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说来,实证主义者基本上是在认识论范围内谈论经验的,认为超出经验,人就不可能获得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也只涉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属于或然的知识,这种看法和休谟与康德一脉相承。不过,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延续二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倾向,而是把经验现象界之外的因素悬置起来,不予理会,或者是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2024-02-01
三、虚构与现实之间
相比于培根,他曾经的助手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的政治热情更加浓烈,学术经历也更为丰富。其中有两次接触对他而言影响最大,一次是游历欧洲时与伽利略的会面,一次是1648年在巴黎与笛卡尔的相遇。除此之外,再加上当时英国克伦威尔革命的冲击和马基雅维利人性思想熏染,使他的经验哲学既延承了培根重视感觉的传统,同时也汇入了笛卡尔理性主义、伽利略机械论的色彩,打上了马基雅维利人性本恶、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的观念痕迹。这一切深深影响了他对审美经验的看法。
霍布斯同样也把审美经验看作是想象,但理解却不同于培根。其中首要的一点是,想象不再是自由而神秘,而是物质运动的结果。“而想象力,我认为,则依赖身体各器官的运动。因此,精神不是别的,正是身体某些部分的运动。”[27]“除非以运动为原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运动;我们通过感官感觉到的一切东西,比如色彩、声音、味道等等,它们之所以千差万别,也是出自运动。……感觉和想象,乃是物理学所要考察的对象。”[28]这种说法明显是伽利略机械力学在哲学和美学上的应用。想象究竟可否归因于物质运动,现在也没有定论;可以断定的是,霍布斯的意见至少太过简单,也太过机械,这也正是培根极力反对的,即审美想象即便有规律,也不同于经验科学的规律。
分歧产生后,霍布斯在培根的反向走得更远,完全抹杀了诗和历史的区别,认为“想象和记忆完全是一回事,只是因考虑的角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名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把理性判断的因素纳入到审美想象中来,“想象如果不借助于判断,就不应当作一种优点加以颂扬;而判断和明辨无须借助想象,就可凭自身获得褒奖。”[29]在培根那里可以自由飞翔的想象,在霍布斯这里就被挂上了理智的“铅锤”,即是说,想象得按理智指引的方向来想象,目的当然和培根相反,霍布斯是想让审美经验借助理智,重新担负起认识世界的使命,所以他才说:
我不同意那些人的看法,即认为诗歌的美在于虚构离奇。因为正如真实是对历史的约束,逼真(the resemblance of truth)也是诗歌自由应有的量度。即便在以前的异教徒那里,稀奇古怪的虚构与变形也并未远离其宗教信条,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所以并未带来太多的不快。一个诗人可以超越自然的实际作品,但绝不能超越自然可被理解的可能性。[30]
有研究者认为,霍布斯是在发挥亚里士多德对诗的看法,因为后者的确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就在于它写的是“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但要注意的是,霍布斯是把历史的“记忆”和诗歌的“想象”等量齐观的,想象即便飞起,也必须循着经验现实的逻辑、机械运动的轨迹。这非但与培根超脱于经验逻辑之外的虚构南辕北辙,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审美真实的本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审美想象是解放真实,尽量超越于经验现实之外;而在霍布斯这里,则是尽量把真实回收,最好是服从经验现实。因此,霍布斯审美想象观念是对培根的一种反拨,其目的是想把审美经验从独立的领域拉回来,重新承担认识世界的使命,但又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即真善美统一在一起的理想化方式。霍布斯让审美经验认识世界,是要像科学或历史那样。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尽管在哲学路线上是跟着霍布斯,承认理智反省的作用,但走到最后,却导向了一种不可知论。他不同意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转而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tabula rasa),唯有靠后天经验才能得到知识,即经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和反省所得到“简单观念”。他想让这种简单观念同外部事物相符,来保证知识的真实性,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由于人的观念只能把握事物的形状、色彩、大小等广延的东西,其整体和内部组织机能却无从认知,所以得到的知识片面而有限。对此洛克无可奈何地说道:
我们的少许虚浮的事物观念只是由感官从外面得来的,或是由人心反省它自身中的经验得来的,而且外面除了这些虚浮的观念而外,再没有其他观念,因此,再超过这个界限,则我们便一无所知,至于事物的内在组织和真正本质,则我们更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达到这种知识的官能。[31]
到这里,洛克其实已推翻了自己所“相信”的观念与外部事物的符合论,而走向了一种不可知论。出于其思想中不可知论的倾向,洛克一方面像霍布斯一样,承认理智判断可以进入想象中来;但另一方面,却说这是一种徒劳,因为理智判断既然是用来辨异,就会和审美愉悦发生冲突,而后者不会给辨异留下余地。对此他做了如下这样分析:(www.chuimin.cn)
