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教转向基督教：物质主义的挑战

我们可以顺溜地说：属灵的东西归灵性，属物的东西归物质。可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断言。当耶稣说“把以撒的东西归还以撒”的时候，暗示一个以撒的国及一个上帝的国，这句话只是用来回答恶意的问题。耶稣的意思并非认为以撒的国和上帝的国是有同等范围甚或分离的，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互相重叠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个异邦征服者统治下的犹太人，应有一条可行行为的界线。犹太人为独立而奋斗的问题属于政治范畴，和耶稣所急于关切的上帝的国相距很远。

我怀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冲突，是从一种对宇宙唯物的解释——认为整个宇宙可机械地用物理化学的公式来说明而没有剩余的解释——滋长出来的。这不是直接把上帝赶出宇宙，却间接地导致这种想法。

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我们是为物质或为灵性，那种物质与灵性信仰的拥护者离开物质来建构他们的灵性时，是行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们在沙上建筑房屋，它或迟或早会被科学的潮流冲走。人类的生命与意识是一种物质与灵性的事实、生理与心理的事实的互相依赖，以一种极奇妙、极复杂的方式混合起来——生理学家最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杂。人可能在今天像婆罗门一样用完全轻蔑的话语去谈衣食与其他一切属于物质的东西。第二天他可能读到镇静剂或胰岛素对糖尿病的处理有效，证明化学是疯狂的，而使婆罗门没有地方躲。

我认为一切对宇宙的解释，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释之外，可作如下分类：

（一）拜偶像者——神太多。

（二）人文主义者——一种中间地位。

（三）唯物主义者——神不够。

第一类属于万物皆神论。第二类在宇宙与人类生命中，都为上帝留有余地，一个完全无神论的人文主义者是很少见的。第三类，唯物主义，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论），就是坦白地断定没有神（无神论），后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孔子、苏格拉底以及伏尔泰都有点站在中间，不相信偶像或民间的神祇，也不否认一个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时十分愿意参加某种宗教集会。另一方面，纯无神主义，纯粹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与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义甚少是一个把宇宙问题推到逻辑结论的思想家的立足点，更多的是当事情开始显得奇怪、不熟识或混乱的时候在临近边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点，因为一百个说“我不知道神”的唯物主义者中，大抵只有一个断然地说“没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事实上，在第一类与第三类之间，大体说来，拜偶像者比唯物主义者更接近真理。野蛮的万物皆神主义者相信每一株树都是一个灵（指到处充满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这比那个只关心观察所得的事实及那些不问促成那株树的最终原因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事实。对于一个愚蠢的唯物主义者而言，那株树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树干，把根插到土里吸收下面的养料，张开枝在空中呼吸空气。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记载树生长的事实及试图了解影响树在花、种、树的循环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环中，生长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学过程的记录者或一本书。一个知道到今天已经发现的一切关于树的事实的植物学家，是一个好的植物学家，但如果他为真正明白这一切现象背后的理由而满足，他必是一个浅薄的科学书记及记账员。你不能不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智慧。这样的植物学家当然大多数不缺乏才智，他们私下里有对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在许多地方相信上帝。当国际植物学家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它的会员显然只像一个科学的书记及记账员一样集合，对正确的资料如数家珍，且严格地保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领域。他们没有宣告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也没有宣告他们在试图找出理由时的失望。

当欧洲知识界的毛病从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它没有清楚地说这种演绎的方法也应用于人类生命与人类意识范畴，像应用于自然的考察一样。但趋势是如此。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与人类的“灵”必须服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识的一部分，但情形刚好相反。人的注意力从精神的转移到物质的，而精神的逐渐和超自然的相联合且被贬斥。如我们所知，这种趋势逐渐变成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上帝与道德价值在这个世纪确定失势。但完整的结果还未出现，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们仍命名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蓝童》（一张名画）的优美仍未为艺术家所鄙视。前拉斐尔派的分子表面上是“灵性的”，而罗斯金实际地“宣讲”真、善、美，卡莱尔仍雷鸣着人类精神的伟大。维多利亚皇室仍未崩溃，而人们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鲠。最后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写了一本书谈及失望即将来临及世纪末的犬儒主义的，是麦克斯·诺多。

随着二十世纪的进步，这种趋势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之一。人性的优美与光明已经过去。任何谈及优美与光明的人，现在听来都是可怜的老样式。除了艺术家，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了，毕加索用像一个把钟表拆开，把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在他面前的顽皮孩子的欢欣心情，分切那个物质的世界，而称它为“内视”。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谐，斯坦因破坏文法，康明斯破坏标点符号，而特里破坏心智健全。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以此来博得群众的喝彩。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和对“勇敢”一词的侧重。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撕破，因为只有借撕破，人类才能表示他的“进步”。这些人是我们的领导者，是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我们精神的先锋。艺术家与作者如果想成为进步的，便要着意找寻可以着手而尚未为别人所毁坏的东西来毁坏。我想发明一种用像变形虫的污点一样来铺满画布的新艺术派，但一个美国人已经偷去了我的镜头，他新近用同样形式的画来暗示一个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将会有诗人发明一些诗句，颠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种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跟随者当然不会找不出话或公式来暗示这些颠倒的字母灵性上的意义。我可以为这一派想一个名字——超语意学派——意即一个字的功能，不是表达感觉，而是表达超感觉。

