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诗学：从多元价值转化为多元效果

2024-02-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从多元价值向多元效果转化诗学的效果既然是诗学价值的实现，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诗学的多元价值必然应该向多元的效果转化，或者说，诗学的多元价值一旦实现，就必定转化为多元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诗学多元价值向多抑效果的转化受到全面阻遏，特别是最重要的审美效果根本被取消了。这是把诗学的审美价值这个中心从其他多元价值中分离、割裂出来，推向极致，而取消了其他所有价值，其社会效果同样是片面、畸形的。

第一节　从多元价值向多元效果转化

诗学的效果既然是诗学价值的实现，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诗学的多元价值必然应该向多元的效果转化，或者说，诗学的多元价值一旦实现，就必定转化为多元效果。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原因也极为复杂。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诗学的多元效果都是社会的效果。因为诗学本身是一种社会文化和交流现象，诗学价值又是相对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读者而言的，所以，诗学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无一例外都是社会性的价值。这多元社会性价值的实现，自然也是社会性的效果。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诗学价值是在阅读中实现的，而阅读活动一般来说总是个人的、以个体方式进行的，何以诗学效果必定是社会性的呢？我以为，如前所说，诗学是以创作、作品、接受三环节的动态社会交流方式存在的，在个人开始阅读以前，每个人的阅读活动事实上已被预先纳入社会活动的框架中去了。在诗人写作完成后，已经过多少社会中介环节（出版社编辑、印刷厂、书店、图书馆……）才到达读者手中，所以读者个人的阅读活动早已注定是这个社会交流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绝不是纯个人的活动。另外，每一个读者都不是精神上的“无产者”，他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他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人”。无论他有多么强烈、鲜明的个性，都不可能不带着全部社会文化铸成的他的文化视野与阅读视界去进入阅读的。因此，诗学阅读方式是个体的，但诗学阅读活动导致的诗学价值的实现——诗学效果却总是社会性的。

正因为诗学的效果是社会的效果，所以效果的产生也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的干预与影响，特别是社会的非诗学因素政治因素等的干预。其结果，往往是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不能全面实现，要么是审美这个中心价值遭到冲击或被贬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去，要么是在不否定审美价值的情况下把其他一些非审美、甚至非诗学的价值抬到首要地位，其社会效果只能是审美的不同程度的失落和遭到排斥，以及非审美的不同程度的上升和占据要津。这只能导致诗学价值的片面实现即片面的诗学效果，有时甚至主要是非诗学的效果。古希腊柏拉图就曾提出一个诗学“伤风败俗”论，从根本上否认诗学存在的必要。他指责荷马史诗与当时的悲剧：（1）亵渎神明，有伤风化。荷马史诗中写神对人类作威作福，降灾降祸，还写神具有一切人所有的恶行，勾心斗角、嫉妒傲慢、淫乱秽污、纵酒作乐，无所不为，这是对神的亵渎，而且也使青年学神样，干坏事；（2）贬低英雄，败坏世俗。史诗中写阿喀琉斯等英雄的贪婪、傲慢、残酷、凶暴等，也会放纵世人与青年学坏；（3）悲剧专门纵容、满足人的一种坏的自然倾向——“感伤癖”，“我们于是就拿旁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¹⁾。这是不道德的；（4）柏拉图甚至把荷马史诗没能达到建国立法的效果也作为一条罪状而横加指责：“亲爱的荷马，如果像你所说的，……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世间有哪一国称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²⁾这真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在此，诗学唯一打动感情的审美效果被“感伤癖”这顶大帽子一笔抹煞了；而建国立法的非诗学的政治任务却硬要诗学来承担，诗学能实现这种社会效果吗？在这种情况下，诗学多元价值向多抑效果的转化受到全面阻遏，特别是最重要的审美效果根本被取消了。中国的儒家诗学亦有类似的倾向。孔子就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³⁾就是说，如果只把诗经当作审美来欣赏，那么读得再多也无用，只有把诗经作为政治外交著述来体会，才能发挥治国安邦的效果，这也是要求诗学用实际政治效果来并吞审美功能的理论。当然，孔子也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⁴⁾这里“兴”，照朱熹解释是“感发意志”⁽⁵⁾，照孔安国的解释则是“引譬连类”⁽⁶⁾，即激发情志，浮想联翩，这似乎与审美有关，比前面那段话要辩证一点。但从全句看，“兴”的根本目的与落脚点还是在“事君”“事父”的道德政治效用，所以连很重视诗的审美效果的王夫之也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入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⁷⁾这说明孔子的“兴”，仍然是着眼于政治和伦理教化的功利的，至于“观”（考见政治得失）、“群”（安定团结）、“怨”（怨刺上政），则直接服务于政治需要。可见，儒学鼻祖孔夫子的诗学效果观也是政治化、道德化的，所以对审美效果是不屑一顾的，偶然顾及也是为了政治伦理效果的最终达到。这种诗学效果观对后世影响极深，形成了一个世代相继的检验诗学效果好坏的官方标准，即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⁸⁾，而审美效果则被贬入冷宫。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不断，因诗文而致罪者不计其数，就是违反了这条标准。而与此相反，历代也都不乏一批帮闲、帮忙的御用文人，用诗文来为封建当权者歌功颂德，美化其“德政”，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效命，同时也用诗文作用敲门砖、进见礼，以实现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美梦。所以，“帮闲文学”、“马屁文学”在各国都历久不衰、不绝如履。这是在现实和历史中，诗学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难以全面实现，尤其是审美效果往往被人为扼杀的社会原因。

