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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对作品意义的阐释[接受诗学]

【摘要】:第一节批评是对作品意义的阐释诗歌作品是有意义的,它是诗人把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阐释,熔铸为审美意象意境并加以语符化的成果,它是“有意味的形式”。读者只有在对作品内含意蕴与外射意义两方面作出自己的阐释的基础上,才能进而作出价值评判。瞿秋白则发现了安氏作品中流露的人际关系冷漠所产生的孤寂感,这是瞿秋白对其作品意义的独特参与和建构。

第一节 批评是对作品意义的阐释

诗歌作品是有意义的,它是诗人把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阐释,熔铸为审美意象意境并加以语符化的成果,它是“有意味的形式”。然而,不经读者阅读,这种“意味”或意义实际上只是一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诗歌作品只对读者才有意义,无论是思想的还是艺术的;诗歌作品的意义只对读者洞开,只有在阅读中才展现出来。阅读,从根本上说就是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开掘,也就是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诗学批评作为对作品的价值评判,首先是一种意义关系,即作品对读者需求的意义。就此而言,作品意义还不仅是作品本身内含的,而且同读者的需求,同读者的审美视界相关。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发现,也包含作品的内蕴以及这种内蕴对读者的意义两个方面,从而,诗学批评也就是对这两方面意义的阐释。读者只有在对作品内含意蕴与外射意义两方面作出自己的阐释的基础上,才能进而作出价值评判。

批评作为阐释,包含着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参与和创造。这是因为,一方面,诗歌作品的召唤性结构,决定着其内含的思想、艺术意义总有某种不确定性和空白,有待于读者去发现、确定与填补,这就不能不包含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介入和建构;另一方面,读者又是从自己独特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界出发去阅读作品的,因此他与作品发生的意义关系总有某种特殊性,就是说,作品对他来说,只是在某些方面、某些点上才特别有意义,这种意义只有他才能体会到和说出来,既不是作品本身固有的,也不是对所有读者都一样的。读者对这种相对自己而言的作品意义(外射)的阐释,就是对作品意义的一种创造。例如:鲁迅等人对俄国19世纪末的作家安特莱夫(L.Andreev)作品有着不同的评论:

鲁迅认为,安特莱夫的作品表现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理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1)。对其作品的思想实质,鲁迅概括道:“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2)

瞿秋白说,安特莱夫的“题材实在是人类互相的不了解,不亲热,——残酷的孤寂”(3)

郑振铎则认为安特莱夫“是从惨酷的人生悲剧里见到人道之光的,是从反对消极一方面写出人道之声的,所以见得最为真切,写得最为沉痛,且能感人深远”,在艺术上,“他的‘心理解释’极为精密,而又是新的,不蹈入杜思托益夫斯基(按: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范围的”(4)。(www.chuimin.cn)

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的评论,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侧重点并不一样。鲁迅着重指出安特莱夫作品思想上的悲观主义,艺术上的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调和,而对其作品现实性方面的强调则是鲁迅对安氏作品意义的独特发现和建构,或者说,是安氏作品对鲁迅的独特意义,鲁迅一再承认自己作品受安氏影响,对其象征、印象主义方法多所吸取,但落脚点却是写实主义的现实性,这正是鲁迅能借鉴安特莱夫的基础。瞿秋白则发现了安氏作品中流露的人际关系冷漠所产生的孤寂感,这是瞿秋白对其作品意义的独特参与和建构。而郑振铎与二人均不同,他从安氏作品消极悲观的反面见出了其中透射出的“人道之光”,而艺术上则盛赞其心理分析的准确与新鲜,这又是安氏作品对郑振铎的独特意义。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读者(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不仅是对作品内含意义的各种可能性的独特发现与发掘,而且是对作品对自己审美视界的独特意义的发现与建构,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参与和创造,包含着读者的主体意向。那种认为文学作品意义纯然是作品中客观存在的单一意蕴、批评就是把这意蕴忠实地揭示出来的传统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机械的。

批评作为阐释,是读者对作品意义的无限可能性的不断开掘与建构。从本体论上说,诗歌作品是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中的,作品的意义也是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中的。伽达默尔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从作者出发,而是从观赏者出发,“才获得了其意义规定”(5)。从历时性角度来考察,不同时期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意义阐释是不同的,但“这所涉及的甚而并不是一种解释的单纯主体性之变异体,而是作品自身的存在可能性,这作品似乎置身于其存在体本身的变异体之中”(6)。他的意思是说,处在历时态的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不同解释不只是读者本身的差异,而就构成了作品意义的不同存在方式或变异体,这是因为作品内在意蕴存在着与不同时期读者的不同理解相互交融的无限可能性,因此作品的两重意义的不断重新建构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作品意义的变异体也是无限的。伽达默尔进而认为,这所有的意义变异体,“都是作品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作品本身是同时并存的”(7)。伽达默尔还说:“对一本文或一艺术作品的真实意义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它事实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8)从共时性来看,同一时代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艺术修养和趣味、不同个性与爱好的读者群,对同一部作品的意义阐释也是千差万别的,作品意义也存在着被从不同方向、方面开掘与重构的巨大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常常对同一部作品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休、相持不下的情况的原因。

