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再从诗歌作品的审美性角度,来探讨诗歌接受的交流特征。诗歌接受作为审美活动,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审美经验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实质,仍然是两者审美经验期待视界的互渗与交融,其结果,则是推动整个时代的审美视界的提高。一句话,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接受活动,都是处在与其他个体、群体的联系与交流之中的。......
2024-02-02
上面所说的三环节的动态流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通过作品的中介,创作主体的审美创造为接受主体所欣赏、理解,达到了两个主体之间的一种沟通。这种交流与沟通,是一种社会性现象。所以,我们对诗歌存在方式的探讨还应更深入一步,即揭示诗歌存在方式的社会交流性。对此,我们也可从上述三个基本环节出发加以讨论。
根据马克思把艺术创造称为“艺术生产”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诗歌创作称为诗歌生产,从而把诗歌的接受或阅读看成一种享受即消费。这样,诗歌存在方式的三环节也就是从诗歌生产到诗歌消费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产与消费的社会交流过程。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化诗学本体论问题的认识是极有启发的。马克思指出: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是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34)。
我们之所以引了那么长的文字,是因为这些段落对我们思考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之间的全部错综复杂的交流关系有着极为深刻、重要的启示。虽然诗歌生产与物质生产、诗歌消费(欣赏)与物质消费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不可简单类比,但是它们之间的交流关系,则显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上述引文中关于艺术对象创造出懂艺术的大众的论点也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就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在一定意义上,诗歌生产直接就是诗歌消费。这里“消费”包含双重意义:一是消耗,一是享受。诗人在艺术创造时,把自己全副身心都投入进去,主体的才能、灵感以及平日积累的创作素材全都熔铸为一体,凝注在笔端,化成文字语言符号组成的作品,创作主体在诗歌生产行为中付出和消耗了巨大的精神劳动和创造能力,实现了主体的物化;在这种巨大的能力消耗中,诗人作为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与见证人,他也在欣赏着自己的创造成果,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自己人格的复现,从而获得审美的自由愉悦。黑格尔在谈到人的实践冲动(主体的物化)时举了小孩投石入水,观赏波纹,从中发现他自己活动的结果的著名例子,指出:这种需要贯串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样式的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或创造自己)。这同样适合于诗歌生产,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活动创造能力。这种审美享受,是更高意义上的诗歌消费。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诗歌消费也直接就是诗歌生产。诗歌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因为物质消费是以消灭物质产品为特征的,诗歌消费则是一种精神消费,它无须把书“吃掉”、消灭掉。但诗歌消费同物质消费如吃喝又有相似之处,人吃喝能吸收营养生产自己的身体,诗歌消费是艺术欣赏,读者能从中吸收精神养料和美好的情趣,“生产”自己的审美能力和精神文化素养,其实质是把诗人生产的产品(作品“)人化”,使之从物化形态再回复到心灵和精神。这是读者的诗歌消费作为生产不同于诗人的诗歌生产之处,它是另一种生产。由此可见,诗歌生产与消费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在一定意义上,诗歌生产直接就是诗歌消费,诗歌消费直接就是诗歌生产。
其次,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每一方以对方为媒介,表现为对方的手段,因而互相依存、互不可缺。这是一个运动,它们双方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诗歌生产媒介着诗歌消费,因为它创造出诗歌作品,以作为诗歌消费的对象,没有诗歌生产,诗歌消费就失去了对象。试想,没有作品为对象,读者的消费、欣赏活动如何进行呢?但是,诗歌消费也媒介着诗歌生产,因为诗歌消费、欣赏替诗人创作的作品(产品)创造了主体,诗歌作品只是对这个主体——读者——来说才是诗歌作品。诗歌作品在消费、欣赏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诗歌消费,也就没有了诗歌生产,因为诗歌消费正是诗歌生产的唯一目的。诗歌消费也为诗歌生产创造出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具体表现为:(1)因为只是在诗歌消费、欣赏中诗歌作品才成为现实的诗歌作品。作品不同于纯自然现象,也不同于物质产品,它在阅读欣赏中才证实自己是诗歌作品,才真正成为诗歌作品。因为诗歌作品之所以是作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即不是因为它是诗人创造性活动的物化、对象化,而是因为它作为活动着的主体——读者的对象。 (2)因为诗歌消费创造出诗歌生产的新的需要,创造出诗歌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是诗歌生产的前提。由于诗歌生产的目的是为读者消费、欣赏,没有消费、欣赏的客观需要,诗歌生产就一天也不能存在,更不要说发展了。读者的需要是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需要呼唤着创作,需要决定着创作。