弗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坏中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而可以分析关于人的许多事情。现在任何一个这样做的人，都不能不尽量接近关于人的某些生物学的事实。弗洛伊德有些事情要说，而他仍必须创造出他自己的语言。他发现“灵魂”一词被滥用，而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词来代替。于是他进而谈到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我以及超自我。最伟大的词当然是“下意识”。他开辟了人类知识的一条新战线。大体说来，下意识的世界主要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识世界及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相对立，显现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卫机构、愿望完成以及自卑情结等新景色。这样，我们对心智的进行，意识与下意识的知识，变得相当敏锐。当一个人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时，结果并不单纯。它们不能单纯。直接的结果并不可爱——并不比解剖手术可爱多少。它发出恶臭，但仍很迷人。它就像做外科手术的助手，看见了人染血的内脏。它显出人在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着打开他的自我欺骗，显示出他是一个有一颗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蛮人。人的行为是纯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他的思想则十分低级。弗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我在别的地方曾这样写：

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

心理史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的叶，

吹散了一切秘密，

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

而把厕所改为公共走廊；

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

把浪漫的酒弄酸，

拔去了骄傲的羽毛。

把高贵的人们心的内部圣所暴露在人的眼前，

把它从高坛上推下来，

而让发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之上。

但长时间之后，弗洛伊德的发现所形成的趋势，是导向对人类灵魂（精神）较好较深的了解，对于罪恶，对于内在的斗争，对于那个道德监察，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由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于生命较多“神秘”及较少物质主义的看法，使得对直觉那个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识——人的种族的欲望——有较高的评价。换句话说，任何对个人心理较深的理解，必然适用于人与同伴的关系，导致控制人心较深的势力。提高下意识的重要性，自然会减少人对宇宙全部反应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领导人离开唯物主义（特别是借荣格），向着对人生较为灵性与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的进步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唯物主义永远不敢赶尽它的全程去追求这个题目以到达它“逻辑的结论”，因为怕物质会被“灵”走。以科学而论，这种态度是正确且甚至可赞美的，即对于没有物理的工具来获知的事不作最后断言的态度。自然科学家像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非常感兴趣地看那些地上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及生物学家，进而打开我的秘密。我当然保持缄默而不给予任何帮助，但我很有兴味地看着他们的科学发明，给他们一两个世纪的时间来窥探及打开我的秘密，把它们想通。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只蚁，一只蟋蟀，一只蜘蛛，一条蚯蚓，或简单的一片草叶，以一只蜘蛛为例，人类的科学家可能用一种纯粹在机械基础之上物理化学的解释来穷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人，蜘蛛显然是机械的，就是说蜘蛛是为物理化学的机械所发动的。它当然是如此。他首先说明上颚的结构、消化系统及自卫系统等，除了黑寡妇的毒液，它们都是比较简单的。那黑寡妇怎样想到这种毒液的化学公式而用极其简便的方法来制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会停止思考它，直至他满意地找到了这些毒液的化学公式。然后是那不会干燥的黏丝的问题，因为如果它暴露在空气中，会完全干燥，蜘蛛会很不方便。一代将会过去，而杜邦公司会起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是反胶黏的问题，没有它，蜘蛛的脚会被固定住，蜘蛛将不能在网上活动。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胃里的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因为胃自我提供消毒剂来抵抗酸。另一代将会过去，斯伦—克德林基金会在对癌症肿瘤的研究中会偶然发现反胶黏剂的化学公式，且可能综合地制造它。斯伦学院的教授甚至可能凭这种发明的功绩而要求准许和上帝作一次会见，但他可能被谢绝进入。

我能为上帝与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事情绘一张图。那个仍然探寻蜘蛛秘密的科学家，可能现在面对着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如果上帝准他进去，他和上帝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一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讨论那只小蜘蛛在没有母亲教导的情况下怎样学习结网。那只小蜘蛛必须知道怎样结网，无论它的母亲支持与否。他们便沉迷在本能、遗传因子、遗传性及后天习得的特性能否遗传的讨论中。他们将沉迷于生物演化、生物化学的深奥原理，且可能要处理精确的化学公式。如果为适应生存而在后天习得的特性不能遗传，则它们对蜘蛛的种族并无用处；如果它们是可以遗传的，那就应在某些地方有一个记忆的“贮藏所”来供应消息给那些小蜘蛛，准确地告诉它们怎样做，什么时候做。约七十年后，在奥斯陆或柏林会有一些科学家能解开种族记忆的贮藏所的化学公式，以电报收报纸的形式藏在遗传因子中。一英寸包含大概十亿个电码符号，对某种酵素的构成发出命令来使某种化学反应成为可能，然后从现场撤退而隐遁。根据此项说明，奥斯陆或柏林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的教授将被准许来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给予许多称赞及勉励的话。这位教授大受感动，从和上帝的对话中学习到了更为复杂的化学公式，这些公式只对他显示——无论如何比耶和华显示给摩西的十诫复杂得多。在那位教授临走的时候，上帝可能对他说：

