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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1
中美萧红传记作者的会见
去年(指1980年)的8月中旬,正当北京处于酷暑的中伏天时,美国研究萧红的专家、《萧红评传》的作者葛浩文博士,千里迢迢,从旧金山转道香港,来到了北京。我会见了他,并陪他拜访了几位与萧红有过爱情或友谊关系的东北老作家。
近几年来,我因为写作《萧红传》,很留意国内外有关萧红研究的资料。于是发现了国外也有几位热心研究萧红的学者,比如香港的刘以鬯先生、卢玮銮女士日本的立间祥介教授和美国的葛浩文博士。他们掌握了大量的、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中有许多是我喜欢参考与借鉴的。
我第一次看见葛浩文博士的名字,是在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萧红评传》中译本的封面上。这本书,是一位热情地关怀与鼓励我写作的中国学者,拜托他在美国定居的亲戚,从香港专门为我买来的。葛浩文博士在此书的《中文版序》中,谈到了他研究萧红的始末。他掌握的文字材料之丰富,以及观察作品的精确敏锐的眼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二次看见葛浩文博士的名字,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的第259页上,那是一篇《寄自美国的读者意见》,信中对萧军先生连续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至三辑上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二)里提供的文学史料,提出了五点勘误与修正,因为我已读过他的《萧红评传》,所以对他掌握的材料甚至比当事人还要准确这一点,并不觉得惊奇。
在写作《萧红评传》的前后,葛浩文博士还写了其他一些文章,发表在美国、香港的一些报刊上,向海外的读者介绍萧红及其作品。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一篇名为《〈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的文章。1979年,我曾写过一篇资料性质的短文《萧红与美国作家》(署名赵凤翔)刊登在香港《文汇报》1980年1月20日的《文艺》副刊上,被美国《华侨日报》1980年1月24日转载,事前我本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文中的内容全部根据端木蕻良先生的回忆,事隔三十多年,手上又没有香港与美国的文字资料事实难免有些出入。葛浩文博士在美国看到这篇短文之后,竟然热心地查证美国的文字材料,写了《〈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侨日报1》980年2月11日第七版上。他在这篇补遗中,提供了有关萧红与美国作家之间关系的确凿的文字材料。对于我国的萧红研究者说来,这些材料我们根本无法找寻,因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后,他把这篇文章的影印件寄至北京,我们便开始通信。
去年的6月上旬,葛浩文博士从旧金山写信给我,告知他将要来华访问的消息。8月中旬,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踏上了萧红祖国的领土。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社会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他作为一个美国男性学者,却在他的《萧红评传》中流露出了对一位中国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的理解、同情与尊重,我一直误以为他可能是华裔,及至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黄发碧眼的西方人。他今年41岁,是一位卓有成绩的中年学者。这一次来京,他带来了《萧红评传》中译本的第二版送给我做纪念,那是由我国台湾省的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www.chuimin.cn)
为了使美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30年代的女作家萧红,葛浩文博士在研究萧红作品的同时,还把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及另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翻译成英语,这两部小说的英译本已于1979年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正是由于葛浩文博士的辛勤劳作,才引起了近几年来美国学者与读者对萧红作品的关注,使这位有才华但是命运坎坷、不幸夭折的女作家,在她逝世了三十多年之后,得到了美国读者的喜爱与同情。作为中国的萧红研究者及《萧红传》的作者,我对葛浩文博士是要诚恳地表示感谢的。
葛浩文博士在北京的几天中,日程安排得很紧,除去访问东北老作家及与在京的萧红研究者进行座谈外,唯一的观光活动是去八达岭,即使是观光,也是为了找寻萧红的足迹。1937年的春天,萧红只身来北京,她的好友舒群曾经陪伴着她来到八达岭(详情见拙作《萧红与舒群》,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这次葛浩文博士来长城,我们就沿着萧红43年前的足迹,一直攀登到右手方向最高的那座烽火台。从八达岭返回市区的途中,经过北京大学时,我们又去未名湖畔凭吊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墓地。
葛浩文博士告别了北京,接着访问了哈尔滨、呼兰县、上海、广州等地之后,途经香港,返回旧金山。他在返抵家园之后,仍然关心着我的另一部文学传记《庐隐传》的写作,这种对于同行的诚挚的友情,很使我感动。我唯有诚恳地祝愿葛浩文博士,在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新的研究项目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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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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