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文集》-名著影视改编之道

名著的影视改编

一、何谓名著

人类至今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浩如烟海的名著。

若以学科分类，名著可以分为哲学名著、法学名著、历史学名著、文学名著、政治学名著、社会学名著、艺术学名著等等。一位博大精深的思想家，有时可以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跨越不同的学科，这样的例子我们下面就会遇到。

我国先秦诸子的学说，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9世纪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法国当代作家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名著。

另两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既可以把它们当做法学名著来读，又可以把它们当做政治学名著来读。

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古罗马时期李维的《罗马史》，19世纪英国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当代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学名著。

而当代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则既可以把它看做是历史学名著，又可以把它看做是政治学名著，或社会学名著或新闻学名著。

至于文学名著，就更是数不胜数，俯拾即是，美不胜收了。

像我国的《诗经》，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苏轼、陆游、辛弃疾的词，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吴承恩的《西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和杂文，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寄小读者》，庐隐的《象牙戒指》，郁达夫的《沉沦》，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等等。

我国的当代文学作品，虽然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审视它们的生命力，但是其中的某些作品，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度与人类的情感状况看，我预言它们是能够经受得起考验的。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方之的《内奸》，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等等。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外国的文学名著也极多，例子不胜枚举。像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俄狄浦斯王》、《美狄亚》，法国中世纪的城市文学作品《列那狐传奇》。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几乎他的每一部戏剧都是名著，他的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他的喜剧《驯悍记》、《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剧。还有17世纪法国作家拉辛的剧作《费得尔》，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吝啬鬼》，上面提到过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文学作品《波斯人信札》，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传性散文作品《忏悔录》，等等。到了19世纪，更涌现出了像歌德、席勒、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涅、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裴多菲、列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高尔基等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使人类文明的精神宝库更加绚丽多彩。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大量诗作和他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和《贵族之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的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剧本《底层》以及长篇小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都是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佳作。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位伟大代表人物——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更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出了不朽的名著。只要一提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起其中的《高利贷者》、《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高老头》、《禁治产》、《夏倍上校》、《贝姨》、《邦斯舅舅》、《乡村医生》、《三十岁的女人》等作品，就会立刻想起马克思对他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作家。^[1]而恩格斯对他的高度评价则是：“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之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的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2]巴尔扎克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所描述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今日读来，仍然觉得触目惊心，并且仍然具有醒世警世的教育作用。另一位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终生埋头写作，他的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已经为世界各国的读者所熟知，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遗产。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一直影响和滋养着各国文学，他们已经构成了两个难以企及的高峰。

我们还可以举出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的著作《艺术哲学》，它既是一部艺术学名著，又是一部哲学名著。……

上面列举的这些名著，其实只是百花园中的若于朵美艳的花。几千年的人类文明辉煌灿烂，提供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丰富多彩。

那么，究竟什么是名著呢？能给名著二字下个定义吗？

有的辞书上解释，名著就是有价值的出名著作。据报载，一个美国学者名叫莫蒂然·J.阿德勒的，他是《如何读书》一书的作者，他提出了选定名著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

（1）名著的阅读者最多，名著不是一两年的畅销书，而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2）名著通俗易懂，名著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专家教授。

（3）名著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名著决不会因为政治风云的改变而失去其价值。

（4）名著隽永耐读，名著一页上的内容多于许多书籍的整个思想内容。

（5）名著最有影响力，故名著最有启发教益，含有独特见解，是言前人所未言，道古人所未道。

（6）名著探讨的是人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在某个领域里有突破性意义的进展。

这样的界定是否科学，留待人们评说。

笔者认为具备下列条件的著作就是名著：（1）名著所包容的思想是深刻的。

（2）名著所拥有的艺术水准是完美的。

（3）名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4）名著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5）名著经受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表达了人类共有的感情，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名著和流行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名著并不一定是流行的。有些名著在当初诞生时，就是不流行的，甚至是遭到压制的，但是它们经受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终究会被发掘出来，闪烁出耀眼的光彩。而某些昙花一现的流行作品，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名著。这就仿佛某个红极一时的平庸歌星很快便销声匿迹，而命运多舛的伟大的贝多芬，却永远活在亿万听众心中一样。

二、名著与经典著作

已经说过，上面提到的那些名著，只是名著百花园里的一小部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创造出来的名著浩如烟海。信手拈来，我们又可以列举出不少名字。仅以我国的唐代文学为例，上面只列举了三位最著名的诗人，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随意列举出一系列也是著名诗人的名字——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龄、李颀、刘禹锡、贾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皮日休等等。他们的诗歌成就，虽然比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显得稍微逊色，但是他们也都创造过名篇佳句再如我国的明清小说，上面虽然提到了不少名家名作，但是我们还没有提到过冯梦龙和他所编纂的《古今小说》。

