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接受：社会大化现象

第一节　诗歌接受是一种社会大化现象

任何诗歌阅读和接受，都是置身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而且，诗歌接受本身也是构成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同时诞生的。人所共知，人起源于非人，起源于动物。但是把人与猿、与动物界划分开来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有无文化。文化从来是社会性的。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是群体的活动——劳动、语言交流、原始巫术活动、战争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最初的社会文化活动，并产生了人类的原始文化，一种环绕并制约个体活动的社会群体的物质环境与精神氛围。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¹⁾泰勒把文化看成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的复杂整体，它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能力、习惯之中。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克鲁柯亨（Clyd Kluck—hohn）对文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他又说：“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²⁾这里，克鲁柯亨把文化看成人类所创造的整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模式化，是人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的总和，以显在与隐在的方式保存于人类生活之中，为一定的或大或小的群体所共享。我们以为，文化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创造成果总和的积淀与历史传递形式，同时又是人们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就是说，文化既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创造物，又是人们的社会生存条件。人们创造一定的文化把社会向前推进，也使自身的文明状况不断提升；同时，人们所创造的文化又成为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出发点。人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特定文化条件而活动，而同时，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既定文化条件下的文化再创造活动，就是对原有文化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任何声称彻底反对固有文化的人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守全摆脱原有文化的包围与影响的。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人们全部活动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编织一个永远向前延伸的文化系统网络，而他们自己的整个存在都被这个纵横交错的大网络笼罩住了。他们的每一活动都是这个社会性的文化系统网络上的一个纽结点。诗歌接受和阅读活动，就属于这样一种纽结点。诗学活动，包括从创作到作品再到接受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同其他一切艺术活动一样，都是一种文化活动，都是人们创造、改善自身生存条件提高自己文明水准的活动。凡文化都是社会性的。凡文化活动都是社会活动。正因为这样，诗歌接受和阅读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文化现象，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具体来说，从群体认识角度看，诗歌接受，是改善提高一定的社会群体的审美水准、文化素质和感受认知能力的活动，结果会成为推进人们在更先进的文化视野上建设、创造更高水平的文化的内在因素之一。

诗歌接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社会文化整体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首先，从共时性关系来看，个体、群体诗歌接受是受到同时代文化整体的制约的，而同时又充实、丰富和发展着同时代的文化整体。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复杂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成分。但是：（1）任何时代的多种文化成分中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成分，决定着同时代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其他不同的或对立的文化成分，在这个整体中不起支配作用；（2）同时代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成分，因为共存于同一时代的社会中，它们之间不可能没有相互交流与渗透，不可能没有任何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就以一个时代文化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3）一个时代文化中的物质文明水准往往代表着这个时代文化整体的一个基本的视界，与之相应，精神文明中属于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准则、规范等的水准，也融入这个时代的基本视界。正因为有这些原因，一个时代的多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就具有某种无形的但确实存在的共有的、基本的视界或规范。它作为一种文化环境、一种社会心理、一种精神空气，包围着、浸染着、熏陶着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水准，预先规定着这个时代每个个体的文化眼光与水准的最高极限与可能度。这是每个时代群体诗学接受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每个读者或一定的读者群，当他们阅读诗歌作品时，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艺术敏感、审美能力的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他们接受诗歌作品的程度和对作品的感受理解也会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受制于这个时代的总文化视界与文明水准，他们总是在这个共同视界范围内来接受、认识、理解的，而绝不可能超越这个视界，正如生在地球上要想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譬如说春秋时代，由孔子收集汇编的《诗经》，是那个时代民间诗人、宫廷史官等的共同创作，也是那个时代各个阶层共同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的产物。就形式而言，四言体诗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或最高的形式，比兴是诗的主要表现手法⁽³⁾。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有关诗歌形式方面的审美经验的共同视界，这种视界决定着、支配着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不管他是帝王学者，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只能在这一视界的制约下进行诗歌的接受。当时绝不可能出现五、七言诗及其他诗歌表现手段，人们也不可能具备欣赏五、七言诗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春秋时代文化整体中有关诗歌接受方面总视界对个体或群体接受的制约。又如古希腊时代对悲剧的接受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陶冶”（或译净化）说为最高、最一般的视界。亚氏说：“悲剧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对这段话的理解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我比较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人生的痛苦通过艺术所写的痛苦得到‘升华’，或者说‘净化’，使感情得到正当发泄，以消除内心痛苦。所以悲剧不但不会养成哀怜癖，反而能够净化哀怜癖……净化的结果，当然是使人的心理恢复常态。”⁽⁴⁾通过观赏悲剧，达到对内在怜悯与恐惧的激发、适度的宣泄和净化，这应是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各阶层观众所能达到的欣赏悲剧的最高境界。任何个人、群体对悲剧只可能在激发怜悯、恐惧的范围内、视界内加以接受，至于能否达到适度宣泄即净化，则会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但不可能超出“净化”这一最高水准。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整体所构成的对悲剧接受的一般视界，它制约着该时代一切人、一切群体对悲剧的接受方式、程度和水平。