批评作为阐释,实质上是读者对世界的事种间接的审美掌握。世界,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总是人的世界。整个世界,只是有了人,才有了意义;也只是对于人,才具有意义。人是万物之主,是世界的灵魂。对世界的掌握,实质上是对人的世界的掌握,也就是对人类、社会、人生——对人自身的掌握。马克思认为,文学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掌握方式(9),也就是对人自身的独特的掌握方式。同样,诗歌作品,不管是主张“摹仿”的还是“言志”的,再现的还是表现的,都是诗家对人的世界、对人自身的一种掌握方式和阐释方式,都是诗家用自己的心灵接触社会、感受人生、体验他人的内在世界的结晶。它构成了人类对世界进行观照、理解、掌握、阐释的一个重要侧面。一句话,诗歌是带着诗家体温的人生体验,诗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世界,是人的外宇宙与内宇宙的瑰丽编织,人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的一种奇妙合奏。正如黑格尔说,诗(文学)最广泛地表现人类的思想、事迹、命运,“包罗全部人类精神”(10)。既然诗学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是人的精神写照和心灵历程的记录,读者对诗学的阐释自然也就是对人的世界的一种审美的掌握方式了。具体地说,当我们阅读作品、被作品打动时,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人的命运,我们被打动的是人的事情,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虽然出自虚构却包含着作家的理解和体验的人生世界,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脉搏的跳动。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因而就不仅是对作品所呈现的艺术世界的理解和阐释,而且同时是对作品艺术世界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的世界、人的命运、人生体验和人类情感意志的理解和阐释。更重要的是,读者对作品的阐释是带着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进行的。每个读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经受着一定的文化教养,经历着各自的生活道路,因而有着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对世界的独特的理解,这一切就组成了他阅读诗歌作品时的综合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带着这个视界,他进入了作品的世界。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总是要拿自己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感受与理解同作品中的世界进行参照、比较,有的认同,有的否定,有时同化,有时顺应,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因而总归不单单是对作品内蕴意义的理解,不仅是对作品这个独特的“人的世界”的解释,而且也包含着读者对整个世界、对整个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态度。

总之,批评作为阐释,既是读者对作品意蕴的参与和创造,也是读者对世界人生的掌握方式,它无论在历时性上还是在共时性上,都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性。如果只从诗学本体论角度,即只从作品意义在读者的多元的、无限的阐释“变异体”中存在这一点看,读者、批评家对诗歌作品意义的各种各样共时的、历时的阐释,应当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能认为只有批评家的阐释才是有效的,一般读者的阐释则是无足轻重的;也不能认为只有少数老资格的批评家的阐释才是有权威性的,而其他批评家或读者的批评是不算数的;更不能把批评的阐释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或者认为对作品只能有一种有效的阐释,其他阐释都是“违背作品本来意义”的。接受美学认为,批评不仅是少数批评家的事,而且是读者大众的事。因为文(诗)学是存在于读者大众的阅读中的,作品的意义也是由读者大众的理解、阐发共同构成的。作品的多元意义以及读者批评的多元阐释,乃是由文(诗)学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就此而论,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多元阐释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然的;它们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不能认为某种阐释一定比另一种高明,一定代表唯一的真理;由此可以引出批评的多元意识,即承认批评对作品多元阐释的合理性,并提倡阐释的多样化,以广泛开拓人们的批评视野。同时,阐释的多元性体现在时间序列上,就是阐释的无限可能性,由此可以引出批评的开放意识,即承认任何高明的批评都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对作品意义的阐释,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因此,任何批评都不是对作品的“定论”,即使“盖棺”也不能“定论”,更不是什么“终审判决”;真正的批评总是指向未来的,向各种其他的甚至对立的阐释开放的。而批评的多元意识和开放意识,归结起来,就是批评的民主意识和读者(大众)意识。接受美学的批评观的核心,就是自由、多元、开放,就是提倡批评的民主意识和读者意识。这是由文(诗)学批评的阐释本质商定的,是由阐释的多元性与无限性的必然规律决定的。因此,尊重文(诗)学的批评的规律,就应当提倡自由、多元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