同样，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笔者只列举了莎士比亚和他的代表性剧作，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名家名著，像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谈》，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英国作家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论说文集》。即使是莎士比亚，虽然笔者列举了他的数部作品，也绝对没有完全包括他的全部成就，上面没有来得及列举的剧目如《理查三世》、《罗密欧与朱丽叶》、《雅典的泰门》、《暴风雨》等等，也都是名著。

在俄国文学的范畴里，我们列举了几位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但是还有一系列的名家名作来不及列举，比如像克雷洛夫的《克雷洛夫寓言》，格利包耶陀夫的《聪明误》，莱蒙托夫的诗作和小说《当代英雄》，赫尔岑的《谁之罪？》，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和《俄罗斯女人》，契诃夫的众多中、短篇小说，如其中的《第六病室》、《变色龙》、《万卡》、《苦恼》等。即使是对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者虽然列举了他的三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但是却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他的其他创作成就，比如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哥萨克》，短篇小说《琉森》，剧本《黑暗的势力》和《教育的果实》等，也都是很著名的作品。

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史，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名著，如浩瀚的大海，一时之间描写不完它的全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只能算作是“沧海一粟”吧。

在名著的汪洋大海之中，历史又再一次地加以选择，把名著里面的精品挑选出来，这些精品，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经典著作”。

经，我国一向把有特殊价值的书籍称之为“经”，比如《诗经》、《十三经》等。也把某种宗教认为神圣的教义称之为“经”，比如《圣经》。画地图时，用“经”来表示南北方向贯通的直线（用“纬”来表示东西方向贯通的直线）。

典，我国一向把“法则”称之为“典”。上学时，教给我们识字、查字的工具书称之为“字典”，教给我们掌握词汇的工具书称之为“词典”，收集了众多成语的工具书称之为《成语词典》，汇集了音乐家、曲目、乐器等音乐知识的总汇称之为《音乐词典》，等等，其中这个“典”字的权威性，一目了然。

那么，经典，就是“经”与“典”的综合。1979年版的《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经典”二字的，它说：经典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笔者认为：所谓经典著作，就是具备了上面曾经为名著下定义时概括了的那五个条件之后，比一般的名著更精彩，对人类思想具有更重要的贡献，对人类进步具有更巨大的指导作用的著作。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用这样的句子表述过“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3]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像我国的《诗经》，司马迁的《史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小说系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美国当代记者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都可以称之为经典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皆以它们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完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影响了一代或几代甚或几个世纪的人，把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推向前进。

经典著作，是在历史的进行过程中，经过筛选和考验，自然形成的。时间会为它们提供愈来愈多的读者，它们绝对不会由于时代或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改变自己存在的价值。人们会把经典著作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加以保护、爱戴和尊崇。大自然母亲用她丰富的物质财富养育了人类，而人类的祖先将精神财富留传给后代，这才是最可珍惜的宝贵遗产。

传说过去的英国殖民者曾经有句名言，叫做：宁肯丢失一个印度，也不能丢失一个莎士比亚。这句话很夸张地说明了一位经典作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

三、为什么要读名著

第一，名著是百科全书，读名著可以帮助你了解本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礼仪、民族心理特征、大自然的风貌、政治风云变幻等情况。能增加你的知识，开阔你的眼界。

名著的作者能够精确地洞察现实，洞察历史，洞察世界，他们有深刻的观察思考，他们会选用自己最擅长的富有独特个性的表达方式，把自己的思想和感通过作品展现出来。使读者看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的美德与邪恶、崇高与行、伟大与渺小。

比如说，你想了解我国的古代历史吗？你想了解从战国时代起至汉朝初年历史吗？就请读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吧。这部经典著作，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总结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发展史。其中不仅有治方面的“大事记”，还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专论，以及许多人物的传记。这些人中，既有帝王，也有将相、学者、刺客、游侠、倡优、占卜者、农民起义领袖等，三教流都有。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读后觉得如闻其声，如其人。他称赞过的人物，如信陵君、侯赢、项羽等等，都为后代的知识分子所喜和钦慕。没有其他的史书能与《史记》媲美。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史记》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

比如说，你想了解公元2世纪至3世纪我国古代三国时期这一百年左右的杂情况吗？看看政治家如何钩心斗角，军人们如何斗勇斗智，刘关张如何“桃园结义”，曹操如何“奸绝”，关羽如何“义绝”，诸葛孔明如何“智绝”，你对那个时期杂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历史，就会一目了然了。由于罗贯中根据《三国志》实“演义”出美轮美奂的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才使得三国故事变成了中国老百家喻户晓的故事。

比如说，你想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明朝是如何腐败吗？看看《金瓶梅》，就会那时的官场腐败，行贿受贿成风，官僚荒淫无耻，民风堕落，以及在长期的封建济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比如说，你想了解中国清朝的皇亲国戚们是如何生活的吗？当时的青年男们是如何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吗？请看《红楼梦》吧。它比历史书上的描写，要确、生动、细腻得多。

