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视界改变：接受诗学的效果

2024-02-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姚斯还认为，文学这种打破读者旧视界的作用，“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在实际阅读中，审美与道德视界的改变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第二节　效果：对读者视界的改变

诗学的效果，是诗学多元价值的实现。但诗学价值的实现，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达到。而阅读乃是一种以个体方式进行的审美精神活动，而不是直接改变社会的现实活动或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诗学不应当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的使命，甚至起安邦兴国的作用的原因。

诗学的效果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悄悄地发生的，是在读者的审美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打动读者的情感，撼动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精神。所以，诗学的直接效果是改造人们的灵魂。鲁迅把文学的效果归结为“改造国民性”，就是基于这一点，因为他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些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¹⁰⁾。

诗学改造人的灵魂的效果，实质上是从改变读者的审美经验的视界开始，逐步改变读者的整个文化视野与实际生活的视野。这种视界改变最终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行为。这是诗学发生社会效果的特殊规律。姚斯是这样来概括文学效果在阅读中的发生过程的：

阅读经验能够将人们从一种生活实践的适应、偏见和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实践中，它赋予人们一种对事物的新的感觉，这一文学的期待视界将自身区别于以前历史上的生活实践中的期待视界。历史上生活实践中的期待视界不仅维护实际经验，而且也预期非现实的可能性，扩展对于新的要求、愿望和目标来说的社会行为的有限空间，从而打开未来经验之路。⁽¹¹⁾

姚斯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文学的阅读能打破人们原有的生活实践经验的视界，赋予人们对世界的新的感觉、新的眼光，从而建立起新的经验视界，打开通向未来之路。姚斯还认为，文学这种打破读者旧视界的作用，“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这就是说，作品在给读者审美感觉刺激的同时，也能在道德领域内向读者发出召唤，对读者原有的道德观念发起冲击。如何解释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效果，从审美领域扩展到伦理领域？姚斯“是根据接受美学在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上所采取的相同方式加以掌握的”。姚斯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福楼拜用当时全新的一种“非个性化的叙述方法”和“间接的自由风格”技巧来描写爱玛这个人物，不直接明确地对人物作道德判断，这就打破了旧有小说对人物的道德判断总是毫不含糊地流露于描写之中的传统，也就打破了读者的习惯的审美经验视界，而不得不自己进行思考、辨别和判断，“这种小说便能激化或提出新的社会问题”。于是，小说通过一种新的艺术（审美）形式，“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来动摇《包法利夫人》一书的读者的观念，使之超出他对书中人物所做的道德判断，将原先明确无疑的公众道德问题转回到一个公开的问题。”就是原先的传统道德观念成为问题了。“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便以一种不为人熟知的审美形式打破了读者的期待，同时向读者的期待提出问题：对他们来说，宗教或官方所批准的那种道德无法解决这一问题。”⁽¹²⁾姚斯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特别对于那些从审美形式到道德观念都对现有传统持否定态度的作品更为适用。然而，他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不够典型，大量优秀作品并不一定在审美形式上全新，道德观念上与现实对立，然而，仍然能通过打破读者原有视界而发挥其以审美为中心的多方面效果，最终达到改造灵魂的目的。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www.chuimin.cn)

