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文集：传记文学与传记影视片的关系

传记文学与传记影视片

文学与电视，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最大的不同点是：

文学是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段，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而电视，则是借助画面、音响、色彩、表演、旁白、主持人与观众的直接对话等多姿多彩的形式，来表达编导者的意图的，它是一门众所周知的综合性艺术形式。

它们第二个最大的不同点是：电视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如果从被称为电视之父的、俄国出生的美国人斯沃·利金（1889～1982年）发明电视传真机算起，至今也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但是，在这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电视却默默地走向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迈进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门槛，成为当代世界上与亿万人关系最密切的事物之一。从孩子到老人，都在接受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文学则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它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即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开始在人群中发生、发展和流传了。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算起，距今已经三千年左右了（在我国及在欧洲、亚洲其他古国皆如此）。

虽然这两门学科是这样的不同，但是它们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它们都能走入家庭，具有极大的群众性。只要有一本书，你就可以坐在家里或躺在床上看；电视也是如此，只要有个接收机，你就可以看节目。

它们又同样具有可选择性。这本书你不喜欢看了，可以放下另换一本；同样的，这个电视节目你不喜欢看了，可以另换一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机。因此，文学就必须注意可读性，而电视则必须注意收视率。

这两门学科除去相同和不同之外，它们之间还有很密切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从实际情况判断，年轻的电视接受的最为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古老的文学，诸如思潮、观念、风格流派、创作样式、语言表达方式、情节与结构、鉴赏与评论等方面，文学都对电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全面地探讨文学与电视的关系，而是想侧重于讨论有关传记文学与传记影视片的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

1978年以后，我国的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门类的传记文学，开始在我国崛起。

随着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坛的崛起，及外国传记文学作品向国内的大量介绍，在我国的影视界，传记影视片也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拍摄势头之中。

一

虽然传记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但是，与其他的文学门类，如诗、散文、小说，甚至戏曲相比，在历史上，我国的传记文学是很不发达的。1949年以前，也从未拍摄过传记影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视）。

而外国的传记文学却一直很发达，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家。

如果从史的角度说，古希腊时代即有传记文学作家普卢塔克（约6～126年）。他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尤其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文主义的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出于反对封建专制的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聪明才智加以强调，这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传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到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又从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制度，给近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背景。愈来愈多的传记文学作家，就相继涌现了出来。

像被有的人称之为英国传记文学鼻祖的詹姆斯·鲍斯威尔，他为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约翰生写了一本《约翰生传记》，这本传记于1791年出版。约翰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并给莎士比亚出了全集的人，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曾经提到过他。

到了19世纪之后，传记文学更是在欧洲流行了起来。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可以说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传记文学作家是里敦·斯特莱切，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和《维多利亚名人传》，不仅在英国本土知名，在英国以外的世界也很知名。

在法国，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传记文学作家，当属罗曼·罗兰和莫洛亚了。

罗曼·罗兰是一位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家。他为音乐家贝多芬、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立了传。从罗曼·罗兰的传记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有兴味的事实，就是：罗曼·罗兰为之立传的传主，既非帝王，也非将相，而是那些具有非凡的才能，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而且前面的三位，还都不是罗曼·罗兰的同胞。在罗曼·罗兰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伟人呢？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的人，而是那些心地善良、诚实，关心人类的命运和幸福的人。罗兰笔下的贝多芬，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还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人，然而正是这位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享受过什么实际欢乐的音乐家，却歌颂着欢乐女神，希望全人类都能够在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的旗帜下面团结起来，亲如兄弟。众所周知，罗曼·罗兰除去写作了《贝多芬传》之外，还写作了一部以贝多芬为生活原型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了这样的文学传记和长篇小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影视界会拍摄出有关贝多芬生活与创作的传记影视片来了。

莫洛亚（也有人译作莫鲁阿，1885～1967年）是另外一位同样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传记文学家。他是法国20世纪的著名作家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专门为作家立传的，写有不少名作家传，如《三仲马》、《屠格涅夫传》、《雪莱传》、《拜伦传》、《乔治·桑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等等。

而善于为伟人立传的作家本人，往往又会成为别的作家为之立传的对象。像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就把罗曼·罗兰当做了他的传记文学的传主，写出了《罗曼·罗兰传》。他还以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为传主，写作了传记小说《巴尔扎克传》。

外国的许多作家也喜欢写自传，如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德国诗人歌德的《歌德自传》，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等等。外国的一些著名演员也喜欢为自己立传，如美国女舞蹈家邓肯写的《邓肯自传》，美国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的自传《我的故事》，意大利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写的自传《生活与爱情》等等。(www.chuimin.cn)

