸神传说包括有关武夷神的传说传播于武夷山区。武夷山一称,最早见于南朝萧子开所撰《建安记》,今已佚,残文见《太平御览》卷四十七所引:“萧子开《建安记》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其石间有木碓砻簸箕箩竹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36)顾野王撰有《建安地志》,见《陈书》本传,则唐代的武夷君为“地官”之说自有所本。由以上所述推测,武夷君与武夷山发生联系,可能始自西晋之末,从此武夷山也就成为江南地区道教的重要丛林之一。
距徐夤卒年不过百年的宋人范仲淹(989—1052)有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咏赞武夷茶曰:“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这里的“武夷仙人,指传说中的武夷山神,即武夷君。”(37)(www.chuimin.cn)
《抱朴子·内篇·论仙卷第二》:“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38)《辞海》“地仙”条:道教谓居于人世的仙人,与“天仙”对称。见《抱朴子·论仙》。旧时也用以比喻生活闲散安逸的人。(39)《辞海》“地官”条:“(1)《周礼》分设六官,司徒称地官,掌土地和人民。”(40)
地官又叫地祗,是土地社稷的大神,后为道教的三官之一,与天官、水官并称。《周礼》卷第三《地官司徒第二》云:“惟王建国……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41)称司徒为地官,掌管土地和人民。其中“掌茶”之职为:“掌以時聚茶,以共丧事。”(42)此处作为丧事之用的“茶”,就是茶叶。可见至少从战国后期开始,就有以茶祭祀的习俗。而在武夷茶区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武夷仙人即武夷君献茶的传说,保留着以茶祭神、供佛、祭祖的传统习俗。清代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释超全的《武夷茶歌》中“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诗句,就是这一传说与习俗的最好证明。
综上所考所述,晚唐五代时期诗人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诗中“采摘新芽献地仙”句,所写应为武夷茶区的茶祀仪式;所祀对象,应为《仙经》所谓游于武夷名山的地仙且“掌管土地和人民”如陆羽所言的“地官”——武夷仙人,即武夷君;所祀目的,是感谢其为武夷民众的福祉所作的贡献。
四、“冰碗”考论
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中“冰碗”的释义,众说纷纭:或认为是指“白色的茶碗”(43),或为“琉璃茶碗”(44),或为“越窑青瓷茶碗”(45)却又语焉不详,未有定论。对照陆羽《茶经》关于茶碗的论述和徐夤咏茶具诗作《贡余秘色茶盏》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参考晚近陕西法门寺、浙江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茶器,笔者认为,此诗中的“冰碗”指向晚唐五代时越窑产制的青瓷茶碗,更为妥当。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陆羽的《茶经·四之器》从品茶的角度出发,格外推崇越窑青瓷茶碗:“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茶圣陆羽详尽比较“邢不如越”的第一、二条理由主要是谈瓷碗的釉色外观以及给人的心理定义;第三条理由是从盛茶的实用立场出发比较茶与茶碗的色泽关系,主要也是谈的色泽效果。换言之,陆羽推崇越窑青瓷茶碗,是因为它如冰似玉的釉色和盛茶茶色绿而益茶。
据研究,唐代越窑青瓷釉色之美,为历代越窑产品之冠。上世纪90年代,陶瓷科学家测试历代越窑青釉时发现:“唐代越窑青釉的亮度最大,为29.20%,也就是唐代越窑青釉最明亮,釉的光亮度最大。唐代釉最青,北宋和两晋次之。”(46)
陆羽对越窑青瓷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与益茶功用的咏赞,自然引起唐代文人士大夫的附和。施肩吾《蜀茗词》(47)(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皮日休《茶瓯》(48)(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49)(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韩偓《横塘》(50)(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诸诗皆有吟咏。阿拉伯无名氏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写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对此亦有记载:“……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51)该书的法文译者J·索瓦杰经过严谨的考证后认为,这一简短的叙述是“西方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绘”。(52)该书成书于公元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此时正是唐宣宗李忱大中年间至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上述诗人及徐夤也正生活在这一时期。
越窑中心窑场在浙江上林湖地区(以前属余姚县,现属慈溪县),考古调查发现窑址100余处。此外,宁波东钱湖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越窑青瓷的窑群。越窑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余姚、慈溪、上虞、宁波、鄞县、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这些地区古属越州,故称越窑青瓷。该地区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可能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早在商周就已开始生产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期青瓷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两汉至南朝进入早期青瓷阶段,唐代臻于成熟。(53)