当然，诗学诸价值向效果的转化中，也曾出现相反的片面倾向，这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以及娱乐消遣至上的倾向。这是把诗学的审美价值这个中心从其他多元价值中分离、割裂出来，推向极致，而取消了其他所有价值，其社会效果同样是片面、畸形的。因为读者对诗学价值的需求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读者对诗学的接受的心理机制也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孤立片面的。读者除了从阅读诗歌作品中要求获得审美享受外，也要求得到更丰富的知识和对人生的认识，得到高尚健康的思想、道德陶冶，达到精神上的净化和升华。虽然他们不需要后者脱离审美，作为耳提面命的教训灌输给他们，而希望就在审美享受中得到这种提高。因此，片面追求审美价值的“为艺术而艺术”倾向同样收不到好的社会效果，同样阻碍了诗学多元价值的全面转化和实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以“政治第一”和道德教化为本，还是“审美至上”和消遣娱乐为本，都忽视了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多元价值向多元效果的转化，都是片面、畸形的诗学价值观和效果观。同时，也可看到，诗学效果的实际状况同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效果的要求还相距很远。这种要求虽然是符合诗学本质和规律的，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下，还只能是一种理想和要求。

我以为，推进诗学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全面实现，应当成为我们建立健全诗学效果论的根本指导思想。文艺不同于其他精神产品之处，最主要的就是有审美效果，有较高尚的娱乐效果。其他效果则别的精神产品也可能有。而一旦通过审美，其他效果也会更加强烈、更加有效，因为它们是在审美欣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的，是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可以说是这种多元效果观在西方的始作俑者，他说道：(www.chuimin.cn)

诗人的目的在于给人教益或乐趣，

或写出予人乐趣又有教益的诗句……

寓教于乐的诗人能博得人人拥护，

既给读者以快感，又有教训可汲取。⁽⁹⁾

贺拉斯在此还是以“教”为中心，而不是以“乐”（审美）为中心的，“乐”只是手段，“教”才是目的。然而，无论如何，贺拉斯已经看到了不通过“乐”，“教”就无法有效地实现，好的诗就应“寓教于乐”。然而，多元价值观的通俗表述不应只是“寓教于乐”，或者是教乐并重，而应是“乐中有教”，“乐”是主目的，“教”是次目的，在“乐”中，“教”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实现。

我们把诗学的审美从手段提升到目的，并非把诗学的其他功能（如教育）降低为手段，而孤立地唯一地突出审美，而是遵从诗学自身的规律，遵从诗学在整个精神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我们要求诗人把审美追求放到首位，并非要他放弃思想、道德的教化责任，而是要他把后者放在第二位，引导读者在审美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教益，促进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的多元价值的实现。

接受诗学：从多元价值转化为多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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