试想,一部小说,一首诗,如果根本没人去看,一方面,它也就根本不成其为小说与诗了;另一方面,读者观众中没有对这类小说与诗的需要,它们就自然会被淘汰,自然没有哪个愚蠢的作家在明知读者不需要的情况下依然不顾一切去创作这类作品。反之,亦然。所以,诗歌消费和欣赏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从而成为促进、刺激诗歌生产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再次,诗歌生产与消费每一方在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具体来说,诗歌生产为消费创造了对象、方式与动力。前面已说到诗人创作的作品为读者的消费、欣赏提供了对象;同时,诗歌生产也给予读者的消费、欣赏以规定性,使欣赏得以完成。因为,诗人为读者创作的作品不是一般的欣赏对象,而总是具体、特定的对象,是必须用特定的而不是由创作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阅读、欣赏的。譬如,作家创作的是小说而不是诗,就只能用小说的方式来阅读,只能用作家创作小说的方式来欣赏,如按诗歌创作的方式来领悟小说,就会如堕迷雾,不得要领。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诗歌消费的性质、方式,不仅在客观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由诗歌生产所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生产创造了诗歌的消费者——读者。
这一点还可再进一层来看。诗歌生产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为诗歌作品创造了能懂得和欣赏它的主体——读者。因为,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欣赏对于诗歌作品所以感到需要,乃是由对于诗歌作品的审美知觉所创造的。而这种审美知觉归根结蒂来自作家所创造的诗歌作品。任何人都是在读过一些诗歌作品后才学会欣赏诗歌的,并产生了对诗歌阅读的需要。因此,诗歌生产不仅为读者(审美主体)生产欣赏对象,而且也为欣赏对象(作品)生产读者。同样,诗歌消费、欣赏也生产出诗歌生产者(诗人)的素质。因为,(1)诗歌消费、欣赏作为一种潜在支配力量,促使诗人在最初创造行为中发展起来的艺术素养,通过读者对其作品反复的需要而逐渐达到完美的程度;(2)诗歌消费、欣赏的需要,会在诗人身上引起(激发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就是说,读者的审美需要也会激发起诗人按同一方向进行构思和创作、追求符合于这种审美需要的创作目的与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消费也生产诗歌生产者——诗人。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之间相互媒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动态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内涵。诗歌就存在于这样一种辩证的运动中。现在,我们把这种辩证关系放在现代商品社会的关系中,来做进一步深入的考察。
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的相互媒介、依存与作用,一般说来是经过商品流通的渠道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诗歌生产的产品——诗歌作品首先须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书报市场,然后才能到达读者手中,成为他们阅读、欣赏的对象,为他们所消费。另一方面,作品在读者消费市场上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与地位,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这样,诗歌的存在方式虽然仍是三个主要环节,但作品这个环节是通过商品交换途径方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或者说,商品交换方式把作者与读者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交流与沟通,而不是单向的输入。在这种双向交流活动中,诗人劳动的产品(诗歌作品)须首先转化为商品形式,首先为出售而存在,经过书报市场的商品交换活动,才直接或间接地(如通过图书馆、转借传阅等)到达读者手中,然后重新作为诗歌作品满足读者审美消费的需要;然而,这里不只是从诗人、作品到读者的单向运动,还存在着一种逆向运动,即读者为满足诗歌消费的需要,往往要寻求阅读,寻求合乎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来欣赏。读者带着这种目的与需要走进书报市场,购买他所需要的诗歌作品。在交换过程中,作品的销售状况如畅销或滞销、快销或慢销、由畅变滞或由滞变畅等市场信息会通过种种途径反馈到诗人那儿,诗人从中获得某些读者对作品反应、喜好的信息,并进而揣测到一定时期不同的读者群的审美阅读趣味、需要的变化情况,从而适度调整自己的创作。当然,读者对创作的反馈不止这一个渠道,还可通过诗学批评、评奖活动等多种方式达于作者,这里只是指最普通、但必经的一个渠道。
在现代社会中,商品交换是沟通诗人与读者、诗歌生产与诗歌消费的基本方式,是诗人、作品、读者三环节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媒介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诗歌交流的主要途径。从诗学本体论角度来看,这一交流过程也正是诗学的社会存在方式、现实存在方式。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把诗歌降低为商品,把精神产品等同于物质产品。其实,在商品社会中诗歌作品的商品属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而且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诗学发展角度看,这对于诗歌成为普通民众都能阅读、欣赏、消费的对象,无疑是一个推动。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把变动着的读者诗歌消费的需求及时反馈给诗人,实际上制约着、规定着诗人创作的方向,调节着诗歌生产的发展。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强大力量。