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作家访谈与《肖凤文集》关联

2024-02-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访东北老作家1978年底我开始写《萧红传》。我知道萧红与几位男士有过友谊的关系或者情感的纠葛，于是决定分别去拜访他们。“《王阿嫂的死》，是她的处女作。大家很鼓励她。22岁开始写作。”萧军对萧红的早逝感到惋惜。他还说了对另外一位东北作家的看法。我写《萧红传》时，着重于她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活动。

访东北老作家

1978年底我开始写《萧红传》。我知道萧红与几位男士有过友谊的关系或者情感的纠葛，于是决定分别去拜访他们。

拜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写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想要通过他们的回忆，更准确地把握对传主的描绘。理所当然地，我第一个去拜访的，是萧军先生。

访萧军

从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里，我知道了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的那段生活。

1979年5月17日上午，我第一次去萧军先生府上面见他。他那时还住在后海附近的鸦儿胡同6号。那是一所大杂院，在低矮平房的包围之中，有一座两层的小楼房。楼房的底层是一个街道工厂，年老的机器正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噪音很大。而在二层楼上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就住着萧军先生和他的夫人、孩子们。

我敲了敲门，一位敦敦实实，满头白发的老人迎了上来。他中等身材，脸色白里透红，肩膀非常宽阔，胸脯特别厚实。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木制的烟斗，一双细长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沉静的目光。

他很客气地把我让进屋里，并把他的老伴王德芬女士介绍给我。他亲自倒了茶，又端来了糖果。之后，就谈了起来。

第一次见面，他的独特个性，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我又多次见到过他，他始终固守着“萧军风格”。

他对我说的话，我也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他自称：“我是出土文物。”

然后他问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据实禀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告知我地址的。

萧军最崇敬的人是鲁迅先生。他一谈起1935年，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奴隶丛书》的事，就激动不已。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狠命地吸他那支已经熄灭了的烟斗。他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踱了一会儿之后，从嘴里拔出了烟斗，声音略显喑哑地说：

“是啊，三个奴隶死了两个，一红一紫，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众所周知，这“一红”，指的是萧红；“一紫”，指的是叶紫。《奴隶丛书》就由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和叶紫的《丰收》组成。

关于萧红，关于他和萧红那段共同生活的历史，关于萧红的作品，他也敞开心扉，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我与萧红只有6年的历史。她在这6年之中的情况我是熟悉的。前期和后期都知道得不太确实。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她的文学感受性很强，表现能力也很强。搞文学要有两个条件：感受与表现。只能感受而不能表现，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们走向文学的道路很偶然。”

“我和她1932年遇到。她的处境与我的处境都艰难困苦。建筑在纯友谊的关系上。我受侠客的影响，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我就决心搭救她。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结合才能解救她。但是我们俩的性格与作品都不对头，各人有各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后来就‘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把这一段，历史地告一段落。不等于说六年的友谊不存在。关于她的文字等等，我还给她整理，六年的伙伴哪。另外，一个有才能的女作家，中国不多得。我的老伴王德芬，不因为我的前妻，而如何吃醋。孩子们对萧红是崇拜的。我们的家庭是开明的。我们认为她是一个不幸短命而死的作家。”

“《王阿嫂的死》，是她的处女作。大家很鼓励她。22岁开始写作。”

“文章出来以后，我们也互相鼓励。朋友们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可能这样收场。”

“萧红的《商市街》，是我们在哈尔滨生活的实录。我的《为了爱底缘故》，也是生活的实录。我们两人的合集《跋涉》，也是生活的实录。”

“她的作品有风格：清新，不落俗套，落笔不凡。看萧红的作品，就像秋天看荷叶上的露珠，玲珑剔透。萧红的散文成就比小说大。她是从灵感出发，按灵感走路，不注意结构。”

“为人也像大小孩一样，高起兴来连蹦带跳，不高兴起来就不高兴，很难对付。”

“萧红有弱点：自尊心过强，有时膨胀到病态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极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否则她也不会遭受悲剧的结局。人在艺术上成功，生活上是失败者。”