我以为，首先要明确四个问题：（1）所谓打破与改变读者视界，并不一定是作品从审美形式到思想道德完全处于与读者原有视界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作品所体现的视界与读者原有视界存在某种精神距离（审美的、思想的、道德的等等），要克服这个距离首先就必须打破读者原有视界，使之适应、跟上作品的视界；（2）审美上打破读者旧有视界，也不一定是某一时代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形式，而是只要在艺术上有所创造的，同读者原有接受经验有所不同的，就能形成审美距离了。大量优秀作品并非在叙事方式或其他重要艺术表现手段上有根本性革新的。只要一部作品在艺术上如文体上有哪怕点滴的创新，或者在传统的处理方式中注入某种个人的特色，或者甚至在细节安排上别出心裁而在整体形式上并无革新，仍然能使读者感到新鲜，感到有距离，因而仍须不断打破原有视界以跟上作品意象的进展。（3）思想道德等方面打破读者的视界，也不一定非是某种新的伦理、社会、政治观念在作品中出现。即使是同属一个思想、道德系统，只要作品中透露的思想、道德同读者的视界有差距，在层次上、水平上、程度上不完全相同，就仍能打破、改变读者的视界。当代许多作品把过去被神化了的英雄人物“凡人化”了，他们也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私生活，一样的苦恼与烦闷，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毛病，但他们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在思想、道德观念上比常人略高一筹，读者就在这“略高一筹”的差别中发现了精神上的差距，调整原有视界，缩小这个差距，就是在思想道德上的一个提高与升华，就是实践生活经验视界的改变。（4）读者阅读中视界改变的情况不一定像姚斯所描绘的那样，先是新的审美形式打破读者旧有审美视界，然后转向道德问题的提出，对传统道德发出疑问，最终达到新的实践生活经验视界的建立。在实际阅读中，审美与道德视界的改变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思想、道德、政治倾向等是蕴含于审美意象意境中的，而不是游离于意象之外的，而审美意象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形式，而是有思想、道德意蕴的形式，即“有意味的形式”⁽¹³⁾，因此，在读者阅读时，审美形式与思想、道德意蕴是同时进入读者视界的，并无先后之分；另一方面，读者接受的心理机制也是整体性的，是以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去迎接作品的审美意象的，读者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实际上远不只是审美的（如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感悟力、语符一意象思维能力等），而是蕴涵着他全部的社会生活经验、文化知识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准。因此，读者在阅读中发生的视界改变，并不是先审美、后道德的，而是同时发生的。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诗学效果的具体发生情况，研究诗学的思想道德效果如何通过审美效果得以发生（同时而无先后）。我以为，姚斯只借助于阐释学的问答逻辑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这只是理性思索、反观的二级阅读阶段的特性。而在大量读者的实际阅读中，视界的改变并非发生在二级阅读阶段，而就发生在初级阅读阶段。姚斯在此忽视了阅读中的感情激发现象，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诗学的审美是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性经验层的，其最有魅力处在于震撼心灵，激发情感。茅盾有段话是非常符合审美经验的实际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感情上的激动……叫做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的事物起了美感。”⁽¹⁴⁾审美不仅是形式上的陌生感或惊奇感的产生，更是感情的激动。而感情不纯是喜怒哀乐的心理体验形式，它总是包含具体内容的，总是由具体情境激发起来的。这样，正是靠着情感的凝聚力与扭结力，作品的审美意象连同它的形式与思想、道德意蕴就一起进入了读者的心理层，从外在于读者变成了读者自己的。我认为，作品凡能真正激发起读者怀感的，就是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读者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因为动情的一个前提是心理上两种价值系统的差异、比较与撞击，而这种价值比较是全方位的，在比较中引起了心灵激荡与心理反应和体验。阅读中的被感动，就是作品的视界与读者视界所代表的不同价值系统的瞬间比较与冲撞的结果，也就是外来的作品视界打破了读者原有视界代表的价值系统的平稳状态，而引发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与情感波澜。正是在读者动情之时，作品的有意味的审美形式就打破了读者原本没有的或至少有所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改变了读者的视界，不只是审美上的、而且是思想道德上的改变。当然，这种通过打动感情，潜移默化地全面改变读者的视界，不一定是牢固的，也许情感波澜消失，旧视界又复原；也不一定是根本性的大改变，而常常是点点滴滴的细微变化，经过长期日积月累的渐变，方才发生较大的突变。我在此要强调的是，读者正是通过感情纽带，在审美的同时接纳了审美意象中的思想道德意蕴，也正是在被打动的瞬间，读者原有的审美经验视界（包括思想道德视界）整个地被打破、改变了。视界改变并不像姚斯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先审美后道德的时差，而是同时发生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动情。情感上的激动，是读者视界整体改变的中心环节和心理机制。

诗歌作品在读者经验视界中引起的变动是整体性的，不仅是审美的和道德的，也同时是思想的、知识的、政治的、哲学的……；不仅感性的、情感的，而且趋向于理性的、心灵的：总之，这种改变是多元精神价值的更新，是整个文化视野的改变，是整个灵魂的改造。当一位读者经过较长时间的阅读，特别是对优秀诗歌作品的阅读后，他的心灵的变化会是巨大的，当他带着一个被改变了的新的视界重新审视生活、而不只是观赏诗歌作品时，他对世界、人生会产生新的看法，他对真、善、美会有新的追求，他的生活也就会有新的、更充实的意义。这是不少文学青年会在阅读非“革命”诗歌或文学作品之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上的原因。诗歌作品虽然没有（也不应有）直接干预、改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功效，但却能通过改造人的灵魂间接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鲁迅早期就想用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来“立人”，即立人民之心，他说：“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用诗来拨动人民的心弦，引起感应，突破故态，发扬人道。为此，他大力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外国摩罗诗人，称赞他们“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碓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的主张就是用诗歌等文学作品来打破群众的“旧俗”视界，改造他们的心灵促其“新生”，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¹⁵⁾，这样国家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鲁迅非常清楚，“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¹⁶⁾。诗歌的功效不在直接介入政治军事斗争，而在改造国人的灵魂。美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也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¹⁷⁾

一句话，潜移默化地改变读者的视界和心灵，这就是诗学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社会效果。

读者视界改变：接受诗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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