这些外国人写的自传与传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真实。不隐瞒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也不隐瞒自己的风流韵事。像英格丽·褒曼在她的自传里，就把自己的四次婚姻，包括她如何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塞里尼私奔的前前后后，都毫无保留地写了进去。这种写法，还是应她子女的请求而写的。因为她的儿子告诉她：假若她死后，报纸上的流言飞语专栏，或人们之间的谣言传闻，可能会对她大肆地进行攻击，那时候，孩子们会因不了解真相而无法为母亲辩护，所以他希望母亲自己能够把真实情况都亲自写出来。英格丽·褒曼就把这一切都写出来了。这并没有影响她作为一个伟大明星的荣誉，人们在她去世之后，仍称她为“难忘的英格丽·褒曼”，因为人们纪念着她的是她拍摄的47部影片，获得的3次奥斯卡奖，和她患了癌症之后仍在电视剧里扮演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这一角色的坚强的事业心。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比这些影星们更真诚坦率，解剖自己也更加严格彻底。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曾为建立法制社会提出了进步的法学理论，绘制出了蓝图。他的学说，对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年）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忏悔录》一书里，他又对自己的人格进行了彻底的解剖。他把自己一生中所犯过的错误，包括品德方面的错误，都坦诚地诉诸读者。比如，他曾经出于自私的心理而诬陷过一个他爱的女孩子，他在《忏悔录》里，就把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责备自己青年时代的这一卑劣行径。他绝对的诚实，他解剖自己的严格，他追求纯洁道德的决心，反而使读者更加理解他，因而被人称作“欧洲的良心”。

上面已经提到，外国传记文学发达的原因，应该说是得益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为它的发展所创造的历史条件。稍微了解外国历史与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文艺复兴。这场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束缚。新兴的资产阶级针对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提出“人人生来平等”的主张。封建统治者主张蓝色血液，而人文主义者则主张谁最富有聪明才智谁才最高贵。所以在许多崇尚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们的作品中，往往把有才干的平民子弟写成英雄人物，而把贵族子弟表现为不足取的纨绔子弟，虽然锦衣美食，脑中却空空如也。如司汤达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与长篇小说《红与黑》即如此。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更把人文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更把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与权利，上升到法制的思想高度来考虑，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整套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体系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也只能是“幻想的‘法的精神’”，^[1]不过这种思想背景，给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社会环境。

外国传记文学的发达，为外国传记影视片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所以仅就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来说，外国的影视片中，传记片占的比重很大。比如，科学家的传记有《达尔文传》、《居里夫人传》。音乐家的传记片与传记片断有：《莫扎特》、《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李姆斯基——科萨科夫》、《柴可夫斯基》、《挪威之歌》（格里格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翠堤春晓》（约翰·施特劳斯传记片断）、《不朽的情侣》（贝多芬传记片断）、《肖邦的青年时代》等等。军事家的传记片有《巴顿将军》、《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政治家的有《甘地传》等等。

这些外国传记影片与外国的传记文学作品一样，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实。对于自己的传主，既不溢美，也不隐恶。所以观众觉得这些作品，真实可信。同时它们又都异常注重心理描写，特别看重每个人物的内心感受、精神生活着意描写人的灵魂。

二

与外国相比，过去，我国的传记文学是不发达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茅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人是有着五千年家谱的民族。但是，我却要说，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

要是在文学的形式上面，中国和西洋有许多的差别，那么传记文学的缺乏与存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吧。直到最近为止，我们的文坛上还没有发见所谓传记文学这样的东西。虽然在古代典籍中间，我们有着不少人物传记，但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目的只是在于供史事参考，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文学。历代文集中的传记，以颂赞死人为目的，千篇一律，更说不上文学价值到了我们的时代，文学在形式上面是解放多了，范围也扩大了。小说，诗歌，戏剧已很明显地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占了现在创作中的主要领域。可是在现代西洋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传记文学，却依然缺乏。这几年来，除了产生一二种谈不到文学价值的自传外，不见有传记文学的出现。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馆以重金征求孙中山传，就这一事，已可见传记文学在中国的幼稚了。

传记文学的发展，在西洋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换句话说，描写人物生平的文学，是到了近代个人主义思想充分发展以后，才特别繁荣滋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中，人物传记往往占最大的销数，这只是因为描写个性发展，事业成功的文学容易受中产阶级读者欢迎的缘故。可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的幻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英雄或法西斯领袖；同样地在封建家族思想灭落，集团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国，也不会有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产生。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

因为目前还有些人妄想中国产生伟大的传记文学，妄想把平凡的血肉之躯，用文学描写，来造成英雄，我所以写了这小小的一些见解。（《文学》第一卷第5号）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了这样一大段文字，是因为茅盾先生的这段话说得实在精彩。茅盾认为，在他写这篇文章之前，中国就没有传记文学；而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不重视人的个性发展这个意见，是很切中要害的。不过，细细想来，他的这段话虽然说得精彩，但也过于绝对了。中国的传记文学不发达是事实，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能够称之为传记文学的作品，如汉代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慷慨悲歌，很有深度，而且细节逼真细腻，文学色彩很浓厚，读后能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可惜近代没有一条桥梁把这种传统延续下来。与茅盾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传记文学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称得上是传记文学的恐怕只有闻一多的《杜甫》片断，可惜的是，他曾计划在游历了中州之后写一部《杜甫传》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就被国民党特务的子弹打死在了大西南。