如果你想了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风貌，只读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是够的，历史书籍只能告知你历史事件的演进变化，而假如你能够阅读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就会对那一个时期的思想、情绪、民俗、观念等，产生全面而生动的解。假如你在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之后，再读读薄伽丘的《十日谈》，读读拉伯雷的《巨人传》，读读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看看达·芬奇的绘画，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那么，你对这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对这个产生“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5]的辉煌时代，就会产生深刻的认识了。

如果你想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就请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吧。巴尔扎克在他的众多小说里，用生花妙笔，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他的笔下，资产者无耻地追逐金钱，他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牟取暴利，有的荒淫无耻，有的吝啬贪婪。正常的人类感情已经被金钱的铜臭腐蚀殆尽，父女关系、夫妻关系、一切亲属关系都被金钱利害关系所取代。几乎每一桩婚姻都是金钱交易或者政治交易，几乎每一次婚外恋、第三者都是金钱买卖或者政治买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撕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巴尔扎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病、金钱交易、政治斗争、钩心斗角、情感关系、伤风败俗。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从中获得的知识，比读任何政治课本、历史课本、经济学课本所获得的知识还要多得多。难怪在上面我们引用过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的那段话里，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那样高。

同样地，如果你想了解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金钱统治和门第观念，就请看一看英国作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吧。

如果你想了解19世纪的俄国社会，就请看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吧。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里，为读者描写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在那里，地主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农民都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在那里，宗教运用虚伪的手段，统治着劳苦大众的思想。在那里，自私自利、草菅人命的执法者，把无辜的平民百姓投入监狱，或者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在那里，层层政府衙门里都充斥着昏聩腐败、残忍冷酷的官僚，他们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不管人民大众的死活。托尔斯泰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弊病，并且用一颗伟大爱国者的胸怀，探索着、找寻着医治这些社会弊病的药方，他想要救治自己的祖国，拯救自己的同胞。

上面所列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阅读名著能够增加多少知识。

第二，名著读得多了，你的审美层次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

名著的作者都是大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智慧，他们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的观察和清醒的认识。如果他是哲学家，他就鸟瞰社会，用充满理性思考的雄辩语言，告诉你：社会应该如何构架，才能趋向合理。如果他是作家，他就会构思出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塑造出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然后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你读后难以忘怀。他们有的大慈大悲，善于描绘人生的悲剧；有的超然物外，笑对人生，充满了幽默感，让你看到人生的喜剧和闹剧。

随便举几个例子：

莫里哀笔下的一个人物答尔丢夫（《伪君子》），写尽了宗教骗子的本来面目，你在笑过之后，会久久陷入沉思。

中外不少作家笔下都描绘过吝啬鬼的形象，像我国清代作家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儒林外史》），法国作家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吝啬鬼》），巴尔扎克笔下的高布赛克（《高利贷者》）和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俄国作家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死魂灵》），这些作家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此类人物贪婪悭吝的性格。令人发笑，令人唾弃，同时也令人深思。

我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用了不大的篇幅，就塑造了一个不朽的人物“阿Q”，在反复地读过《阿Q 正传》之后，不能不钦佩他老人家洞察社会和运用语言的功力。

再看看我国的唐诗。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他们运用简洁而又精练的语言，表达了多么深刻的思想，表达了多么丰富而又深厚的感情，为后人留下了多少千古名句。他们汲取了我们民族语言的精华，有时仅用寥寥数字，就创造出了极美的意境，创造出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了大自然的风光，表现出了博大的气魄。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只能用“精绝”二字来形容。他们笔下的文字，极好地证明了汉字所独具的隽永的艺术生命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其他的语言文学所无法代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把中国的古典诗词翻译成外文，就失去了原有的韵味的原因。

法国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用了很多笔墨描写“善”的力量，他笔下的加西莫多（《巴黎圣母院》）、冉阿让（《悲惨世界》）都是善的化身。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里，他还写到了纯洁的儿童能够感动恶人做出善行的故事，那就是死硬派保皇党朗德纳克侯爵从大火中救出了共和派的三个小人质——雷尼·让、胖亚伦和乔治特的故事。雨果善于编织奇特的情节来震撼读者的心弦，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至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就更加栩栩如生了。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性格都很丰满，他尤其注意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方面。比如《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他聪明、勇敢、效忠祖国，可是他的性格中也有非常软弱的一面。另一个人物彼尔·别祖霍夫，平时慵懒，可是在卫国战争中却表现得非常勇敢，而且他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是托尔斯泰的理想妇女形象，把她写得很美，可是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她有时也显得很丑，比如当她张开大嘴哭泣的时候。托尔斯泰这种接近现实的笔法，使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个个显得丰满。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后，掩卷沉思，那些人物仿佛会从书页上跳将下来，在你的眼前活动，使得你不能不惊异于托尔斯泰描写人物技巧的高超。

