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萧乾先生及其对北京的深情厚意

2024-02-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敬悼萧乾先生萧乾先生仙逝已经半年了，在八宝山公墓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有幸面见萧乾先生本人，则是20年前的事了。第一次看见我所尊敬的萧乾先生，印象着实深刻难忘。在萧乾先生80岁高龄之后，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出版了爱尔兰作家杰姆斯·乔依斯的巨著《尤利西斯》。病愈出院后，萧乾先生继续写作。萧乾先生非常爱国，尤其更爱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故乡。

敬悼萧乾先生

萧乾先生仙逝已经半年了，在八宝山公墓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安详地静卧在无数花篮与花圈的包围之中，永远闭上了那双睿智而顽皮的眼睛。但是我更熟悉挂在墙上的那张巨幅照片，照片里的萧乾先生笑容满面，生气勃勃，这样的神态我见过多次，今天他仿佛依然端坐在那里与我这名晚辈对谈。

认识萧乾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50年代末我还是个中文系的大学生，那时候是“左”风劲吹的年代，不少前辈作家已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许多优秀作品都被打入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冷宫，我们被迫干着“土法炼钢”、“打麻雀”等与读书毫无关系的活计，在极度郁闷之中，我便想方设法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看见了萧乾先生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里面引述了早就流传在北京的一首儿歌：“小白菜啊，心里黄啊，三岁两岁没有娘啊！……”我一看见这首歌词，立刻在心里哼唱起它的曲调，这首歌曲是童年时代即熟知的，一边哼唱，一边泪水也就夺眶而出了。好像因为有了这首儿歌，就对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从此也就开始关注写出了此书的这位作家。有人曾经明言，看小说是只看故事不看作者的，我则不然，我每逢看到一部好书，都会非常留意作者的名字，我开始痴迷文学时年龄很小，很多作家当然都是我的前辈，但在我的心里，我已与素不相识的他们结成“忘年交”了。

有幸面见萧乾先生本人，则是20年前的事了。在一位文学界前辈的引荐之下，于1978年一个春日的下午，我敲开了北京天坛南里一座普通居民楼里的一个普通单元的大门。开门的是文洁若先生的三姐文常韦女士，她是萧家的管家，一位腿有残疾，衣着朴素，很有教养的知识女性。

第一次看见我所尊敬的萧乾先生，印象着实深刻难忘。他的外貌极有风格，正如他的作品。他有一张使我立即想起弥勒佛瓷像的面庞，圆圆的，胖胖的，总是憨态可掬地微笑着，目光中流露出睿智、慈祥和顽皮。他的衣着更是特别，一件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紫不紫棕不棕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仿佛日本的和服，皱皱巴巴，但一看便知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既宽松又舒服的，像他的第二层皮肤。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报纸杂志，显得既凌乱又整齐，说它们凌乱是外观，说它们整齐是萧先生一伸手就可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书桌挨着墙面摆放，萧先生则坐在书桌前面的一张转椅上。有客来访时，他把椅子一转，正对着客人谈话；客人一走，他再把椅子一转，马上埋头继续他的写作。

第一次见面的强烈印象，使我不由自主地写了一篇《访萧乾》，此文很快就发表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文洁若先生看了之后很喜欢。以后的20年里，我和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伉俪多次见面，文洁若先生还常常对我说：“肖凤，你是最早写萧乾访问记的人。”

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是一对典型的学者夫妇，无论何时见到他们，都是各自趴在书桌上写作。简直可以用“工作狂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文革”结束后的这20年里，萧乾先生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了28本著作，在香港出版了六本在台湾出版了十本。在萧乾先生80岁高龄之后，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出版了爱尔兰作家杰姆斯·乔依斯的巨著《尤利西斯》。翻译这部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是萧乾先生40年代做《大公报》驻欧洲记者时，在乔依斯墓前默默地立下的誓言，半个世纪后，步入高龄的萧乾先生终于实现了这个诺言。

