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文集附笔名与萧红传

2024-02-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萧红传》、我的笔名及其他朋友送给我一张《文学报》1994年10月13日的复印件，我才看到上面刊登的萧军先生夫人王德芬女士的《传记必须真实》一文，因文中数处提到了我的名字及拙作《萧红传》，而有关我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所以有必要写文，予以说明和澄清。拙作《萧红传》出版之后，我曾将此书呈送萧军先生、舒群先生、端木蕻良先生等每人一册，请诸位指正，因为该书中都实名实姓地写到了他们各位。

《萧红传》、我的笔名及其他

朋友送给我一张《文学报》1994年10月13日的复印件，我才看到上面刊登的萧军先生夫人王德芬女士的《传记必须真实》一文，因文中数处提到了我的名字及拙作《萧红传》（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有关我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所以有必要写文，予以说明和澄清。

用现在的心情来回想14年前出版的拙作《萧红传》，我实在难以说清当时为什么会用《萧红传》作为著书立说的起点——也可以说，这件事纯粹是出于偶然，又可以说，这件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关于这个“为什么”，在1981年我去哈尔滨参加“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我曾应《哈尔滨文艺》老编辑刘春先生之约，写过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写〈萧红传〉》的文章，发表在《哈尔滨文艺》1981年9月号（总54期）上。在这篇文章里，我已经比较详细地把写作《萧红传》的动因和经过，向读者们交代清楚了。

简言之，我在70年代后期对萧红发生兴趣，最初是从她的那些自传性的散文作品开始的。那时候，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劳改回到北京不过几年时光。吸引我的是这位年轻女作家的清新的文笔和机敏地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之后，就对她的坎坷悲惨的身世产生了同情。而她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并且能够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也是令我很重视的女性身上应有的品格。不过仅从这些方面看，为萧红立传，也许还有点儿偶然。然而，使我对这位女作家的早夭，产生了深深的惋惜之情的，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她与我一样，也是一个在童年就失去了母爱的孩子，因此，当我看到她在《呼兰河传》中如此这般地描绘寂寞的童年，就立即唤起了自己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我把这种共鸣称为“心理的原因”，而这种“心理的原因”，才是我最后决定为她立传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说，我为女作家立传选择的第一位传主是萧红，也许就是必然的了。

我出身于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向重视作家的作品和文字资料。为作家立传，第一步要做的事，当然就是熟知这位传主的作品和资料，第二步才是采访与她生平有关系的人，搜集有关她生平的材料。

于是，在做完了第一步工作之后，我在70年代末，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与萧红生平有关的东北老作家。70年代末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春风刚刚吹回大地，一切都还处于刚刚解冻的初期，许多老作家并不像现在这样好找。我经过多方努力，才寻觅到了萧军先生、舒群先生、端木蕻良先生等东北老作家的住址。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萧军先生时，他还住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萧军先生那时向我自称他是“刚刚出土的文物”，这次采访先后进行了几天，王德芬女士当时也在座。采访过后，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萧军小记》，发表在1979年11月11日的香港《文汇报》上。

在此前后，我也拜访了舒群先生。那时候，舒群先生一家刚从东北抚顺来到北京，还没有分配住房，他和他的夫人夏青女士与孩子们都暂住在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方旅馆”里。他已经被平反昭雪，可是落实政策的诸事似乎还没有完成。他当时身体不好，患着哮喘病，但还是非常认真地与我分阶段地谈了几天。拙作《萧红传》中有关舒群先生的内容，就是根据舒群先生的口述资料撰写的。笔者为了慎重起见，为了请读者自己分辨清楚起见，在每一章都特地加了“注”，把材料的来源，逐条地予以说明。因为笔者既非萧红的亲属，与她也没有任何的渊源关系，有关她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都是从现存的文字材料及与她生前有关联的入士口中得来的，所以材料的出处，必须加以证明。

在写作之前的集中采访之后，我又有机会第二次集中拜访诸位东北老作家。那是1980年的夏天，在香港出版了《萧红评传》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奉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主任毕朔望先生之命，陪同葛浩文先生去拜访萧军先生、端木蕻良先生、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等。葛氏把他的新作《萧红评传》一书送给诸位东北老作家和笔者一人一本，并向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是第一次到中国内地，也是第一次与他写到的这些东北老作家见面，“新奇感”很强。他们对答时我一直在场，前后共接触了九天。后来，在1981年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又见到了萧军先生、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塞克先生等东北老作家，葛浩文也第二次访问中国，从旧金山赶到了哈尔滨。

