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描写》与《肖凤文集》：爱情描写与文学批评的敏感议题

2024-02-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性描写能否描写性，一直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描写了黛玉和宝玉纯洁爱情的伟大作品《红楼梦》，被御用的封建正统文人诬蔑为诲淫诲盗之作。有些假正经的封建文人，一方面反对那些健康的描写两性爱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用最隐晦与最下流的比喻，来进行性的描绘。他们把对爱情欢乐的描写，以及歌颂爱情的时候对于两性生活的自然主义描写，统统地当做反对宗教虚伪的武器。

性描写

能否描写性，一直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在钻研统治术。为了更好地欺骗与愚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制造出了一整套十分荒谬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他们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人分了类，而妇女则成了供男人消遣、玩乐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们当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把妇女当做玩物，用最恶劣的态度放纵着自己的性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在表面上，他们却又把爱情与性当做洪水猛兽来对待。他们有一整套虚伪的信条，在政治上宣传什么女人祸国论，在道德上又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女人是祸水、男女之大防等等。描写了黛玉和宝玉纯洁爱情的伟大作品《红楼梦》，被御用的封建正统文人诬蔑为诲淫诲盗之作。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才由提倡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口号的一代宗师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为它正了名。

其实，只有那些充当帮凶或帮闲的装模作样的封建正统文人们，才能写出纯粹的黄色作品。“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师之一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一文里就曾经揭露过这一点。有些假正经的封建文人，一方面反对那些健康的描写两性爱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用最隐晦与最下流的比喻，来进行性的描绘。刘半农曾经在这篇文章里引证过他们的那些不堪之作，并称这样的文人为“淫棍”。

在西方也一样。中世纪残酷的宗教统治，也把爱情与性视为禁区。作为统治人民精神的工具，宗教裁判所敢于把提倡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布鲁诺活活地烧死，也敢对自然科学家伽利略进行拘捕与迫害，在对待爱情与性的问题上更是违反了人的天性，用禁欲主义作为桎梏人类的枷锁。

最能显示宗教在爱情与性这方面力量的文学作品，莫过于产生在距中世纪几百年之后的美国神秘主义作家霍桑（1804～1864年）的长篇小说《红字》了。它写出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因为与不准结婚的牧师阿瑟·狄姆斯台尔相爱同居，就被投人监狱，还给她的前胸挂上了一个红色的A字（英文“通奸女犯”—a—dulteress一字的第一个字母），作为耻辱的标记，让她抱着三个月的婴儿在高台上示众的故事。她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拒不说出他的名字，甘愿自己受辱受苦。阿瑟一方面感念她“一个女性的心之惊人的力量与宽大”，一方面也自我谴责，终于一病不起，痛不欲生。这时候，那不可知的宗教力量——神，就在他的胸前，也刻上了一个永远消不掉的A字。这个红色的A字仿佛长在他的皮肉里，作为他洗刷不掉的耻辱的标记。他就带着这个标记死去了。这个故事情节虽然离奇，却道出了宗教势力对爱情、同居之类事情的态度与威力。仿佛无须男女两性发生性行为，人类就能繁衍后代。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但是还没有完全消灭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宗教虚伪。对性的诅咒，对再造生命的自然规律的禁欲主义态度，和市侩的假惺惺，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正因为如此，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作家，就在反对宗教、反对虚伪的同时，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欢乐的爱情。他们把对爱情欢乐的描写，以及歌颂爱情的时候对于两性生活的自然主义描写，统统地当做反对宗教虚伪的武器。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年）笔下的《十日谈》就是如此。它是一部清新、活泼、欢快、健康的作品。但是因为里面有个别地方写到了青年男女的性接触，个别人便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斥之为“黄色”作品。其实，即使在被人指斥的个别地方，薄伽丘的本意也不在于写性。他的本意是在于描写人的天性，即向往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在肯定人的健康天性的同时，也时时不忘揭露宗教与封建统治者的虚伪。