一次我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编导去萧家采访录像，编导兼主持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萧先生，今年您已八十多岁高龄，请问您准备什么时候搁笔？”

萧先生立刻回答说：“我会写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不会搁笔。”

他逝世的前两天，还写出了一篇800字的短文。这篇短文在他辞世后两天登在了北京的一张报纸上。

这就是萧乾式的工作精神。

萧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在他身上顽强地保留着书生本色。埋头书桌伏案写作，是他的生活状态。他极少走出家门，除非是万不得已时，去趟医院。他不参加任何的应酬，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写作里。他曾经告诉我：80年代后半期，一位大人物约见他，他也婉谢了。

萧乾先生是一位很特别的老人。他在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长大，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的学生。他学贯中西，有很深厚的个人修养和很深刻的民主思想。一次聊天时，他说他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还说，“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开始，他终于有了写作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说：“我绝不说假话。尽可能地说真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

“萧先生，您有很深刻的民主思想。”

他立刻面容严肃地点了点头，一改平时我看惯了的弥勒佛神态。他这时大概认为我是真正地读懂了他的作品和为人。

萧乾先生是位坚强的老人。他住在友谊医院里割去了一个肾脏，可是他只轻描淡写地说：

“动了一个小手术。”

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竟然半躺在床上写稿子。而文洁若先生也竟然端坐在桌子旁写稿子。他们两位就是如此地相伴着。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

病愈出院后，萧乾先生继续写作。看看文洁若先生编的《萧乾著译书目》就可明白，本文前面列举的萧乾先生著作数目，大部分都是此次手术以后出版的。

可是他也曾有过脆弱的时候，在“十年浩劫”的恐怖环境里，他曾经自杀过一次。他没有造反派的亲戚，也没有红卫兵的朋友，他时时刻刻都被当做“牛鬼蛇神”而挨打受骂。他不想活了，可是比他更坚强的文洁若先生安慰了他，鼓励了他，他又坚强地活了下来。(www.chuimin.cn)

萧乾先生非常爱自己的夫人文洁若女士，看看他写的《离歌唱给文洁若》等篇文章，即能体会出来。一次我又陪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编导去萧家拍片，这次的题目是向海外介绍中国内地的夫妻作家。我们进门后，萧先生就对文先生说：

“洁若，穿上你的漂亮衣裳！”

文先生很听话，立刻跑回她的卧室，换上了一件色彩鲜艳，并有流苏装饰的上衣，还擦了口红，显得很漂亮。

萧乾先生非常爱国，尤其更爱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故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他正在香港，英国剑桥大学的何伦教授专程来港请他赴英任教，可是他坚决谢绝了剑桥，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返回北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当然不曾料到，八年之后就被错划成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期间又遭受了更严重的迫害。直到1979年2月，才获得了彻底的平反昭雪。即使如此，当他在70年代末赴美国衣阿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活动时，偶然遇见了一个在“文革”期间偷渡出境的红卫兵头头，他还劝说这个青年跟着自己回国，告诉他现在国内的情况已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他是担心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孩子流落在外国的街头。

萧乾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新时期开始后又多次应邀出访。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美国、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瑞典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脚印。他在国外受到了很高的礼遇，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曾在王宫接见他，并授予他国家勋章，表彰他翻译《培尔·金特》的成功及他对中挪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然而不管萧乾先生走到哪里，他都最热爱和留恋自己的故乡北京，他把北京当成自己的根，自己赖以生存和生长的根。

萧乾先生是老北京，说一口京片子。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北京人，才能听出他的北京话有多么纯熟和地道。一次聊天时，他忽发妙语，他说：

“肖凤，在现在的北京城里，像咱们这样的世代老北京人，已经不多了，简直成了少数民族了！”

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萧先生的妙语还有很多。

比如，80年代的一天，他对我说：

“北京电视台的播音员××长得真漂亮，像个洋娃娃！可惜嗓子不是太好。”又对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较年长的女播音员评价说：“××的形象不佳，可是播得很好。”