我与舒群先生见面多次，他从“北方旅馆”迁居团结湖，又从团结湖迁居虎坊桥中国作家协会宿舍，我都去拜访过他。有时是他写信给我，让我去他那里，与他谈谈。舒群先生是否爱喝酒，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他的私人嗜好，我从未问过。他与我多次见面，谈的都是文学问题，而且一向都极清醒，有时还流露出含蓄的聪明睿智。除了谈他与萧红的交往之外，大部分谈的还是他本人的文学活动，他谈了自己早年参加进步文艺活动的情况，谈了他当时正在为《人民文学》杂志撰写的短篇小说，谈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等等。他还谈了希望将来我也能为他写本文学传记，还告知我有关他的资料已被辽宁省的一位文学研究者拿走，他正等着他的研究成果等等。多次探讨文学问题时，舒群先生从来都没有流露过丝毫的“醉意”，当然也绝没有发生过像王德芬女士在1994年10月13日的那篇文章中所引述的方未艾老人致王德芬女士信中所说的那样“醉后胡说”。我不认识方未艾老先生，也没有机缘与他见过面，所以不知道他在致王德芬女士的信中所说的关于舒群先生的“醉后胡说”，是根据什么文字材料或谁的口头材料断言的。

拙作《萧红传》出版之后，我曾将此书呈送萧军先生、舒群先生、端木蕻良先生等每人一册，请诸位指正，因为该书中都实名实姓地写到了他们各位。事后，听到我的一位同事（她与萧军先生过往密切）告诉我，萧军先生曾对她说，我的这本《萧红传》，是研究者中“态度最公正的”。14年来，我又有机会与诸位东北老作家见面，而且在萧军先生病逝之后，还特地专程去看望过王德芬女士一次。然而，自从拙作《萧红传》出版至今的14年里，关于舒群是否营救过萧红一事，从来没有人为此“质问过”我，当然我也不会为了此事而再去“问过舒群”，这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知道方未艾老先生在致王德芬女士的信中，为什么会有“空穴来风”式的断言？连笔者看了，都觉得奇怪。(www.chuimin.cn)

《萧红传》于1980年出版后，我又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本《萧红散文选集》，并写了“序”，该书于1983年由该社出版，后来又有第二次印刷本。之后，我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了《萧红研究资料》，将能够找得到的国内的及海外的有关萧红的生平资料与研究资料统编一册，约60万字，于1983年完成并交稿。从此，我就给自己的萧红研究画了一个句号。后来，呼兰县的萧红研究会几次写信来要我赴会，因为忙，都没有去。会后，也并没有人给我放过任何人的讲话录音，或“质问过”我。我为作家立传，材料来源都在书中列明出处，心里光明磊落，怎么会“感到很难过”呢？美国人葛浩文曾对我说，他写了“一个好女人和三个坏男人的故事”，而他说我是：“只写好处，不写坏处”。我对他的说法不置可否，只告诉他，我的写作态度是：“与人为善”，“隐恶扬善”。他竟然说：“我是美国人，怎么写都可以；你是中国人，像我这样写就不可以了。”我听后觉得十分惊讶，后来知道他的太太是中国人，才明白他何以能够揣度我的写作甘苦。后来，不断地有某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或某电视台的导演，来找我，商谈改编电影或电视剧事宜，我都一一婉辞了。

为萧红研究画了句号之后，我即投人了第二本文学传记《庐隐传》的写作。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约，撰写了第三本文学传记《冰心传》，该书已于1987年出版，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印刷。

目前还有不少约稿，我也正在紧张的笔耕之中。

可是有人仍然记得我和我的第一本作品《萧红传》。直至1992年，鲁冀先生还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采访本人的文章，北京的《文摘报》于1992年6月11日在六版头条以《肖凤与“萧红热”》为题摘发了该文的要点。《北京日报》也在1992年的8月8日“北京人物”栏里，发表了采访本人的文章，并再一次写到本人写作《萧红传》的动因。

可是本人早已为萧红研究画上了句号，把它当做历史的陈迹了。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汇读书周报》的那篇文章里已经披露了端倪。笔者重视作家的是作品，而非其他的因素。笔者心里还有许多话想告诉读者，所以不愿意在过去的题目上再做文章，而想写点新的东西。

最后说说我的笔名。因为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故被取了一个有典故的名字，典故不仅出自《古今乐录》，也出自《文选·东京赋》，大概是由于典故的历史悠久，所以愿起此名的重名者就颇多，而且除了我之外，同名者大多是男性。只就见诸报刊的而言，同名者北京有，上海有，山西也有。我不愿掠人之美，也不愿与别人重复。还有一个原因：简体字的“赵”字，把“肖”字简化成了一个“×”，让一个姓氏的背上背着一个“×”子，对这样的简化法，我很不习惯，所以干脆把被别人取消了的“肖”字，再重新恢复。因此，在出版《萧红传》时，就把本名中的“赵”字取消了“走”，再取消第三个字“翔”，简化成了笔名“肖凤”，取李商隐诗句“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寓意。中国只有百家姓，前几天报载目前已有三千家姓，而人口12亿，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不管怎样排列组合，重名大概都难避免。好在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出心里的话，所以我的许多文章，也并不使用常用笔名“肖凤”，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老北京的文章，署名就叫“赵真”，而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中篇小说《父母双全的孤儿》时，署名则用“小久”二字了。

1995年春于北京

（原载上海《文学报》1996年2月8日；又载《文论报》1996年5月15日）

肖凤文集附笔名与萧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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