“我是军人出身，军人是讲实际的。我是偶然走到这条路上来的。我这个文人与别的文人不同，是连武带打的文人。有一回在上海过马路，我拉萧红，把她的胳膊拉了五个手印。”

“萧红说我有一颗强盗的灵魂。她与我离开后，很多人埋怨我。”

“我从事文学很偶然。目的有两个：一是求得祖国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二是实现无剥削、无压迫，我对剥削和压迫有生理上的反感。我是工具论者，《八月的乡村》是作为政治宣传品来写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萧红有分歧。我要打仗，萧红不要打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不能说她错，也不能说自己错。”

“萧红写的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萧红的作品是小提琴，拉出来的东西让人感觉如此，好像小夜曲。我的是钢琴，嘣，嘣，嘣，带点机械性，好像交响乐。人在艺术上成功，生活上是失败者。艺术家在艺术上是个王，在生活上是矮子。”

萧军对萧红的早逝感到惋惜。他说：萧红在香港说，“如果萧军知道如此，会来拯救我的。”

然后他说到自己：“我跟着共产党五十多年了。老是挨打挨骂，触动灵魂。真理不能被有的人霸占。人是七情六欲的动物，也伤感，但没有办法，只好压下去人应该有点阿Q精神。你要在乎，他该高兴了。以必死的精神活下去，豁出命来把阎王爷也打发得乐呵呵的。”

“作家自己的灵魂首先要纯净起来。否则你怎样做灵魂的工程师呢？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要真。艺术品不能掺假。没有真实的思想、感情、生命无法感动人。”

“我准备写鲁迅先生书简记。再写一写回忆录。给自己作个结论，给别人也作个结论。活得愉快，死得干脆。”(www.chuimin.cn)

他还说了对另外一位东北作家的看法。恕我在此从略。

萧军先生的一个观点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作家所以被人尊敬，主要是他的作品，不要在生活问题上纠缠，否则会走入死角。作家是以作品为基础的。”

我写《萧红传》时，着重于她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活动。在写到无法避免的感情纠葛时，采取的是“隐恶扬善”、“云遮雾罩”的笔法。这就是引起沙汀先生“哈哈大笑”的原因。当时“感情纠葛”的男主角萧军先生和端木蕻良先生都健在，我作为晚辈，也只能如此处理。

后来，我又多次与萧军先生见面。

1981年6月，黑龙江文联等单位发起组织了“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萧军先生。东道主把我们安排在享有盛名的“花园村宾馆”里，这是一座宽敞幽静的院落，一栋又一栋建筑风格不同的房子，隐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开会之余，走进树林中间的小路，遇见也在这里散步的萧军先生，就会自由地闲谈。正是在这次会议的间隙，我把刚刚出版的《萧红传》呈送他一本，请他指正。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听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告诉我，萧军先生不仅认真地读了我的《萧红传》，还对我的这位同事说：“肖凤的这本《萧红传》，是最公正的萧红传记。”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这位同事的父母，是萧军先生的朋友。

还有一次是在北京机场。1981年，林非应美国汉学界之邀，与萧军先生、吴组缃先生、戈宝权先生一起，去大洋彼岸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他们出发的那一天，我去机场送林非。在候机大厅见到了萧军先生和随他出行的女儿那时候，国门刚刚开放不久，对平民百姓说来，出国还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在机场大厅里，准备登机的人，个个都是西装革履。而独有萧军先生，与众不同，他依然很随意地穿着一套劳动布的裤褂，一双懒汉鞋，嘴里还叼着他那只标志性的烟斗。

访舒群

建议我去拜访舒群先生的，是萧军先生。因为舒群是萧军和萧红共同的朋友。

舒群和萧军一样，也经历过长时间地被整肃。“十年浩劫”结束以后，1979年，舒群先生一家从东北抚顺来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地方安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和他的夫人夏青女士与孩子们，都暂时住在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方旅馆”里。他已经被平反昭雪，可是落实政策的诸事似乎还没有完成。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患着哮喘病。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于1979年9月24日、9月28日、10月9日、10月10日，分阶段地非常认真地，与我谈了四天。