总而言之，当你看了那么多的名著，看到了那么多美妙的语言，看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领略了那么多大师的智慧之后，你就会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层次。同时，你还能够获得一种能力，这就是：审视优劣的能力。

如果，你熟读过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大师的作品，你还会为某些俗不可耐的所谓“作品”捧场吗？

如果你听惯了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等大师的曲子，你还会对某些连五线谱也不认识的所谓“歌星”感兴趣吗？

名著就是精品。它们在艺术上是完美的。它们是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接受它们的陶冶，就能促进人类更好地前进。

第三，名著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学名著。

假如你是一位导演，如果你名著读得多了，你就会觉得有无数的创作素材等待着你去改编，等待着你去再创造。你可以把它们拿来，经过艺术加工，为你所用，把它们从文字瑰宝变成银幕瑰宝或屏幕瑰宝。

你不必再为寻觅好的剧本而发愁，文学名著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优秀素材。书中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书中有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你只需把它们搬上银幕或屏幕，观众就会百看不厌，觉得韵味无穷。这就是为什么像《悲惨世界》、《基度山伯爵》、《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长篇巨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进行银幕改编或屏幕改编的原因。

我国的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近十几年来，也很重视改编文学名著。

像明代小说《水浒传》，它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几百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施耐庵笔下的人物，不仅个个有血有肉，而且他们的行动性都很强，《水浒传》中的某些段落，可以拍出很好的“动作片”来。而且它里面的故事，有些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故事，有的则可以独立成篇，这就既可以把它们拍成连续剧，又可以把它们拍成各自独立的单本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十余年前有的电视台拍过了以水浒英雄命名的若干单本剧之后，现在又有人在拍《水浒传》的电视连续剧了。

像清代小说《红楼梦》，也塑造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书里面的人物对话很多，每一个人物讲出来的语言，都极富有个性色彩，千变万化，丰富多样，不论是长篇大论，还是寥寥数语，都恰恰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曹雪芹还把这些人物活动的荣宁二府、大观园等生活环境，以及每个人的面相、穿戴等细节，描绘得细腻逼真，这就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几乎同时，《红楼梦》既被改编成了电影，又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

像《水浒传》或《红楼梦》为导演改编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小说，改编成为拍摄脚本的难度不大。导演只需找准演员，让他或她在形象、气质诸方面，与原著吻合，就算成功了一半了。

明代小说《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里面充满了大胆的幻想，故事奇妙，瑰丽神奇。活跃在故事里面的形象既有人，又有神佛和妖魔，而且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形象，在我国早就是妇孺皆知的。影视导演运用视听手段，把这些人物和故事，从文字形象变成银屏形象，尤其是运用特技镜头，把《西游记》中描写的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绘形绘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身临其境，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十几年前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刚一在中央电视台“试播”，就获得一片叫好声的原因。

把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改编成多集电视连续剧，是近几年来改编文学名著较为成功的例子。除了诸位演员的出色表演、摄像师的辛勤劳作之外，原作的精彩绝伦恐怕也是改编成功的主要原因。罗贯中善于描绘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宏大场面，又善于刻画个性鲜明突出的人物，他笔下的诸葛亮、关羽、曹操、刘备、张飞等，真是不朽的艺术典型。

清代作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若干现代导演从中选取进行改编的题材。因为《聊斋志异》中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一个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而且其中的狐、鬼和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又为施展电影和电视特技，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在我国的文学宝库中，还有许多等待改编的宝藏，有志于改编名著的导演，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材料。

假如有的导演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太多精力改编大部头作品，那么，一首著名的诗、一篇著名的散文、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只要稍微进行艺术加工，就可以改编成“电视小说”、“电视散文”或“电视诗”。

其实，我国的电视工作者已经做过了这方面的尝试。

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江苏电视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做的一次尝试。他们把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的一篇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搬上了电视屏幕，被有的研究者称之为“电视小说”。这一举措，还感动了老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他为此于1984年5月2日专门致信江苏电视台，表示了如下看法：

江苏电视台：

昨晚于无意中收看了你台根据美国作家欧·亨利原作《最后一片叶子》制作的电视小说，至感兴奋！目前电视剧产量日增而质量未能满足观众的情况下，尤其在武打之风日甚，低级趣味充塞于屏幕的今日，你们制作出这样短小精悍而极富艺术魅力的精品来，是应该得到称赞的！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佳作极多，你们在这方面为电视艺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城，尤其值得庆幸！自然，这一形式也许不为目前一般观众所欢迎，但观众的欣赏水平是日益提高的，你们这一电视小说是大有前途的！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请向参加这一节目的中外朋友们转达我的感谢！如有可能，希望你台在最近几天内将《最后一片叶子》重播一次，使得许多没有看到的观众得到欣赏的机会，我也可以重“读”一次！