唐代晚期,越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器形规整,胎面光滑,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釉色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54)
五代时期,越窑瓷器被称为“秘色瓷”。宋人曾慥的《高斋漫录》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周辉《清波杂记》云:“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55)
其实,秘色瓷之名,最早见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二《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56)在另一首题为《茶瓯》(57)诗中,陆龟蒙咏颂越窑青瓷釉色“姿如圭壁,色似烟岚”。由此可见,以“千峰翠色”、“圭壁”(58)的碧玉之色和漫谥在群山峻岭之间的烟岚之状来摹写越器的“秘色”的陆龟蒙心目中的“秘色越器”,乃指晚唐越窑青瓷。
唐末五代,钱氏(钱镠)立吴越国。从1958年起,在吴越国都杭州和钱氏家乡临安陆续出土了如杭州玉皇钱元灌墓、施家山的吴汉月墓、临安西市街钱王父母钱宽、水邱氏墓及近年发现的马皇后“康陵”等七座大型王室墓葬,这些王室成员墓中出土了大量价值极高的越窑精品,品类上,主要集中为碗、盘、洗、钵、罐、灯、罂、执壶等,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一时期越窑瓷的美学特征,为研究五代越窑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经过了从汉代到晚唐五代近千年的演变发展,越窑从原始青瓷进入了成熟青瓷的顶峰状态,出现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冰清玉洁的越窑青瓷被文人誉为“类玉”、“类冰”、“类月”、“秋水”等,形容它的釉色如玉般晶莹润泽。此时的越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特别是青瓷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境地,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把“千峰翠色”的青瓷推向了发展的最高峰——晚唐五代“秘色”瓷。以至后人赞叹“李唐越器天下无。”(59)
1996年底临安康陵马王后墓出土的青瓷五瓣荷花形碗,是五代越窑青瓷的上品。该碗胎质细腻,釉层青绿均匀,手感滋润,圈足外撇,口沿壁五处凹进,呈花瓣形,沿边微微翻卷,全器犹如水中荷花。
徐夤为数不多的茶诗中,有的一首专门咏颂秘色瓷茶具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60)诗中用“巧剜明月”、“轻旋薄冰”来拟状“秘色瓷”的器形、胎质的精巧,以“染春水”、“盛绿云”而状釉色之美。
1987年5月,距西安西110公里的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茶碗,其“捩翠融青”的颜色、“巧剜明月”的造型、“轻旋薄冰”的胎质等特点,恰如陆龟蒙、皮日休、徐夤诗所描绘的那般。
据上可知,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的“巧剜明月”、“轻旋薄冰”与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茶瓯》诗中的“圆似月魂”、“轻如云魄”同义,前者描绘越瓷茶器的奇特造型,后者比喻如冰似纸的瓷胎;徐夤诗中的“捩翠融青”、“染春水”、“盛绿云”与陆龟蒙《秘色越器》中“千峰翠色”亦同义,都是描状越窑青瓷茶碗如冰清如玉润的美丽釉色。由此得知: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中的“冰碗”之“冰”,一是指向越窑青瓷茶碗釉色的冰清玉润之清纯,二是指向其胎体的细密轻薄。《辞海》“冰玉”条释义为“比喻清润”(61),与陆羽夸赞越窑青瓷茶碗釉色“类玉”、“类冰”之意吻合;《诗·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言冰体轻薄,与徐夤咏秘色茶盏之胎质如“轻旋薄冰”及皮日休《茶瓯》描摹越窑青瓷茶瓯胎体“轻如云魄”之意亦近。
检视《全唐诗》所收徐夤诗245首,其中有寄赠余杭人罗隐(833—909)题为《寄两浙罗书记》诗一首,诗云:“进即湮沉退却升,钱塘风月过金陵。鸿才入贡无人换,白首从军有诏征。……”其中“两浙”,系浙东、浙西的合称;“罗书记”,即罗隐,与陆龟蒙、皮日休、徐夤交游。罗隐久试不第,归依吴越王门下,倍受礼遇。史载:“ 《涧泉日记》云:唐光启三年(887),吴越王(钱镠)表奏(罗隐)为钱塘令,迁著作郎,辟掌书记。天祐三年(906)充判官。梁开平二年(908)授给事中。三年(909)迁(盐铁)发运使。……”(62)当是时也,吴越王钱镠令越窑烧造“秘色瓷”自享亦北贡,此事《旧五代史》有载:“(镠)虽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庄宗中兴已来,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63)以此推论,徐夤偶得并诗赞的“贡余”秘色茶盏,极有可能是其诗友、吴越王门下红人罗隐所赠。
最后,从文本自身的内在联系来看,徐夤用此“冰碗”盛装的是产自武夷茶区、用“木兰船”沿建溪水路运至当时闽国治所福州而得以分赠的“蜡面茶”茶汤。晚唐五代的“蜡面茶”,属蒸青绿片茶,只有产自浙江而为比邻的闽国易于得之的“类冰”的越窑青瓷,才能如茶圣陆羽所言“越瓷青而茶色绿”、“青则益茶”,而使蜡面茶的茶色得以呈现。
综上所论所考,无论是始作俑者的“白色茶碗”之释,还是未加深究者“洁白如冰的茶碗”之注,抑或受法门寺出土之琉璃茶碗而障目的“琉璃茶碗”新说,均远离徐夤诗作之“冰碗”的真相。只有将“冰碗”解释为“青则益茶”的越瓷茶碗,庶几近于徐夤《尚书惠蜡面茶》本意。
五、“北山泉”考论
《尚书惠蜡面茶》诗中的“北山泉”所在,作者徐夤并未言明。迄今为止,除了极个别学者推测“可能是指建瓯北苑凤凰山一带的泉水”(64)外,尚无其他释义。笔者以《闽书》、《泉州府志》、《晋江县志》、《泉山采璞》、《泉州招贤院志略》、《清源山志》、《福建风物志》、《泉州访古揽胜》等史志文献为基础,结合徐夤生平及居泉州依王延彬门下时所作《北山秋晚》、《和尚书咏泉山瀑布十二韵》并清源山弥陀岩徐夤诗作勒石等资料,探幽抉微,认定徐夤此诗之“北山泉”应为现泉州清源山(亦称泉山、北山)之泉。
要确认《尚书惠蜡面茶》之“北山泉”所在,需首先弄清楚该诗作于何时、何处?