“我与萧红接触最早，比萧军还早。关于萧红，我有很多年一个字没有写过，这次也多半写不成。为什么？有的能回答的我回答，能回答的有的我不回答。”

“萧红如一颗流星，一颗陨星，没有过过好日子，最好的日子是青岛。”

“她与我的关系是姐弟之情，家庭不能说的话能与我说。这个人很软弱，她是爱国主义者，她是反帝者，反日者，民族主义者。”

“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哈尔滨发大水时，我像难民一样沦落到南岗。我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只有我出去工作时组织才给我伙食费，我很困难。”

“我到青岛，写了封信让他们（指萧军、萧红——肖凤注）到青岛来。我与我的夫人一齐去码头接两萧。”

“萧红的一生最快乐的是青岛。两人的关系（指萧红和萧军——肖凤注）很单纯。夫妻关系巩固，完美，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生活压力小，前途曙光大。后来成绩大了，不快乐了，没那么单纯了。”

“在青岛写《生死场》。人是勤劳的，有才华的，一天写三五千字是很平常的，有时甚至五千字以上。《生死场》是在青岛完成的。稿子写得潦草一点，鲁迅给她改了很多，朱砂红笔改得很工整，箭头很直，给她删的‘了’字，总有几百个。”

“我和萧军到上海，是为了与文艺界发生关系。拜师。拜谁都拜不着。鲁迅、黄源都拜不着。找不着路，没钱，不能久住，仓皇，找人的方式也不妥。第二次我又去上海，萧军不去了，萧红也不赞成去。后来他们与鲁迅发生联系我不知道。”

在舒群先生临时寄寓的客房里，他很舒缓地说着，我则很认真地听着和记着。我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舒群先生很体贴地让我喝口水，我才知道服务员小姐已经来过了。因为拜访了舒群先生，我对他的革命历史才有了清楚的了解，对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活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对舒先生等爱国的文学前辈，就产生了敬意。

舒群先生提供的珍贵史料，我都写在了《萧红传》里，并且一一注明了出处。1980年此书顺利出版。我把刚刚出版的此书，呈送给书中写到的舒群、萧军、端木蕻良等诸位先生，每人一本。

上面提到，1981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召开了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的讨论会。我在此会上，又与萧军、舒群等东北老作家会面。

此会后不久，大家都回到了北京。在我又一次去拜访舒先生时，他鼓励我说：

“继续写吧。你是文学系出身，底子厚实。等你再写一部传记之后，我也请你给我写一本。”并告诉我：他的资料已经被东北某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文学研究者拿走，那位研究者说要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了，却不见有成果拿出来。

后来，舒先生全家从北方旅馆搬到了虎坊桥的中国作家协会宿舍，那是一座崭新的楼房，条件比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还给舒先生家安上了电话。

在我又一次去拜访他时，他问我在写什么，我如实禀告说，正在写第二本文学传记。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他立传的话题。他说：

“真不应该用性别衡量人的能力。拿走我材料的是男人，迟迟没有下文。我跟他要，他也不还给我，说让我再等等。人家原本是好意，我也不便再摧。你是位女性，又勤劳，写得又快，还不如当时就把材料都给你呢。”

每次去舒先生家拜访，谈的都是文学话题。他复出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我读了，跟他谈读后感。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写是写了，可是有多少人看呢？写了，必须有人看，才有价值。写了，没有人看，等于没写。”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当时，大概就已经敏感到，通俗文化对年轻人的诱惑力了。

舒群先生的形象，很像一位朴实的老农。1981年我们去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故居时，他盘腿坐在炕上，与房主“唠嗑”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最后一次面见他，仍然是在他的虎坊桥新居。有关他的资料，也仍然远在东北。

他已年老，而且多病，我每一次拜访，都不作过多的停留。一次，他送我出了他的家门，大概是累了，他就蹲在楼门口的地上，目送我骑着自行车远去。他这样的形象，也至今都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原载《学习时报》2007年6月11日）

东北老作家访谈与《肖凤文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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