谨致

敬礼！

陈白尘(www.chuimin.cn)

1984年5月2日

这部短片的导演，只做了简单的艺术加工——拍摄了与小说中的时间、地点相适应的环境场景，找了几位长着外国人面孔的演员来表演原作里的人物，小说中的对话部分用男女演员配音，叙述部分用一名男声朗诵者旁白，再配上与原作的气氛相吻合的西方古典音乐，就大功告成了。

在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的欧·亨利的所有短篇小说里，《最后的常春藤叶》这篇远不是最有戏剧性的。欧·亨利是一位写作短篇小说的巨匠，他能够在很短的篇幅里，描绘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出几个性格不同的人物，尤其是擅长构想出一个总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结局。他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篇篇如此，每篇之间都大不相同，几乎篇篇都有搬上屏幕的价值，像《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我们选择的道路》等篇，都具有令人永久不能忘怀的艺术魅力。它们的篇幅都很短，故事虽然感人，场景和人物却都写得非常简洁，拍摄起来简单易行，不用花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

以上所说的仅是一个例子。

短篇小说作品，犹如一个浩如烟海的宝库，其中有电视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仅以我国的现代作家为例，我们就可以举出许多作者的名字，他们都写出过著名的短篇小说，像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庐隐、许地山、王统照、冯沅君、郁达夫、柔石、丁玲、胡也频、张天翼、巴金、沈从文、艾芜、沙汀、老舍、萧乾、萧也牧、舒群等人。

同样，将一篇好的散文作品，配上相应的画面和音乐，再请一位有文学修养的朗诵家或话剧演员读出来，就能制作出一部“电视散文”的屏幕作品。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散文历来被尊为文学的正宗，不像小说和戏剧，受到正统观念的轻视和排斥，被认为是“引车卖浆者流”的精神食粮。所以，散文的发展始终是比较顺利的，出现过许多散文大家。如上面提到过的司马迁，还有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南朝时期的吴均，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司马光、王安石，明朝的王守仁、张岱，清朝的黄宗羲、顾炎武、侯方域、方苞、龚自珍、梁启超等等。假如把他们的散文稍加甄选，挑选出那些篇幅短小，又朗朗上口的佳作，再配上适当的画面，和着古色古香的民族器乐，然后由一位素有文学修养的人士加以吟诵，就是一个很有意境的电视散文节目了。

“五四”运动以后直至当代，中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大批很有思想，很有风格的散文家。像李大钊、叶圣陶、瞿秋白、冰心、周作人、朱自清、许地山、庐隐、郁达夫、俞平伯、成仿吾、陈衡哲、孙伏园、王统照、冯沅君、蒋光慈、郑振铎、徐志摩、沈从文、陈学昭、林语堂、闻一多、谢冰莹、夏丏尊、丰子恺、叶灵凤、废名、梁遇春、钟敬文、苏雪林、茅盾、巴金、柔石、冯至、黎烈文、胡适、老舍、丽尼、施蛰存、何其芳、鲁彦、陆蠡、萧红、靳以、蹇先艾、叶紫、朱湘、师陀、阿英、柯灵、李广田、方志敏、刘思慕、萧乾、吴伯箫、戴望舒、方令孺、夏衍、荒煤、碧野、刘白羽、严文井、季羡林、周立波、杨朔、沙汀、郭风、何为、孙犁、秦牧、林非、石英、史铁生等人。把他们那些或抒情，或叙事，或议论，或充满人生哲理的散文，稍加甄选，再分篇配上与其相适应的音乐和画面，就能够编辑成一篇或编辑成一组很优美的电视散文节目了。

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是最常被朗诵的。中国古代就有吟的传统，咿咿呀呀，抑扬顿挫，很是好听。而且我国古代主张诗画同源，有的诗简直就是一幅画，而有的图画就蕴含着浓浓的诗意。

比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敕勒族的民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可以拍成很美的风光片。

又如王之涣的诗《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短短四句诗20个字，就描绘出了一幅壮丽的风景画，同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可以拍成很有寓意的风光片。

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除了古典诗作以外，还有现代诗。除了中国诗人以外，还有外国诗人的诗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四、改编的动因

首先，在19世纪末，当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时，那些特别敏感的和特别有才能的作家们，就开始预见到了——电影这种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摄影等学科集合于一身，并且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活生生的视觉形象在观众面前展现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定会对文学、戏剧等产生很大的影响。

富有文字语言才能并写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天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经对电影这个新生事物表现出惊喜。当他写作剧本《活尸》时，他觉得“舞台”这个场地限制了他的构思，舞台仿佛是桎梏人和动物的“笼头”一样，扼住了他的喉咙，使他不能从一个情节转换至另一个情节，使他写不出足够的场景，因为舞台的容积有限，他不能像写小说那样恣意地施展他的才华，而是要向舞台妥协，来剪裁生活和作品的幅度。这使他非常苦恼，以至于他又咬手指，又扯头发。后来，当他得知有一个聪明人发明了一个旋转舞台，可以在这个旋转舞台上布置好几个场景时，他高兴极了。可是，旋转舞台与电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托尔斯泰对电影惊叹道：