“读者就是上帝”这个口号,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获得其现实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重义轻利”的儒家观点来考虑。所谓“历史的”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在诗歌存在方式问题上也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承认诗歌作品的商品属性,并不是说商品性是诗歌作品的全部属性,我们也不赞成诗歌创作的商品化倾向。因为,诗歌还有比商品性更重要、更基本的属性,那就是审美属性。诗歌之成为诗歌主要不因为它可以成为商品,而因为它具有审美的特性,把诗歌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的正是它的审美特质。任何商品都有两重性,即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诗歌作品也不例外。诗歌的使用价值就是它作为诗歌消费、阅读对象的审美价值。这是诗歌与其他商品的根本区别。另外,诗歌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高低同它的交换价值、尤其同它在书报市场上的实际价格的高低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总之,诗歌不能不以商品身份进入流通领域,非如此,诗歌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联系就不能建立起来,然而,在二者的联系建立起来后,诗歌生产与消费的真正交流,诗歌作为审美对象真正呈现给读者,作品在阅读中真正成为诗歌作品,或者说,诗学性的创造最终在读者欣赏中完成,都依凭于诗歌的审美特质与审美价值。所以,诗歌具有两重属性(审美价值与交换价值)和两重存在(审美对象和商品),以审美性为根本特征,以商品性为存在基础。诗歌要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必须经由商品交换的中介,从而成为一种诗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社会交流活动。这是三环节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实现中的进一步深化,也是诗歌存在方式的进一步具体化。
关于诗学的本体论问题即诗歌存在方式的探讨,至此暂告一个段落。有关诗歌在时间中存在、即诗歌的历史生命的问题,有关诗歌生产与消费间交流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时代精神风尚——文化习俗框架问题等等,本来也属于诗学本体论范围,由于后面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还会论及,这里从略。
上面我们集中探讨了诗歌的一般存在方式,下面将进一步从接受理论角度讨论诗歌作品的具体存在方式和特征。
【注释】
(1)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斐德若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3)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伊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4)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斐德若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5)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法律篇》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6)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7)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www.chuimin.cn)
(8)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十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0页。
(11)但丁:《论俗语》卷二,第四章。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12)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页。
(13)《书简诗》第九章,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14)狄德罗:《沙龙》。
(15)《论戏剧艺术》第十章,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16)《汉堡剧评》第70篇,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1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7页。
(18)同上,第92页。
(19)〔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20)〔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21)〔美〕乔治·迪基:《艺术与审美》,康乃尔大学1974年版,第35~36页。
(2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8页。
(25)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6)同上,第3页。
(27)同上,第4页。
(28)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9)〔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0)同上,第52页。
(31)同上,第53页。
(32)〔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
(33) 同上,第5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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