当然，文化整体对共时态的接受个体和群体的接受视界和水平的支配、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单向度的。该时代的读者（个体与群体）的诗歌接受活动，也会反作用于这个文化整体，丰富和推进这个文化整体。仍以古希腊的悲剧接受为例。在亚里士多德写出《诗学》以前，悲剧已存在与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观众对悲剧的观赏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别在节日庆典时更是把观赏悲剧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在这种实际的欣赏活动中，观众已经积累了观赏、接受悲剧的丰富经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悲剧接受的心理定势，那就是激发怜悯与同情，并得到某种程度的宣泄。这种群体审美经验的积累与汇总，构成了当时文化整体的接受悲剧的一般视界。就是说，这个一般视界来源于群体观赏经验的积累与汇集，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这已是群体接受对文化整体的奠基、建设作用。到亚里士多德，把同时代最高水平的悲剧接受方式提炼、概括为“净化”说，上升为美学理论形态，这就又进一步充实、丰富了那个时代文化整体的悲剧接受视界，把这个视界开拓、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至于这样一个悲剧接受视界在西方竟统治、雄霸达两千年之久。这便是一个时代的群体、个体接受对同时代文化整体的能动的反作用。只有文化整体对群体、个体接受的制约作用，而无群体、个体接受对文化整体的丰富、建设作用，文化整体就会停滞板结、日趋僵化而丧失有机生命的活力。

其次，从历时性关系来看，文化整体作为历史积淀成的文化传统，是一股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定势力量，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每一时代读者群体、个体的诗歌接受活动；反过来，读者群体、个体的诗歌接受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发展乃至改变着整体文化的传统。(www.chuimin.cn)

上面所说的同时代的文化整体，是就相对稳定的阶段性而言的。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化整体都不是与前代文化相隔绝的，而是与传统文化相交融的。说得更彻底一点，任何时代的文化整体，当它作为整体出现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成的整体，就是整个文化传统本身。因为任何当代文化都不是突生的，而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生成的，是传统文化的延伸，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新阶段，它构成某种文化的新传统。我们在此强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历史整体性，并不是要否认文化发展中的革命与中断，而是要指出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强大惯性。实际上，即使是某个民族文化的革命或中断，其本身仍是以前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出发点的，不仅思想革命是以前代思想先驱提供的资源为出发点的，而且物质生产的飞跃也如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⁵⁾文化传统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东西承受下来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成果与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是新一代继续前进的前提，即使是文化革命，也不可能真正摆脱既有文化传统设置的前提，不可能不打上这个传统的烙印。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它不直接从经济政治斗争开始，而是先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然后才发展成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革命，便是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与特点有关的，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具体组合、变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受制于既定的历史传统。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传统和整体性，也并不是要否认传统文化中的矛盾与斗争，而是要指出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整体强制力，特别是在一定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文化作为文化传统的主流具有一种无形而强大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强制着该时代的每个个人与群体的社会活动方式与思维方式，从而决定着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与性质。