那些影片，它们太了不起了！的溜溜！一场戏就上来啦！的溜溜！又换了另一场！

以托尔斯泰的写作才能而言，他一定能够创作出十分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可惜他生活的年代偏早，只看到电影刚刚诞生的童年期。不过后来的电影工作者充分地认识到了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不断地将它们搬上银幕和屏幕。

20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也很重视银幕，他在《戏剧小工具篇》中写道：“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为减轻人类生活的负担而存在的。一个经营着人类的生计；另一个经营着人类的娱乐。在当今的时代里，艺术将把新的首创精神变成娱乐的源泉，而这种新的首创精神将大大改善我们的生计……很可能成为所有享受中最大的一种享受。”据说正是这位布莱希特，把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改写成为电影文学剧本，并于20年代拍成了电影，可惜我们无缘看见。我们看到的是根据高尔基的《母亲》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是前苏联于20世纪中期制作的。

其次，从欣赏者的角度看，电影和电视比小说以及其他的文学样式，更具有观赏的直接性。小说虽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描写，但是小说中的形象带有间接性。戏剧虽然可以面对观众进行直接的交流，但是戏剧表演受到了空间、时间的很大限制，不如电影、电视那样自由。

电影和电视可以利用拍摄、剪接、特技、特写、电脑等技巧，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摄影、光学、声学、电子科学等集于一身，使电影和电视具备了巨大而又独特的表现能力，它们把文学名著中的语言描述，变成了直接可视可感的银幕形象或屏幕形象，就使得观赏者获得了更大的偷悦和多方面的艺术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欣赏由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的原因，这也就是改编文学名著的魅力所在。

五、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状况

据说从默片时代开始，就有人尝试着改编文学名著了。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的名演员电影公司曾把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巨著《基度山伯爵》改编成无声电影。据说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就曾经在这部无声片中出演角色。可惜我们至今无缘见到这部电影，所以也无法评价它是否忠实于原著，以及改编得成功与否。

由于戏剧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纠葛的，而电影中的故事片也是以它的戏剧性来感动观众的，因此可以说，电影和戏剧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外国电影中的文学名著改编，较早和较多的是取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莎士比亚的剧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搬上银幕或屏幕，而且跨越了国界，不仅英国人改编，美国人改编，前苏联也大量改编。就我们已经见到的有：英国著名演员奥立佛主演的《哈姆莱特》、《理查三世》；前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主演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前苏联著名演员班达尔丘克主演的《奥赛罗》等等。

法国作家大仲马是一位编故事的能手，他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情节曲折离奇，结构跌宕起伏，非常引人入胜，所以反复地被电影导演和电视导演选中，进行改编。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也于20世纪中期被法国电影导演搬上银幕，由法国已故著名演员钱拉·菲利浦主演，中文对白片译名为《三剑客》。

较早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还有另一位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作品《茶花女》，该片由来自瑞典的著名女演员葛丽泰·嘉宝主演。而根据《茶花女》改编成的歌剧，则可以说是几乎唱遍了全世界，所有的音乐爱好者都熟悉它优美的旋律。

另外一出几乎唱遍了全世界的歌剧《卡门》，则是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改编的。它那风格独特的优美旋律，以及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浓郁色彩，都给观众或听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早已被他祖国的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他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和《项链》，也被我国的广播工作者改编成了广播剧，经常在电波里传送至千家万户。

伟大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为改编者提供了众多的素材。我们见到的，只有根据《欧也妮·葛朗台》和《邦斯舅舅》改编成的两部电视连续剧。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被搬上电影银幕与电视屏幕的不少，就我们已经见到的而言，就有他的祖国拍摄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根据长篇小说《奥列佛·推斯特》改编）、《匹克威克先生外传》、《老古玩店》、《双城记》等等。

前苏联的电影工作者在改编名著方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将本国的许多古典文学名著搬上了银幕。我们已经看过的就有：

根据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成的同名电影；根据普希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成的电影，翻译成中文时易名为《复仇艳遇记》；根据普希金的长篇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成的同名歌剧影片；根据普希金的诗作《茨冈》改编成的同名歌剧影片；根据普希金的诗作《黑桃皇后》改编成的同名歌剧影片；根据普希金的诗作《泪泉》改编成的舞剧影片等等。

果戈理的话剧剧本《钦差大臣》在前苏联是经常被搬上舞台演出的，我们见到的是话剧舞台纪录片。

在俄国诗坛上，莱蒙托夫是普希金的继承人。他有很多诗作，但他也写小说，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就被搬上了银幕。

