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先生致肖凤信及注释谢冰莹女士1981年11月13日从美国旧金山写给我的信,是她请美国著名汉学家、《萧红评传》一书的作者葛浩文教授,于1981年岁末转寄给我的。一篇谢冰莹的老友、现住广州的魏中天先生发表在1981年11月1日香港《文汇报》上的文章《记谢冰莹》的剪报。敬祝健康谢彬敬上1981年11月13日写到这里,还需再做几句补充:我收到了谢冰莹先生的来信后,立刻把有关她的信息写信报告给怀念她的陆晶清先生和程俊英先生。......
2024-02-01
李唯建先生(庐隐之夫)写给肖凤的两封信及注释
(1)1981年3月8日
肖凤同志:
信悉。所询各事,分别回答如下:
(一)《忆庐隐》一文,系当时《文学月刊》(商务印书馆)主编傅东华嘱我写的,先在该刊发表。时间是庐隐去世后一年,即1935年。
(二)我初次与庐隐见面是在1928年3月3日。还记得我从上海返平时,梁漱溟先生在广州写信给我介绍我认识北大中国哲学教授林宰平(福建人)。在林处,我看到庐隐与于赓虞合编的一种文学杂志(刊名忘了,系创刊号)。我问到庐隐的情况。林说“我和她是同乡,比较熟。你如想认识,我可以介绍。但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往来。她每周差不多都要到一位朋友叫瞿世英(号菊农)的家去打小麻将(所谓‘小’,输赢不大之意),还要吃午饭呢。在那里,准会遇得到她。”林见我很是愿意,便提出具体办法,说“我现在就打个电话给菊农托他这个星期天庐隐来他家的时候,先向庐隐说明你将于那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来他家与庐隐见面。”林在电话上约定后,我便告辞而去。于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在瞿宅与庐隐第一次见面。我刚一按大门的电铃,就听到有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这是他来了,来得相当晚(原约大约十点,而我从清华进城,所以来时已快正午十二点了)。瞿教授十分热情地开了门,还说,“庐隐来了很久,在等你,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快请进!”不久,我在一间较大的客厅里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进来了一男一女。我立刻意识到这位女的正是当时已在文坛蜚声的庐隐女士。经介绍后,瞿即退出。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作家的身材并不算高,充其量属于中等,而且不为瘦。一副严峻、倔强的面部表情,令人望而敬畏,似乎不太容易接近的样子。隆突而长的额头,双眉的距离很宽,目光炯炯,颧骨高耸,肤色略呈黄色。一口流利的国语。态度十分豁达,举止异常大方,显得不卑不亢。刚毅果断,敢作敢当,毫无一点女性常具有的那种温柔之美,却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勇敢,慷慨,量大,具反抗精神而且从不沾滞,后悔。服装朴素大方,无修饰雕琢的作风,一切顺乎自然,且不拘小节。我们寒暄后,坐定。她坐在一张靠窗的大书桌前,我坐在相对窗边的椅上。庐隐问起我的文学爱好以及写作情况。我均如实以对,并说明此次由沪返平是为了在清华复学,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即欣然从抽屉中取出一张纸,拿起毛笔,濡墨,写上她的住址:宣武门外下斜街九十二号(?)。并说,以后有空,请来谈谈。我站起来,接过这张纸条。字迹矫健,颇有骨气十分钦佩。以后我开始到她家,并通讯。
(三)东渡日本是在1930年8月。取道东北,由朝鲜去日本,殊那年关外大雨,多日未停,将铁轨淹没,在沈阳附近,无法继续前进。只得原车极慢地驶返天津,在庐隐之兄黄勤(清华留美生,攻经济,当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家小住数日,搭轮去日本。
(四)到了东京,先在市内神田区闹市一家铺店楼上(连底楼共两层)租了一间八铺席的房子。那大约在9月。由于太闹,空气也不大好,乃于10月间迁到郊区一个名阿谷的场镇(距市区约华里20里)住下。该住处系自成一单元,有住屋两间。
(五)从杭州迁居上海是在1931年8月份,夏末,因当时庐隐已被聘为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不得不在秋季开学以前去上海。
(六)《云鸥情书集》初版是在1931年大约春天(月份记不起了),因出版后,我们立即寄了一本给林宰平教授。他那时丧妻不久,回信中还有这样的意思:以半百之年,拜读之余,犹感青春活跃之气,盖情之所至,谁不为之动心?
(七)《东京小品》的代序《忆庐隐》一文是1935年10月份写的,在《文学》月刊上发表后,才印入这本集子里的。按实情推断,当在1936年出版。那时我已由申返川了。
以上各点,乃我尽量回忆并分析推断而提出的,对大作的撰写或者有点帮助。希提意见。
专复 即祝
工作顺利!
