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诗学：横向交互影响的效果

2024-02-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而且，横向交互影响的实质，同样可以用视界交融和改变的观点加以解释。但是，自从歌德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以来，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日益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四节　效果：横向的交互影响

诗学的效果，不仅体现为纵向的历史影响，还体现为横向的交互影响，这就是同时代不同的诗人或诗人群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各民族、各国之间的诗学交流和影响。这种交互影响，同历史影响一样，同样包含着影响一方的作用与被影响一方的选择两个方面。而且，横向交互影响的实质，同样可以用视界交融和改变的观点加以解释。这里，我想从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内的作家、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各国、各民族之间诗学的相互影响两方面进行讨论。

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诗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在古今中外都是有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席勒了。这两位都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大诗人，他们都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古典现实主义的转变。但总起来讲，两人的创作方法有相当大的区别，为此还发生过友好的争论，正如歌德所说：“我主张诗要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²⁰⁾不过，这种区别是在共同目标下手段的区别，“我和席勒的关系建立在两人的明确方向都在同一个目的上，我们的活动是共同的，但是我们设法达到这目的所用的手段却不相同”⁽²¹⁾。从1794年两人结交后，互相往来，互相切磋，互相合作，这种距离有所缩小。特别是席勒更多地受到歌德的影响，使他从哲学思辨中摆脱出来，重新投身于创作，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主观的倾向，写出了具有古典现实主义倾向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等，他最后一个剧本《威廉·退尔》的题材也是由歌德提供的，本来歌德自己想写这个戏。歌德与席勒还合作写了《警句》，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的鄙俗现象。这两位大作家的友谊和交往，使他们创作上互相接近、了解，互相受到启发和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杜甫的交往与互相倾慕，范仲淹与欧阳修深厚友情，苏东坡与黄庭坚的切磋诗艺，以及许多诗派、词派内作家、诗人间的交流、琢磨等等，都是横向影响的适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早年诗文相会，友谊日深，曾以歌德、席勒自比。他们互赠诗歌，互相批评，坦率真诚，不但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创作倾向上互有影响，郭沫若称赞田汉的诗“自由豪放”，表示愿与田汉“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²²⁾；田汉也慧眼识郭诗，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²³⁾正是思想、创作上的这种互相交流、激励、吸收、影响，以后郭沫若成了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田汉则成为优秀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作家、诗人或作家群、诗人群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影响是相当普遍的，有时不但在个人之间、流派之内进行，而且各流派之间也是有影响的，甚至在创作倾向上对立的流派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可能，有时这种互相影响连作家、诗人自己也不一定觉察到。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创作倾向上一是写实主义，一是浪漫主义，两个社团之间笔墨官司也打了不少，但两派中有些作家的私人交往与感情还是不错的。而且从创作实践看，两派之间虽然对立却亦不是没有互相渗透、影响之处，文研会坚持“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创造社后期创作上显然也比较关注现实人生；文研会有些作家在创作上也对浪漫主义激情有所吸取，虽然双方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这种相互影响。

总起来看，同时代同民族作家、诗人间的相互影响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是因为，作家、诗人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面临着同样的文学、诗学传统和社会现实，感受着同样的精神气氛，使用着同一种语言文字，互相交流影响的可能性与机会极为巨大。除非你完全不读同时代作家、诗人的作品，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不但作为作家、诗人，也作为读者阅读同时代人的作品，哪怕是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品，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参与这种相互交流与影响。

与此相比，各国、各民族间诗学的交流与影响，则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各民族、国家间，有着地域交通上的阻隔，有着语言文字的障碍，有着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有着文化心理结构和接受环境上的距离。但是，自从歌德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以来，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日益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歌德呼唤着“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到来，但他并不要求取消各民族文学、把它们合为一种共同的文学，“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²⁴⁾。正是基于此，他强调，“每一国文学如果让自己孤立，就会终于枯萎，除非它从参与外国文学来吸取新生力量”；也因此，他告诫道：“我爱用旁的民族的镜子来照自己，我劝旁人也都这样办。”⁽²⁵⁾歌德的这些见解是十分精当的。各个民族在努力发展本民族文学、诗学的同时，应当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学、诗学的养料来丰富、充实自己，才能既推动民族文学、诗学向新的高度前进，又对世界文学、诗学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性发展，各民族文学、诗学之间的封闭与隔绝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相互交流与影响则成为必然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0年前就明确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²⁶⁾马、恩这儿强调的是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产品，在现代条件下，已越来越不可能以一个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存在了。各民族文学、诗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不但像歌德所说的那样，是应当的，而且已是必不可免、势不可挡的现实了。因此，考究一个民族的文学、诗学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文学、诗学的发展，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总趋势的。这也就是我想从民族、国家之间文学、诗学的交互影响，来说明文学的横向社会效果之一的理论和现实根据。

在我国文学、诗学史上，与外来文化、文学比较大的交流有四次，每次都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有益影响，而得到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输入，佛教艺术初次得到发展；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也给文学、诗学界带来某些影响，有时与道家思想和玄理结合起来渗入文学、诗学创作、评论，如谢灵运的诗与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可看到佛学的影响。第二次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达于鼎盛，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都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而有较大发展。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的建立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而且直接促成了词这种新文学样式的诞生；佛教变文的大发展，通过“俗讲”和“讲唱”等形式广为流传，成为唐代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通俗文学，以后又直接通过话本形式向小说发展。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无论左中右，都面向西方，接纳新潮，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和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作家都自觉地向国内介绍西方与俄国文学，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吸收其中合用的成分，使中国文学、诗学迅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培育出一批在创作中融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第四次就是结束十年“文革”动乱后，随着经济上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又一次与外国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文学、诗学上，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思潮的涌入，和我国自己的现代派文学的诞生。这一次国际文化交流还方兴未艾，外国文学、诗学对我国当代文学、诗学的影响还难以估计。但是，即使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

中西方文学、诗学的交流与交互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诗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作为文学、诗学的一种横向效果，实质上也是一种视界的碰撞、交融与改变。就当代中国出现现代主义文学、诗学这一现象来看，正是中国作家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诗学的读者群，带着自己民族、自己时代的视界去同西方现代派的视界接触，经过选择、筛洗与改造，两个视界发生交融与改变，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视界，这已是把西方现代派视界各层次的要素按自己之需吸收后形成的视界，是一个开放的、有生命力的视界，中国的现代主义就是这视界的产物。

【注释】

(1)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卷十》，商务印书馆1986版。

(2)同上。

(3)《论语·子路》。

(4)同上。

(5)南宋·朱熹：《论语集注》。

(6)刘空楠：《论语集解》引。

(7)明，王船山：《俟解》。

(8)《毛诗序》。

(9)贺拉斯：《诗艺》。

(10)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www.chuimin.cn)

(11)〔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12)〔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3)参见〔英〕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14)茅盾：《鼓吹集，欣赏与创作》，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1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16)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17)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8页。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19)唐·陈子昂：《修竹篇序》。

(20)〔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21)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22)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35页。

(23)同上，第79页。

(24)歌德：《评英国刊物〈爱丁堡评论〉》，见《歌德文集》，范大灿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歌德：《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见《歌德文集》，范大灿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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