依林毓莎硕士学位论文考证结论,参考著名学者陈贻焮和贾晋华①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结合《九国志·徐夤传》:“正字,莆田县人。……王延彬判泉州,每同游赏,及陈郯、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求迁所居。”(65),以及《闽书》卷一百五:“归则卜居延寿溪上,泉州刺史王延彬招致之,如布衣交。”(66)之记载,可知: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一诗,即作于其居泉州、依王延彬时的904~914年间。王审知养子王延禀时任建州刺史。徐夤所得王延彬分赠之“蜡面茶”当为王延禀所辖建州武夷山一带产制、以“木兰船”沿建溪南运至福州泉州地区赠亲馈友及供闽王纳贡之物。
现在,我们可以考论“北山泉”了。
唐人饮茶,极重水品。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而由唐昭宗朝转入五代、极喜陆羽推崇的盛茶之越窑青瓷“冰碗”的徐夤,在烹煮蜡面贡茶时也自然附和陆羽用水“山水上”的观点。当时,徐夤与王延彬交好,遍游泉州一带名山且留咏很多。是故,当他煮饮“尚书”惠赠的珍贵茶饼“蜡面茶”时,笃定会立即想到宜茶之水——北山泉。
“北山”何在?《辞海》“泉州”条载:“州名。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丰州置。治闽县(今福州市)”。辖今福建全省。唐前期分置建、漳、武荣等州后,辖境缩小为闽江下游地区。……唐景云二年改武荣州置州。治晋江(今泉州市)。……名胜古迹有清源山……。”(67)《福建风物志·清源山》云:“清源山又名云山、泉山,为泉州北郊群山之主峰。”(68)而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泉州府》早有记载:“泉山,府城东北八里。一名清源山,一名北山,一名齐云山。周围四十里,横跨十余里,高数千仞,郡之主山也。《寰宇记》:‘泉山以山有孔泉而名’。朱买臣谓‘东越王居保泉山’,即此。山多石泉,出石窍中,故曰孔泉。上多岩洞诸胜,其得名者凡三十六处,而尤著者曰清源洞。《郡志》:泉山上起三峰,俗名三台。中峰有清源洞,一名纯阳洞,登其巅可尽一郡之胜。”(69)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作《汉书注》曰:“泉山,即泉州之山也,临海,去海十余里。朱买臣所谓东越王居保泉山是也。山有石乳泉,泓澄清洁,而味绝甘美。其源流衍下达于江。以泉名山及州,以清源名郡,亦本于此。”(70)
徐夤诗作《北山秋晚》,记录了诗人隐居山林的情状。诗云:“十载衣裘尽,临寒隐薛萝。心闲缘事少,身老爱山多。玉露催收菊,金风促剪禾。燕秦正戎马,林下好婆娑。”其中首联的“十载衣裘”句,当指徐夤依王延彬门下十余年之谓;末联“燕秦正戎马,林下好婆娑”,当指北方藩镇战事频仍,而自己退隐山林,落得逍遥自在。据此推论,徐夤此诗应作于其依王延彬门下之时;该诗所咏之“北山”,当为又名泉山、齐云山的清源山。因此,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诗中的“北山”,应该指向以泉名山及州、以清源名郡的泉州泉山,亦名清源山、北山、齐云山。该诗中的“北山泉”,应指现在泉州北郊的清源山之山泉水。