比如他在第四天的故事开场白里，就写到了人的天性自然向往美与爱情。任何想要抹杀人的健康天性的努力都是白费，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佛罗伦萨的男子腓力因妻子去世，哀痛欲绝，就把家产统统捐给慈善事业，带着两岁的儿子到山上隐居修行去了。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他带儿子到山下办事，满以为他的宗教教育已使儿子也像他一样弃绝红尘。不料他的儿子看到城里的皇宫、邸宅等等之后，惊讶得不得了。尤其是遇到了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之后，这个小伙子即向父亲发问：“这些是什么东西？”父亲叫他快低下头，告诉他，这些都是祸水。儿子又追问他：“她们到底叫什么？”父亲生怕儿子产生邪念，就告诉他：“他们叫做绿鹅。”儿子听了这个名字，就请求他：“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父亲对他说：“她们都是邪恶的东西。”不料儿子说道：“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是邪恶的东西我只知道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美丽、可爱的东西，它们比你常常给我看的天使的画像要动人得多呢。”这时腓力才突然领悟，原来自然的力量要比他的教诫强烈得多。

在第九天的故事第二篇里，薄伽丘又用幽默大师的笔法，写下了如下一则故事：在伦巴第地区，有一所女修道院，一向是以虔诚圣洁闻名于世的。在这所修道院里，有一位年轻美丽名叫伊莎贝达的修女，跟修道院外的一个青年相爱，经常秘密幽会。有一夜，这对情人正在幽会，不料被人告发。以圣洁出名的女院长勃然大怒，立即率领众人去捉奸，喝令把伊莎贝达押到大厅发落。她当着全体修女的面，痛斥伊莎贝达淫乱无耻，败坏了修道院的好名声，声称一定要严办。伊莎贝达当然羞愧难当。可是等她悄悄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院长之后，就大胆地说：院长头上戴的不是修女的头巾，而是一条男人裤衩。原来，这夜院长也正陪着一个教士睡觉，修女们跑来报信时，她在黑暗中慌忙着装，错把教士的裤衩当做自己的头巾，戴到了头上。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也无法掩饰自己，于是立即改变了态度，用温和的语气对修女们说，今后只要大家保守秘密，不妨各自都去寻欢作乐。

而在第一天的故事第二篇里，薄伽丘更是通过一位住在巴黎的正直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眼睛，揭露了罗马教廷的寡廉鲜耻。原来这个犹太人有个信奉基督教的好友杨诺，杨诺怕亚伯拉罕死后灵魂不能升入天堂，就劝他抛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亚伯拉罕受不了好友的反复劝说，决定亲自到罗马去走一趟，察访教廷的情况。可是他亲眼看到的是，从教皇、红衣主教到大小教士，无不犯着贪色的罪恶，而且个个都是酒囊饭袋，贪图口腹之欲，并且爱钱如命，不只买卖人口，甚至基督徒的血肉、教堂的圣位，都在他们的买卖之中。贸易范围之大，连杨诺这个大富商都望尘莫及。回到巴黎之后，他不无讽刺地向好友表示：罗马教廷无恶不作，可是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推翻，反而日益发扬光大，可见你们的宗教比我们的宗教更神圣。现在，就请你们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给我行洗礼吧！(www.chuimin.cn)

面对着上述这样一些严肃的内容，任何头脑清醒的读者，都会看出薄伽丘反对封建主义、揭露宗教虚伪的原意。特别是考虑到他生活与写作的时代，还是封建统治、宗教势力极其强大的14世纪，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他在作品里个别地方写到了性，就减少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敬意呢？

文艺复兴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爱情与性，已经不是什么犯忌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作家，在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时，却并未写到性。他们着重描写的，是两性之间爱情的真诚、美好、深沉、心心相印、其中的诗意、高尚的情操、人物的心理活动、语言与感情的交流，等等。他们认为性关系是恋人经历了精神上的相爱之后的必然结局，因此，常常用极为含蓄的笔触暗示出这一结局，却并不在自己的笔下描写它。

但是，也有一些自然主义作家描写到性。比如，法国作家左拉（1840～1902年），就写了一部以妓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娜娜》。

这位主张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作结论，主张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作家兼理论家，写出过描写矿工悲惨生活、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萌芽》；写出过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崩溃》；写出过充满了激情、流传很广的论文《我控诉！》，为保卫人权，谴责法国政府违反法纪而呐喊。而在《娜娜》一书中，又在一些篇章里露骨地写到了性。