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也已被搬上了银幕。他的剧作《三姐妹》、《樱桃园》等不断地在话剧舞台上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排练演出过他的话剧《万尼亚舅舅》。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罗亭》、《父与子》都被搬上了银幕。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剧本《大雷雨》，20世纪30年代就被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是改编者注目的中心。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早已被改编成话剧，由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搬上舞台演出，我们看到的就是该剧的舞台纪录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也早已被搬上了银幕。前苏联著名演员兼导演班达尔丘克更把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搬上了银幕，拍成了一部忠实于原著的巨型影片。因为托尔斯泰的伟大才华是属于全世界的，所以他的作品在他的祖国被改编，在外国也被改编。美国好莱坞就曾经改编拍摄过他的《战争与和平》，由著名演员亨利·方达和著名女演员奥黛莉·赫本主演。到了90年代，美国好莱坞又在改编他的《安娜·卡列尼娜》，现正在拍摄的过程中。而英国的电视工作者曾把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搬上屏幕，拍成电视连续剧，翻译成中文对白的此剧，80年代曾在我国的电视屏幕上与我国观众见面。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早已被前苏联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他的话剧剧本《底层》和《小市民》也曾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被反复演出。

前苏联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被搬上了银幕。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中所诞生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以及《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等。

我国的电影是舶来品，产生较晚，初期的电影剧本很简单，拍摄技巧也很幼稚。电视也是舶来品，中央电视台开播是1958年的事了。

我国的名著改编工作从1949年以后开始，但是真正发展繁荣起来，却是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的电影工作者与电视工作者，在名著改编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人民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改编的文学名著有：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药》、《伤逝》、《阿Q正传》；

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腐蚀》、《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郭沫若先生的历史剧《屈原》被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他的另一出历史剧《虎符》也被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更名为《绝代佳人》；

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先是被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后又被内地的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他的长篇小说《憩园》，也被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先被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后又被拍摄成同名电影。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被搬上电影银幕的老舍先生的小说还有：《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和话剧《龙须沟》。而在话剧舞台上历演不衰的则是他的《茶馆》。

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是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原野》已经拍成了电影；而《雷雨》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搬上电影银幕或电视屏幕。

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作品还有：许地山的小说《春桃》；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萧乾先生的长篇小说《梦之谷》；艾芜的《南行记》；柔石的《二月》；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华山的《鸡毛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贤亮的《灵与肉》（电影改名为《牧马人》）；谌容的《人到中年》，等等。

除了改编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之外，近20年来，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也被陆续搬上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像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等。最近，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已经开拍。可以说，我国的名著改编工作，正处在方兴未艾的活跃期。

六、名著改编的几个理论问题

1.名著改编的民族性问题

我们所以谈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伟大作家的文学名著，不仅被本国的电影工作者或电视工作者改编，也被外国的电影工作者或电视工作者改编。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我们看过俄国改编拍摄的巨片《战争与和平》，我们也看过美国好莱坞改编拍摄的《战争与和平》。我们看过由俄国演员演出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也看过由英国演员出演，由英国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美国好莱坞改编的《安娜·卡列尼娜》正在拍摄过程中，尚未完成。虽然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凹眼高鼻，人种的外形比较近似，可以扮演书中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位精读过托尔斯泰原著的读者看来，俄国人拍摄的《战争与和平》是原汁原味的俄国风格，而美国人拍摄的电影和英国人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却缺乏这种风格。尤其是亨利·方达扮演的彼尔·别祖霍夫伯爵和奥黛莉·赫本扮演的娜塔莎·罗斯托娃，与托尔斯泰笔下描写的这两个人物，气质相距甚远。原因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文学是最具民族性的艺术。它的民族性当然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托尔斯泰用俄文写作，海明威用英文写作，巴尔扎克用法文写作，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实。

但是，除了语言之外，民族性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民族性还表现在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状态上面，或者说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上面，这是由长期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习惯造成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人们彼此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和表达感情，风俗如何，地理环境如何，大自然的风貌如何等等，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风格。

语言可以翻译成外语。《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可以出版英文版。演员可以用英语对话。可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那一种只有俄罗斯民族才具备的俄罗斯人的性格和独特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却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导演和演员难以准确把握的，因而也是难以表现出来的。

类似的现象，在前苏联改编拍摄的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也可以见到。他们虽然把莎士比亚的若干悲剧（如《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喜剧（如《第十二夜》）搬上了银幕，但是如果对照着观看由英国著名演员奥立佛主演的《哈姆莱特》和《理查三世》等莎士比亚电影，就不难看出，俄国人拍摄的电影中，缺乏英国人特有的那种严谨、深沉、含蓄的民族特性。这种表现在民族性格中的特殊韵味，有时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对别的民族的文学著作、艺术作品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就体味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国的《三国演义》或《西游记》，被亚洲的其他国家改编，虽然人种相近，但外国人是很难表达出纯粹中国式的韵味来的。