清代道光年间所修《晋江县志·卷之四·山川志·清源山》记载:“又(巢云岩)南为弥陀岩,左有飞瀑泉,大旱不竭。《闽书》:岩在擎珠峰之阳,悬泉从巢云下坠石壁间,冬夏琮琤,有竹箭之美。泉旁巨石刻‘泉窟观瀑’等字。蹑磴而上,有石径,深邃可以饮。郡人庄一俊名其径曰‘招饮’。折石径出,有平台,明詹仰庇刻‘一啸台’。有石,元时琢弥陀佛,丈六金身,相特端妙。东有亭曰‘对泉’,今废。国朝嘉庆八年(1803年),徐用逵再建。……国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提督马负书建石亭山腰,复构亭于对泉旧处,书‘清如许’、‘天风海月’及大‘佛’字,与知府怀荫布所书‘寻佛径’等字,皆镌于石。”(71)其中提及的“飞瀑泉”,今人所编纂的《清源山志》“飞瀑泉”条亦有记载:“飞瀑泉,即弥陀瀑布、弥陀飞瀑。旁有‘泉窟’、‘观瀑’、‘洗心’、‘洗高’‘清如许’诸多题刻。……瀑布3折,高20余米,水从清源山中、左、右三峰夹谷之紫泽涧而来。雨季时流量很大,……弥陀瀑布原为天然径流,自巢云岩上方小水库‘翡翠湖’和紫泽洞‘清源天湖’相继建成后,瀑布水量已可调节。”(72)
徐夤曾题诗《弥陀岩咏瀑布十二韵》勒石于弥陀岩瀑布间。此诗《全唐诗》有载,题作《和尚书咏泉山瀑布十二韵》(73)。清代道光年间所修《晋江县志》亦有收录(74)。前文《晋江县志》提及的徐用逵乃徐夤裔孙,其在清代修葺弥陀岩寺时,将先祖徐夤此诗于嘉庆七年壬戍(1802)仲秋重刻岩上,云:“岩有瀑布诗,余祖秘书公旧□也。今修斯岩,于苍岩绿藓中寻是诗不得,谨稽郡志,合之家谱,炳炳烺烺,命工镌于石,以示不忘云。”(75)该诗勒于弥陀岩放生池东侧岩石上,题《唐秘书徐公咏弥陀瀑布》。今存。诗云:“名齐火浣溢山椒,谁把惊虹挂一条?天外倚来秋水刃,海心飞上白龙绡。民田凿断云根引,僧圃穿通竹笕浇。喷石似烟轻漠漠,溅崖如雨冷潇潇。空(水)中蚕绪缠苍壁,日里霓旌(虹精)挂绛霄。寒漱绿阴仙桂老,碎流红艳野桃夭。千寻练写长年在,六月花开夏日消。急恐划分青嶂骨,久应(绷)裂翠微腰。濯缨便可讥渔父,洗耳还宜傲帝尧。林际猨猱偏得饮,岸边乌鹊似(拟)为桥。赤城未到诗仙(先)寄,庐阜曾游梦已遥。数夜积霖声更远,郡楼欹枕听良宵。”(76)经比对,此勒石诗与清代周学曾等纂修之《晋江县志》所录题为《唐徐寅咏瀑布诗》(77)同。
由此观之,徐夤酬赠尚书(78)王延彬的这首《和尚书咏泉山瀑布十二韵》中的“泉山瀑布”,即为徐夤心中所系、《尚书惠蜡面茶》诗末句所写之“北山泉”无疑。
需要交代的是,产制“蜡面茶”的武夷山亦有“北山泉”之说。
曾任清代崇安(今武夷山市)知县、候补主事的陆廷灿在其以陆羽《茶经》体例所撰之《续茶经·五·茶之煮》一书中,引明代焦竑的《玉堂丛语》载:“吴栻云:‘武夷泉出南山者,皆洁冽味短。北山泉迥别。盖两山形似而脉不同也。予携茶具共防得三十九处,其下者亦无硬冽气质。’”(79)清代董天工撰《武夷山志》对此亦有记载:“山南虎啸岩语儿泉,浓若停膏,泻杯中鉴毛发,味甘而溥,啜之有软顺意。……北山泉味迥别。小桃源一泉,高地尺许,汲不可竭,谓之高泉,纯远而逸,致韵双发,愈啜愈想愈深,不可以味名也。次则接笋之仙掌露,其最下者,亦无硬冽气质。”(80)除此以外,史无它载。因此,生活在唐末五代之际的徐夤写作《尚书惠蜡面茶》时,正依附泉州刺史王延彬门下,按理是不可能了解迟至明代才为人所识的武夷北山诸泉的。
综上所考所论,笔者认为:将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诗末宜茶之“北山泉”释作泉州清源山(亦名泉山、北山)之泉,更为合理且贴近作者本意。
有关接受诗学的文章
附录二:作者著述一览一、专著□《接受与批评》,长江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当代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程·当代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历代襄阳名作家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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