机智只在于观念底集合,只在于敏捷地把各式各样的相似相合的观念配合起来,在想象中做出一幅快意的图画、一种可意的内现。至于判断,则正与此相反,它只在于精细分辨各种观念底微细差异,免被相似性所误,错认了各种观念。这种进程同明喻和暗喻是正相反的;但是机智所以能活跃地打动想象,所以能迎合众意,其动人之点、娱人之处,正在于明喻和暗喻。因为机智所呈现出的美丽,在一看之下,就能动人,并不需要苦思力索其中所含的真理或理性。在这种情形下,人心便不再往前观察,它已经很满于那幅可意的图画、轻快的想象。因此,我们如果以严格的真理规则来考察它,那正是无理取闹。[32]
由此可见,洛克并不否认审美经验的审美愉悦性,相反,他说这恰恰是审美经验最基本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其本性才不是求真。如果像霍布斯那样,想在审美经验当中寻找知识真理,只能是徒劳往返。在这层意思上,他甚至把想象性的审美经验看作是一种欺骗:
在世界上,机智和想象,要比干燥的真理和实在的知识,易于动人听闻……我们如果只想追求快乐和高兴,而不追求知识和进步,则由这些绮语而成的装饰品,亦并算不了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如果就事论事,则我们必须承认,修辞学的一切技术(秩序和明晰除外),和演说术中所发明的一切技巧的迂回的文字用法,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够动人底感情,都只能够迷惑人底判断,因此,它们完全是一套欺骗。……辩才就如美女似的,它底势力太惑人了,你是很不容易攻击它的。人们如果真觉得被骗是一种快乐,则那种骗人的艺术是不易受人责难的。[33]
绕来绕去,洛克对想象的看法又回到了培根,即审美经验完全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不能以此来认识真理。但他的态度比培根态度更要严厉,明确说审美经验就是一种欺骗,如果说有价值,也就在于能给人带来快感,其他则一无是处。“在诗神的领域里,很少有人发现金矿和银矿。”“除掉别无它法营生的人以外,诗歌和游戏一样不能对任何人带来好处。”[34]他甚至还说审美经验只是在浪费人们时间和精力。这简直就超出了培根的限度,在生活中不再给审美经验一块独立的空间。
其实洛克的想法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是其寻求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冲动使然,令他特别注重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审美实践有关。在他所处的时代,正盛行的是巴洛克艺术(Baroque)。[35]这种艺术非常注重想象的奇特及虚幻性,通过高度戏剧性的构思,容易刺激起人的情感。首开此派风格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M.M.Dffoil Caravaggio)特别喜欢用暗色调突出人物的戏剧感,1603年他创作的《基督下葬》,人物肢体动作幅度夸张,特别是通过其中一个人物的目光指向,把欣赏者也拉入画面,造成现实与艺术的紧张感。另一位大师安德烈·波佐(Andrea Pozzo)创作于1691年至1694年的教堂顶画《圣依纳爵·罗耀拉的荣光》(图7.4),则是“透视幻觉”的一个典型。走进教堂,仰头望去,光线由下至上由暗到亮;光线的飘洒仿若无形的风,众多人物或紧攀柱台,或在光影中飞舞飘逸;感觉教堂建筑、石柱、拱顶与画面浑然一体,打破了建筑的物理界限,向天空的无限出延展开去。另外像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656年的《宫廷仕女》,画家自己、小公主、国王、王后等等人物都在画内画外相互呼应,造成现实与画面的交错迷幻。像这些巴洛克审美创作实践,无论对霍布斯还是洛克,都会有所触动。特别是对其中的虚幻感,前者选择的是理性节制,后者选择的恐怕是绝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至少当时的审美经验都给他们留下了虚幻、想象的印象。
之后的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年)意识到了洛克哲学中心物分离的问题,所以对“物”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像洛克一样把知识的对象看作是观念,但是在观念之外并没有物的存在,因为“事实上,对象和感觉原是一种东西。”“要说有不思想的事物,离开知觉而外,绝对存在着,那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谓它们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epi) 。”[36]在贝克莱看来,洛克在观念与外部事物之间划出界线只是一种抽象的作用,事实上,没有离开观念的物,也没有离开物的观念。这样,他就消解了洛克经验论当中的裂痕。
图7.4 安德烈·波佐:《圣依纳爵·罗耀拉的荣光》,作于1691年至1694年,顶画,收藏于罗马圣伊尼亚齐奥教堂。
当然,贝克莱的这种看法与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的感知纯粹是个人的,而贝克莱的感知则来自整体的人,他也正是想借此来维护观念的客观普遍性。所以“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意味着我没感知到对象对象就不存在,因为还有别的心灵能感知它;即使所有的人没感知到对象也没关系,因为最终还有一个上帝能感知到它,也就是说,上帝是观念或存在实在性的最终保证者。通过以心“吞”物的方式,贝克莱取消了洛克的心物二分问题,他的这种工作可以看作是洛克经验论的一个补充和修正,在理论上巩固了经验过程的完整性和顺畅性,也为现代经验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然而,由于观念的客观实在性毕竟无法证明,贝克莱最终请出上帝来帮忙,明显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所以休谟重新拾起洛克留下来的不可知论问题,进而把近代经验论推向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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