其实，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里，不重视人的个性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封建专制的一大特征就是禁止思想自由，一切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法皇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可以说，把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心理状态都概括净尽了。我国的封建王朝历来实行文字狱，尤其以清朝为最甚。知识分子写文章，不知何时就犯了皇家的忌讳，招来杀身之祸。在禁止杰出分子自由思想的同时，又对广大群众实行愚民政策，将少数有思想的头脑，湮没于愚昧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样的地方，来谈思想自由，发展个性，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司马迁作为皇帝的史官，因为说了真话，就遭受了宫刑，这是众人皆知的史实。外国中世纪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也有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如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就是一个例证。伽利略因为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也受到过宗教裁判所的制裁。我国古代发明地震仪的科学家张衡，他的老师连性命都赔了进去。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和政治观，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和热爱。“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个性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里，第一个提出了关于“人”的命题。他认为，中国假如要在世界立足，最根本的问题是要“立人”，是要“尊个性”，“张精神”，是要改变国民性中的落后方面，而发扬国民精神，要走尊重个性与发扬个性解放的道路，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国家的群体，真正完成觉醒的过程。中国国民的个性，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被压制与被蹂躏的地位，使他们形成了盲目的顺应观念和奴性意识，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富代表性的。鲁迅的主张，是想号召国民自觉地追求独创性，实现自己富有丰满个性色彩的独特价值。后来，鲁迅在自己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里，以及在他的许多杂文里，都对我国国民性中存在着的惰性、愚昧等消极面，进行了独特的描写和鞭挞。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想要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然而，伟大的鲁迅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中国改革是特别艰难的，他在《习惯与改革》、《头发的故事》等杂文里，就都谈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有时为了发型，就要掉脑袋；即使只是改变一张桌子的位置，有时也要流血。因此，他被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之为“中国的伏尔泰”。

但是，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30年的中国历史，并没有在我国完成思想启蒙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又误把很多合理的思想当成资产阶级的而一股脑儿打倒，且把某些封建意识形态当做革命的而保留了下来。假如美国人形容一个人很“独特”，就是对这个人的极大赞誉；而假若我们中国人一谈到“个性”，过去就会把它扫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之中去，当做批判的对象。其实“个性”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乃至无产阶级革命家难道就没有个性吗？那种把“个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同的看法，既压抑了个人才能的发挥，又挫伤了积极性，只能延缓我国历史前进的进程。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开始从冷寂走向初步的繁荣。出版了一批老作家的自传，如《钦文自传》、《从文自传》、陈学昭的《难忘的岁月》、黄秋耘的《风雨年华》等等。还有一批为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而写的传记，如《鲁迅传》、《郭沫若传》、《沈从文传》、《赵树理传》、《闻一多传》、《徐悲鸿传》、《章玉良传》等等，其中也包括本人用笔名肖凤为三位中国女作家写的三本文学传记：《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还有一批为政治家而写的传记，如《孙中山传》、《李大钊传》、《邹容传》、《杨虎城传》、《吉鸿昌传》、《任弼时传》、《徐特立传》、《元帅外交家》（陈毅传）等等。据一位学者统计，从1979年至1984年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共出版了一百多部传记文学作品。有的研究者认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正处于起势，认为近几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开拓期，称之为“艰难起飞的时期”。

随着我国传记文学的崛起，一批传记影视片也开始在影坛上出现。“文革”前，我国只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李白和杜甫》只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影片并未拍成；《鲁迅传》虽然酝酿多年，著名演员赵丹直到病逝前也未能实现扮演鲁迅的夙愿。而近几年来，我国的影视界却生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传记片，如为政治家孙中山立传的传记片《孙中山》，还同时拍了两部（珠影一部，上影一部），为军事家黄兴立传的电视连续剧《黄兴》，还有为文学家立传的《鲁迅》、《秋白之死》，为科学家立传的《华罗庚》、《林巧稚》，为画家立传的《徐悲鸿》，为演员立传的《严凤英》，等等。

所以能够出现这样可喜的局面，是因为近十年来，社会给传记文学的写作和传记影视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开明的环境。过去一直遭受批判的，或是争论不休的，其实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已经在认识上逐渐得到了澄清，并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所接受，那种类似“人不是神灵就是魔鬼”这类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已经被历史抛入了垃圾堆。

人类的前进，无非是从野蛮状况走向文明，从不太文明走向高度的文明，那标志就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精神食粮的高尚富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会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的人。我们中国人，应该写出，也能够写出张衡传、祖冲之传、徐霞客传、李时珍传来；应该写出，也能够写出屈原传、司马迁传、杜甫传、谭嗣同传、章太炎传、邹容传、孙中山传来，等等。同样地，我们中国人，应该拍摄出，也能够拍摄出，这类人物的影视传记片来。

（原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0年第3、4期合刊）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