娜娜本是巴黎的一名演员兼妓女。她在万象剧院扮演《金发的女神》中的爱神裸体上场，虽然唱得并不好，却用她美丽的裸体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从此之后，几乎巴黎所有看过这出戏的体面男子，就都怀着淫邪的目的，想要占有娜娜的裸体。这里不仅有皇宫大臣莫法伯爵，也有他的岳父老舒阿尔侯爵，还有银行家史坦那、纨绔少年乔治·于贡、来巴黎的英国王子，等等，等等。这些人都一窝蜂地往娜娜身边挤，有的跑到剧院后台的化妆室里去看娜娜卸装，有的就干脆跑到她的家里去，擅自闯入她的卧室。其中最虚伪的要算莫法伯爵。他既十分向往与娜娜鬼混，又想维持皇宫大臣的尊严。第一次接近娜娜时，他竟找了一个为穷人募捐的借口，拉着他的岳父老舒阿尔侯爵一块儿来找娜娜，把娜娜用出卖色相挣来的仅剩的一点儿钱也弄走了。后来，他趁娜娜的情夫银行家史坦那经济窘迫的时机乘虚而人，终于占有了娜娜。这些上流社会的体面绅士们，个个都想独古娜娜，为此目的，他们绞尽了脑汁。就连年逾古稀的老舒阿尔侯爵也不例外。莫法为了讨好娜娜，专为她买了一座漂亮房子；又因为娜娜想在一出名叫《小公爵夫人》的戏里扮演一个正经女人公爵夫人，而不愿意扮演剧院经理分配给她的那个荡妇角色，莫法伯爵就几经交涉，为她花钱买下了这个角色，而把自己原来的旧情人，本来分配扮演公爵夫人的洛丝·米宁一脚踢开。莫法自己虽然荒淫无度，他的夫人莎彬也与新闻记者浮式瑞通奸，他却要娜娜忠于自己。娜娜无法办到，就用要与他结婚来威胁他。莫法身为皇宫大臣，当然不能娶这么个声名狼藉的妓女，只好向她妥协。莫法的旧情人洛丝深恨莫法，就搞到了莎彬写给浮式瑞的情书寄给莫法。莫法一怒之下，欲与莎彬离婚，控告浮式瑞，但一想到妻子手里有钱，就又作罢了。

我们并不欣赏左拉在《娜娜》中对性的自然主义描写，但也应该看到，左拉正是通过《娜娜》这部作品，揭露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男盗女娼，并且通过娜娜之口，说出了上流社会“男人个个是野兽”的真实情况。

在我国，也有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生活的同时，写到了性的作品。这就是明代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该书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描写性乃至极力渲染，这只能说明作者也有趣味低级、思想庸俗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作者通过塑造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形象，以及书中所刻画的上至宫廷显要，下至市井无赖的各色人物，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明朝某一时段的社会现实。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恶霸土豪是如何通过巧取豪夺的流氓手段发家致富的，发家致富以后又是如何不顾死活地追求声色犬马之娱的。还有，当时那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建筑在势力和金钱之上的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及放纵情欲、追逐淫乐、道德极端败坏等龌龊现象，作品里都赤裸裸地描绘了出来。而凡是这些无所顾虑和毫不隐晦的记录，都集中暴露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就接触到了本质问题。所以，孙犁先生才说：《金瓶梅》“是一部暴露的书”，而李长之先生肯定它是“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信奉柏拉图式的爱情观念。我们承认：两性之间的互相吸引，除去双方希望彼此理解、体谅、关怀、爱慕等方面的精神生活之外，互相希望占有彼此的身体，达到生理上的最紧密的结合，恐怕也是任何正在恋爱着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男女青年的共同愿望。否则，婚姻法中就不会规定假如一方有性机能方面的疾病，就可以批准离婚这样的法律条款了。当然，我们也并不赞成在文学作品中花费过多的笔墨，来写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但是，既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性，作家就有可能写到它。我们只是反对用低级趣味一味地描写性。假如一位立意严肃的作家，为了达到他的某种写作目的（如暴露，如用写性来说明某个问题）而写到了性，一个有着健康趣味的读者，就应该努力地去体会作家的创作主旨，而不应该只是对其中的性描写发生浓厚的兴趣；或者如有的神经过敏人物一样，对这类描写，进行过多的关注与干预。

正如鲁迅先生六十多年前就说过的那样：“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只要我们有健康的头脑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就不可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想象力。

《性描写》与《肖凤文集》：爱情描写与文学批评的敏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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