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对新闻可以说有一种本能的爱好和关注。一次傍晚聊天时，正谈得热烈，六点半钟到了，他立即打住，示意我“暂停”，然后把他的转椅一转，打开电视机，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新闻。等到《新闻联播》结束，他马上关机，再把转椅一转，面对着我，捡起刚才暂停了的文学话题，继续讨论。

萧先生对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晚辈，从来不端名人架子。他对任何一个造访他的人都非常客气而尊重。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都极高，是著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学者，可是当他跟你面对面地聊天时，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是既亲切又实在的。他为人坦诚，他的人正如他的文，如果他把你当做朋友，不论你的年龄如何他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感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比如某位大名人怎样无缘无故地就批判他；某位负责人怎样用“阳谋”手段诱骗他“发言”“鸣放”，之后却又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上帽子后某位老友又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他“无限上纲”进行批判，等等，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个晚辈，还有他的另外几位年轻朋友。直让我听得张口结舌，对自己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的“文坛”，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要在晚年写一本书，像卢梭的《忏悔录》，把自己做过的好事和不好的事都写出来，警示后人。他最心仪的作家是冰心先生和巴金先生，他称冰心先生为“大姐”，而称巴金先生为“挚友、益友和畏友”。

对待善意的朋友，他披肝沥胆，无所不谈。

我深知萧先生和文先生的时间宝贵，所以绝不轻易地打扰他们。而每逢我去萧家拜访，萧先生都有新作问世，他老人家总是慷慨地赠我一本，并且潇洒地签上他的大名。除了他的大作签名本之外，我还珍藏着他老人家写给我的16封信，我把这些信当成他的墨宝，准备附上注释，将来呈献给广大读者。

肖凤（左）与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在萧家合影

90年代，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庞畅女士约我主编《萧乾名作欣赏》一书，我想为萧先生编本书，并让更广大的读者层面认识这位大作家的愿望，得以实现。在该书的“序”里，我用不算短的篇幅，写出了我对文学前辈萧乾先生的评价，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此书于1998年春天顺利出版。

1998年的5月6日下午，我带着这本仍然散发着墨香的《萧乾名作欣赏》一书，去拜望萧先生和文先生，此时萧先生已经住进了北京医院多时，文先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萧先生比过去略瘦了些，但他老人家仍然用我非常熟悉的那个典型笑容面对着我。他的头脑依然像过去一样地聪明敏感，向我询问医院外面的人和事。说到开心处，他的笑容就变得无比灿烂。我深知高龄老人需要静养，不敢过多地打扰他，当我起身向他和文先生告辞时，他还不忘代问我的丈夫林非好。当天晚上文洁若先生和我通电话时，告知我萧先生和她二位正在从头至尾逐篇细看这本书，他们觉得很满意。我也觉得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心里感到很宽慰。

因为我几天之后就要启程去美国看儿子，所以向萧先生和文先生辞行，说好待我返回北京后再去拜望他们。而萧先生那天也说，他的病情已渐好转，很想回家去住。我想下次见面时，一定是在我所熟悉的复兴门外大街21号楼了。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相见竟是与萧乾先生的永别。

1999年的2月24日，北京八宝山公墓聚集了无数前来为萧乾先生送行的人，其中还夹杂着不少黄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是这位中国老人的崇拜者。告别大厅的正面墙壁上悬挂着萧乾先生的巨幅照片，他在照片里笑容满面，那是他的典型表情，是一个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爱国家爱人民的老年知识分子的豁达而幽默心态的真实反映。他从世纪初跋涉至世纪末，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笑容和他的作品，永在人间，也永在我的心里。

1999年8月于北京静淑苑

（原载《团结报》1999年8月17日；被收入《回望大家》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出版）

敬悼萧乾先生及其对北京的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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