文化传统对诗歌接受活动也起着这种定向、定性作用。诗歌接受，作为群体的文化活动，如前所述，它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建设与创造，因而也是一种创造历史（文化史）的活动。但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比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诗歌接受暗中受着像梦魇似的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在这里，文化传统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形成的精神文化氛围，一种无孔不入、甚至渗透到人们脑细胞和梦幻中的“集体无意识”。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是指由人类远祖、前人类以来各个世代累积起来的集体经验形式，以无意识的方式通过遗传积淀在每一个体的心理上的，潜在的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方式。荣格的说法虽然有些神秘，科学至今难以证实，但这种为群体共同体验到的无形精神力量的存在，似乎也难以否认。至少用来解释文化传统对每个个人、群体意识深层的潜在影响是可以成立的。这种影响表现在诗歌接受上是更为明显的。我国的读诗传统是历史悠久的。“诗”（诗经）被定为“六经”之一，凡知识分子都必须修读；诗歌体是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但是，我国对诗歌的接受传统与西方大不一样。西方以“摹仿说”为核心，故状物、叙事、写人的史诗是诗歌接受的主流；我国则以“言志”说为灵魂，故史诗不很发达，抒情诗成为诗歌接受的主要对象。由此而生发出我国诗歌接受的一系列特点。因主张“言志”，故诗歌不强调描摹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或逼真性，而强调出自天性、情志的自然流露，即所谓“法天贵真”（庄子）；因为强调传情达意，“立象以尽意”（周易），故以意为主，象为次，诗歌以得意而忘象、得意而忘言为高，于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的审美尺度就提出来了，以后又发展为“意境”说；因为主张情志与伦理纲常相一致，所以中国诗歌强调人格美即“品”等等。这些诗歌创作的要求，也是历代诗歌接受的传统，这种传统作为“集体无意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隐秘地支配着读者群体的接受意识。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看，从古代到近代，许多卓越的、在各个时代处于“领衔”地位的批评家（读者的优秀代表），虽然理论主张各有不同，并代代有发展，但诗歌阅读鉴赏的基本方向和标准始终是上述这些原则的延伸与深化。如明代公安派提出了“性灵说”，袁宏道强调写诗应“独抒性灵”、“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可，“任性而发”，“故多真声”⁽⁶⁾。这很明显是“法天贵真”原则的发展。又如直到近代王国维提出“境界”说，虽多新意，仍不过是意象、意境说的继承发展，甚至梁启超在高呼“诗界革命”口号之际，他所使用的美学武器仍然是传统的“意境”说，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⁷⁾。而诗的所谓意境，主要是心境，“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⁸⁾。这一主张乃是“言志”说的近代翻版，虽然深刻、丰富得多。这些例子说明，中国诗歌审美接受传统一经形成，就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统治、支配着两千多年我国人民诗歌阅读、欣赏的发展走向，任你圣贤哲人也摆不脱这一强大传统的潜在制约，都自觉不自觉遵循着这一既成审美规范的原则、方向在阅读、欣赏、理解、评价。这就是作为整体的文化传统对各时代读者群体、个体的文学接受的支配决定作用。它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是特定文化的稳定方面。

文化传统对诗歌接受的支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接受群体、个体提供了一个经历史选择和淘汰遗存下来的、群体审美经验累积而成的期待视界。这个视界成为每个时代接受群体、个体现实的接受活动由以出发的前提。但是，每个时代的接受群体、个体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传统的。他们必然带着自己时代由现实境遇和独特经历而造就的新的“现在视界”（其中也包含着传统视界的渗透影响）进入接受状态。这种现在视界虽然由传统出发，但又根源于现实状况，因而又突破了传统视界的范围，而注入了新因素。读者在阅读诗歌作品时，总是包含着这两个过程：一是通过阅读，诗歌作品中的新因素、新视界与读者所受的传统视界的影响相碰撞、相交会，而打破、改变读者旧有的视界，使旧视界获得了某种更新与扩展；二是读者自己新获得的某些审美经验作为期待视界的新因素，在阅读时同视界中原有的传统成分发生冲突，而通过阅读达到某种交融或改变。这两个过程同样导致接受个体与群体的视界改变或更新，而群体视界的改变与更新就会从日积月累的量变而最终发生质变，导致文化传统中某些方面的更新与改变。这是诗歌接受对文化传统的反作用。它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变异性与发展性，是特定文化的不稳定方面。新形成的诗歌接受视界，乃是现在视界与传统视界的碰撞、交融的产物。从发展角度看，诗歌接受就是使个人或群体置于传统之内，让过去旧有的视界与现在的新视界不断碰撞、交融，从而达到新传统的形成或旧传统的更新发展。

总之，文化整体与诗歌接受的共时关系，文化传统与诗歌接受的历时关系，在实质上，都是一个视界冲撞、交融的问题，是时代的总视界与接受的具体视界的相互交融，是传统的历史视界与接受的现在视界的相互交融。只有把诗歌的个体与群体接受现象放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网络系统中，作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辩证考察，才能较深入地理解诗歌接受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文化现象，才能把诗歌审美认识论上升为一种接受文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