至于不同的人种之间，文学名著就更难互相改编成电影或电视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黄发碧眼的欧美人，穿上京剧的行头，不管他（或她）的唱腔有多么正确婉转，动作有多么认真细腻，作为一名熟悉京剧的中国观众，总是觉得有点滑稽可笑的原因。

2.是否忠实于原著

名著改编是否要忠实于原著，在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从已经见到的改编影视片来看，大多数的编导者还是遵循着“忠实于原著”来进行再创作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非常忠实于原著，可以说是原封不动地把小说《三国演义》搬上了屏幕。在结构上，它用分集的方式保持了章回小说的布局，当然做了一点合或拆接的加工。对于原有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它都保留着，并努力地加以画，甚至人物之间的对话它都一字不改地照搬原著。尤其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现出来的封建正统思想，电视连续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这种正统想的集中表现就是“尊刘贬曹”。刘备在罗贯中的笔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他为人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爱部下比爱儿子更甚，作者笔下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复兴汉室称帝，因为封建社会是世袭制作者笔下维护正统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他是通晓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公共关系学的全才，不仅理论上精通，实践时也是天才。但是他的座右铭是：士为知己者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直牢记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维护正统思想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关羽，他是忠、勇、义化身。体现作者正统思想的反面人物曹操和司马懿，也是作品中着力刻画的型。曹操奸诈、阴险、诡计多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司马懿老谋深算。这些人物和作者罗贯中借这些人物表现的封建正统思想，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也都原原本本地得到了再现。

忠实于原著的改编电影和改编电视剧还有很多。比如像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拍摄的电影《哈姆莱特》、《理查三世》、《奥赛罗》、《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等，就都是照搬原著的剧本，在内容上不加以改动的。

有时限于篇幅，改编者对原著有所删节，但从总体构架上来看，仍然算是忠实于原著的，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

比如像俄国人拍摄的巨型影片《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是长篇巨著，这是各国读者公认的事实。把它搬上银幕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接连不停地放映，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电影虽然忠实于原著，可是也有明显的删节，那就是：它把战争结束后娜塔莎与彼尔会面以后的部分完全删除了。在小说里，托尔斯泰告诉了我们，娜塔莎成为彼尔·别祖霍夫伯爵夫人以后的故事，还有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宗教、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可是在电影里，导演让娜塔莎与彼尔会面之后，就戛然而止，画上句号了。

十几年前，我国的山东电视台曾经拍摄过根据《水浒传》改编的水浒英雄人物系列片，每一集都由一位水浒英雄的名字命名。它把关于这位英雄的言行故事集中在一起，拍摄出了一位又一位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改编者只选取了《水浒传》中的几位主要英雄人物，而把其他的英雄人物及次要人物统统删节不顾了。这样的处理，也算是既忠实于原著，又有所删节的一种做法。

当然也有改编者不满足于原著提供的内容，对原著进行改变，或增加内容，或根据原有的情节加以“演义”，从而使拍摄出来的影片或电视片与原著有些距离的。

增加原著中不存在的情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结尾部分对小说的“补充”。它用不少镜头展现王熙凤之死，死后的王熙凤被裹在一张破席子片里，被人拖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向前拉，说是要埋到乱葬岗子里去。这种处理当然给观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与王熙凤出场时的荣华富贵相比，前后已有天壤之别，但是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观众和精读过《红楼梦》原著的观众会问：是否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皇亲国戚之家——贾宝玉是皇帝的小舅子，王熙凤的丈夫贾琏是皇帝的大舅子（堂的）——即使遭过难，被抄过家（抄家时还受到了执行官吏的保护），这个家庭的“当家奶奶”王熙凤的生活，仍然会比普通百姓优越得多。在老北京，死后被裹在破席子片里埋到乱葬岗子里去的，只有被称为“倒卧”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穷的人家，死后也会有个棺材睡的，这副“寿材”在活着的时候就预备好了。所以，电视连续剧如此处理王熙凤的“后事”，是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真实的败笔，是缺乏历史常识与生活常识的胡编乱造。这样的“续”法，是画蛇添足，与高鹗续写的《红楼梦》相比，差之甚远。

最近，就《雷雨》电视连续剧的改编问题，也发生了争论，原因是改编者发挥想象力，根据曹禺先生的原作，又“演义”出了原作中没有的故事。笔者因为尚未看到连续剧的整本，无法参与讨论，但是明白这仍是一个改编者是否需要忠实于原作的问题。

（原载《名著的影视改编》一书，文中的一、二、三部分是原书的第一章“名著概说”，四、五、六部分是原书的第二章“改编概说”，此书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

[2]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3]《苏州法华院石壁经碑》。

[4]《汉文学史纲要》。

[5]思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