“我已经让你看到隐藏在遗传因子里面的化学公式。”

“你已经让我知道，万能的上帝。”(www.chuimin.cn)

“而且我已经帮助你对蜘蛛的本能及本能的行为有了完美机械的说明。”

“你已经给我很多帮助，上帝，我的神。”

“而你是很满意了吗？”

“我满意，你不认为我应该如此吗？”

“这样你以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以为我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我能把握各物的化学公式，我们人类就可以解释每一件事情。”

“你曾感到惊异吗？”上帝问。

“的确如此。”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给你这些化学公式，只是让你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发生，而不是它们为什么发生。因为‘怎样’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我让你知道了‘怎样’，但你仍未找出‘为什么’。”

泪水充满了那个教授的眼，他问：“啊，上帝，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你永远不能从化学公式中找出。”上帝说，“但如果你不能找出那个‘为什么’，你就不知道蜘蛛的秘密。”

“是的，我不知道。”

我不是庄子。但下面是庄子可能写下的结论：“那个教授从睡梦中醒来，满身大汗。他的妻子发现他连着七天默默无言。到第七天他开始进食，但终身不敢出门再进入花园。他得了一种医生宣告无法医治的蜘蛛恐惧症。”

特别是在近数十年，由于科学所开辟的新远景，灵性和物质接近了一点。而且奇怪的是，这种接近是由于物质让步给灵性，多过灵性让步给物质。物质常有消失之兆，以太及实体的旧见解不再适用。主张物质可靠的强硬而未成熟的唯物主义，似乎无法持续，而这个时候，灵性不再是超自然的。灵性没有变得清楚些，而物质都较透明了。最近四五个世纪以来，思想趋势大致如下图：

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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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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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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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二十世纪后期）

为支持上面这张图，我必须引用英国大生物学家哈尔登的话。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的《唯物主义》序文中，想到他书中的论据时说：

唯物主义虽然陈腐得像一个哲学系统，但在科学家及实用方面，仍十分活跃，我就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几本很著名的新书已考虑到关于我们所区分为无机世界传统物理概念的最后背景，虽然这种区分是人为的。那些新书并非直接处理这一特殊方面的分析。它们所处理的是用物理的概念来解释生命及有意识行为的不可能，而最后必然要有一种对我们宇宙的灵性解释。

由唯物主义到上帝及一种对宇宙的灵性解释，是一条多么奇怪的旅行路线！但事实似乎就是如此。这当然是一个简化图。在启明时代和今天失望时代之间发生过几件事。

当伏尔泰、狄德罗及达朗伯开始编《百科全书》的时候，大家抱着很高的期望，盼望可以容忍陈旧的“超自然”宗教，人们依赖已解放的理性，盼望有一个理性的、合理的、健全清醒的、真正启明的新时代——一个领先于黑暗时代的时代。

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文主义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没有任何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让步。中间只有过一个活在公元五百年左右的无神论者范缜。中国人始终整体是哲学的理想主义者，把较高的评价放在“道德”上面，而不是物质上——至少在学者们的理论中是如此——而一般民众，则宁愿崇拜偶像与精灵，而不愿要一种死硬的、无神的唯物主义，主要是因为这种无神论比一种健康丰富的异教精灵崇拜更没有意义。在欧洲，改变对人灵性的历史路线的，是由自然科学提供的唯物主义者的展望，因为自然科学坚定而光荣的进步，逐渐侵犯人文科学与对人生的一般看法。结果人文主义的适当发展，被在后一世纪——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的进步所截短。

我们回忆一下，一八五〇年左右，唯物主义方法的威望，每天往上爬，且侵入道德科学与人性的研究。所有学者都想在人的事情中找寻“生长”与“有机体”的基本定律。实证哲学家孔德，想用否定形而上学及启示的宗教来把人文主义建立为一个人道教。孔德说社会像一个有机体。蒙森在一八五〇年写他的罗马史。泰恩于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说，“罪恶与美德是一种产品，正像硫酸与糖是一种产品一样。”多么动听！于是道德变成了物理，而人类社会或人类个人的灵魂生长正像一株植物一样得病与腐化。泰恩不但有文学天赋，他还建立了一个包括种族、环境、时机及个人天才的物质公式。泰恩给人的印象是坦诚地仿效自然科学家。他说：“自然科学家曾用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历史学家也可以……自然科学家用同样的方法显示……历史学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