李唯建上
1981年3月8日
关于此信的说明:
1980年,我的《萧红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开始撰写《庐隐传》。
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出身,所以特别重视作家的作品和文字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初,能够找得到的庐隐作品,都是30年代出版的。1949年以后直至当时,庐隐的作品从来没有再版过。因此,我走遍了北京几所老大学的图书馆,又在北京图书馆(包括它的报库)里泡了多日,才终于搜集到了庐隐的全部作品。不过,因为这些书籍都是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纸页已经发黄变脆。
同时,在搜集有关庐隐的文字资料时,我还得到了居住在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的同行学者朋友们的帮助,关于此事,我已经在《庐隐传》的“后记”中,一一地列名向他们诸位致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掌握了全面的文字资料之后,我开始追寻与她有过关系与有过来往的人士——她的亲人、她的同窗好友、她的老师、她的文友,等等。
在北京,我专程去拜访了庐隐在女师大读书时的老师章廷谦教授(笔名川岛),而章教授的夫人孙斐君老师,是庐隐在女师大读书时的同学。他们的家,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座普通教师宿舍楼中的一个很小的单元,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章先生已经卧床不起,他平躺在床上,盖着一床旧棉被,但是头脑仍然异常清楚,双目仍然炯炯有神。孙先生的腿脚也已经不太方便,她端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双膝上盖着一条旧毛毯,她说话时声音温婉,面含微笑。对我的请教,章先生和孙先生都给予了认真而准确的回答。他们伉俪对我这个晚辈的热情而慈祥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81年,我又专程去上海,访问了庐隐的几位生前友好——程俊英教授、陆晶清教授、赵景深教授、刘大杰教授的夫人李辉群老师、赵清阁女士等诸位前辈。向她们了解有关庐隐生平和文学活动的新鲜资料。
关于庐隐的第二任丈夫李唯建先生,我已经从庐隐的作品里,了解了不少,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这次到上海,我也请程俊英教授和陆晶清先生,讲讲她们在半个世纪前对李唯建先生和庐隐结婚后生活状况的回忆。
待一切资料都准备妥当,腹稿也逐渐地趋于成熟之后,我觉得还有几个具体问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不得不写信给李先生,把这几个问题开列出来,向他请教。这几个问题是:
(1)我在庐隐的《东京小品》集中,看到了李唯建先生写的《忆庐隐》一文,觉得很感人,决定把它收到《庐隐传》的《附录》里,但我无法确定此文的写作时间和最初发表的时间,以及《东京小品》的初版时间。(www.chuimin.cn)
(2)关于庐隐与李唯建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情况,我还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3)庐隐和李先生结婚后,即东渡日本,他们在日本的具体住址和生活情况。
(4)他们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先在杭州落脚,后来又从杭州迁居上海,迁居上海的具体时间。
(5)他们两人的情书集《云鸥情书集》初版的时间。
到了1981年,庐隐已经过世四十几年,而李先生已届高龄。我本不想轻易地打扰李先生,可是在反复地研读了有关的资料以后,仍然有如上几个关于庐隐和李唯建先生的问题,未能得出特别确切的结论。我不得不写信给李先生,把这几个问题逐一开列出来,向他请教。
他收到我的信后,就回了此信。李先生是学者,他在此信中,认真地、不厌其烦地、逐条地给了我非常清楚的答复。
他在此信中所写的内容,我都引进了《庐隐传》里。尤其是他与庐隐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写得非常生动,我都大段地引入了《庐隐传》。所有引自李先生信中的内容,我都在文章中做了详细的注释,注明是来自李先生何时写给我的信里。不仅对待李先生的来信如此,凡是来自各位前辈的口述或者纪念文章的,我也都详细地注明了出处。
在《庐隐传》的“附录”里,我收录了6篇文章,对读者了解庐隐这位女作家,都有帮助。我把李先生的《忆庐隐》放在了第一篇,之后依次是: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谢冰莹《黄庐隐》、刘大杰《黄庐隐》、冯沅君《忆庐隐》、茅盾《庐隐论》。
《庐隐传》于1982年顺利出版后,我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本《庐隐选集》(20余万字),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分北京版和香港版两种,香港版于1983年5月出版,北京版于1984年7月出版。在此前后,我又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了一本《庐隐选集》(约40万字),此书于1983年10月出版,分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这两版《庐隐选集》,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庐隐作品选集。
(2)1981年7月24日
肖凤同志:
我女儿从广州转来你写给我的信,得悉大作在《散文》上陆续发表后,各方读者对它均感到极大的兴趣。当然我也并不例外。在此我衷心祝贺你的写作成功。
关于香港那位研究生想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你就你所知的及你从我女儿处所知的一切告诉他就是了。并盼你不必将我的通讯地址函告他,因为人老了,身体又不好,实在无法与外界多作函商。这并非我不好交朋友,而是为精力所限。盼谅。
《影》是我早年所写献给庐隐的一首抒情长诗,由上海新时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写得并不好,只是热情洋溢而已。
草复,即祝
撰安
李唯建手书
1981年7月24日
关于此信的说明:
拙作《庐隐传》于1982年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同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月刊,也在1982年的一月号和二月号进行连载。这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庐隐传记。当时,国内外的许多报刊都相继发表了评论和介绍的文章,中国新闻社还发表了消息。
1981年的春夏之交,几月几日不记得了,我收到了一封香港来信。写信者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正在某名牌大学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他来信的目的,是向我询问李唯建先生的住址。
我非常愿意告诉他,但是事前必须要征得李唯建先生的同意。为此,我把他的来信转寄给了李先生,并请问李先生,是否可以把他的住址转告给那位青年学者。
李先生于7月24日给我写来了这封信,信中表示:“盼你不必将我的通讯地址函告他,因为人老了,身体又不好,实在无法与外界多作函商”。看了这封信,我也只能遵从老人的意愿,照着他的嘱咐去做了。
李先生与庐隐的女儿李恕先(原名李瀛仙),是广东电视台文艺部的导演,现已退休。她是他们两人唯一的孩子。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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