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少数民族及其宗教政策

第三章　中国的少数民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创造了中国的历史，缔造了今天的新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百花园。回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多、空间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经济上农商并重，文化上兼容并蓄，与各兄弟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存，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与分布

一、少数民族人口状况

中国现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其他55个民族的人口较少，因此被称为“少数民族”。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其中汉族人口超过12亿，约为12.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51%；55个少数民族约有1.1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9%。

汉族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其人口数相当于4个美国的人口。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相对数较少，但绝对数超过了1亿，相当于两个英国的人口。就各少数民族而言，人口差别也很大，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有16926381人，人口最少的塔塔尔族只有3556人。

二、少数民族空间分布

中国少数民族虽然人口数量少，但分布很广，少数民族聚居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举例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面积超过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面积分别为118万平方公里和122万平方公里。以省级行政区为地理单位来看，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北、湖南、福建、台湾等省区。

（一）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有些民族属于跨境民族^[1]。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主要分布着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其中蒙古族、朝鲜族等属于跨境民族。在西北地区，主要分布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藏族等，其中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等属于跨境民族。在中南和东南地区，主要分布着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等，其中京族属于跨境民族。在西南地区，主要分布着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其中傣族、佤族、布朗族等10多个民族属于跨境民族。

（二）中国少数民族总体上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谓“大杂居”是指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上呈现出交错分布的状态，汉族主要分布的地区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主要分布的地区也有汉族，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相对集中分布的地区往往会有数十个其他民族。例如，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除了维吾尔族，汉族人口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同时还有回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等。宁夏回族自治区除了回族和汉族外，还分布着40多个其他少数民族。福建省厦门市以汉族为主，但仍分布着近50个少数民族。即使在一个县或一个乡镇，也有可能存在多个民族杂居的情况。所谓“小聚居”是指少数民族一般都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区，比如集中分布在一个和多个县或一个和多个村镇等。以宁夏为例，同心、海原、泾源等县回族人口超过全县总人口的70%，这就是小聚居。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人口的空间流动性不断增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交错居住格局的形成。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与资源

（一）多样化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例如，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丘陵和平原地区，河流和湖泊较多，有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等著名河流。西北地区的地貌类型以高原和丘陵山地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条件良好的盆地和平原，高山与盆地、谷地相间分布，戈壁、沙漠、丘陵、草原、绿洲并存，有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和六盘山等著名山脉。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但阳光充足，光热资源丰富。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青海三江源地区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中南、东南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以低山和丘陵为主的地带，属于湿热的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山脉河流众多。西南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西部高原向东部丘陵过渡地带的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坝，还有一些特殊的岩溶和火山地貌等。气候复杂多样，地区差异明显。西藏等地区具有独特的高原气候，空气稀薄，含氧量少，光照充足，辐射量大。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地域辽阔，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矿产资源来看，新疆是中国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种类全、储量大、开采前景广阔的特点，目前已发现的矿产有138种之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新疆最具优势的矿产资源，有“玉中之王”美誉的和田玉就出自新疆。在全国已发现的171种矿产资源中内蒙古有140余种，其中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的有12种，稀土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宁夏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炭、石膏、石油、天然气、陶土等，其中石膏储量居全国第一。宁夏煤炭储量大，品种丰富，“太西煤”以质优、经济价值高著称。青海境内已发现的矿产有100余种，其中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资源具有储量大、品质优、分布集中的特点，在全国很有名，钾盐储量全国第一。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贵州的煤炭资源位居全国第五。云南的锡、铜、钛等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西藏地区的铬、铜、铝、黄金等有色金属储量也很可观。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东北地区野生鱼类繁多，以大马哈鱼最为有名；森林面积居全国之首，有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等著名林区；有东北虎、赤熊、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物；有鹿胎、麝香、熊胆等名贵药材和白蘑菇、元蘑、木耳、猴头菇等菌类；人参、貂皮、鹿茸著有“东北三宝”之称。新疆地区盛产葡萄、哈密瓜等瓜果，更是全国重要的棉花产地。宁夏的枸杞驰名中外。青藏高原是野牦牛、藏羚羊、黑颈鹤、冬虫夏草、灵芝等野生动植物的宝库。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动植物种类繁多。四川卧龙有国宝大熊猫。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草场资源非常丰富，是中国著名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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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风景区

2005年由《中国地理杂志》发起评选的中国最美地方和最美风景区，历时8个月，共评出“专家学会组”“媒体大众组”与“网络手机人气组”三类奖项。民族地区的贡嘎雪山、梅里雪山、青海湖、喀纳斯湖、长白山天池、九寨沟、武陵源（张家界）、桂林山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呼伦贝尔草原、沙坡头、丽江古城等名胜都在入选之列。

除了矿产和动植物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热能等可再生资源也非常丰富，内蒙古、新疆、宁夏一带是中国内陆风能资源和太阳能资源最好的区域。西南地区水能蕴藏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3。西藏的地热资源具有温度高、类型多、分布广的特点，蕴藏量居全国首位。

（三）壮美的自然景观

在地质变迁、气候环境和地形地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许多壮丽多彩的自然景观，其中有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风光绮丽的山水景观。位于吉林省安图县和抚松县境内的长白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长白山天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地处新疆阜康县境内的天山天池，是以高山湖泊为中心的自然风景区，天山银装素裹，天池波光粼粼，湖光山色美轮美奂。广西桂林山水更是驰名中外，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美誉。五指山是海南第一高山，也是中国名山之一，峰峦起伏成锯齿状，形似五指，故得名，这里热带原始森林遍布，是珍禽异兽的王国。青藏高原上的山水以神圣、纯洁著称，著名自然景观有珠穆朗玛峰、刚波仁齐山、卡若拉冰川、雅鲁藏布江、纳木错^[2]、羊卓雍错等。青海省的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云南的香格里拉、石林世界地质公园，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四川的九寨沟，新疆的喀纳斯，宁夏的沙湖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绝美的自然景观。大草原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著名的有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格根塔拉草原、希拉穆仁草原等，青海的金银滩草原，新疆的那拉提草原等。

第二节　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语言文字

语言是民族的瑰宝，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上通常按照语系—语族—语支的顺序进行划分，一般来说，如果不同的民族语言属于同一语系，说明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较近，如果属于同一语族，则关系更近。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致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5大语系。汉藏语系中有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3个语族，阿尔泰语系中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3个语族，南亚语系中主要有孟高棉语族，南岛语系中有印尼语族，印欧语系中有伊朗语族和斯拉夫语族2个语族。中国有31种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如壮语、藏语、傣语、苗语等；有18种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如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等；属于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的民族语言较少。

中国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11个，分别是满族、维吾尔族、彝族、蒙古族、藏族、瑶族、朝鲜族、白族、傣族、纳西族、俄罗斯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文字，目前已经有29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文字。

二、民间文学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至今，主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和谜语等，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堪称中国民间文学的宝库。

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按内容可以分为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反映人类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神话等，如壮族的《布碌陀》，苗族的《苗族古歌》，彝族的《梅葛》，蒙古族的《天女之惠》等。

史诗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以各氏族、部落和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战争、英雄人物业绩为主要题材的诗篇，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中国三大著名史诗，其他民族史诗有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赫哲族的《满斗莫日根》、傣族的《召树屯》等。

叙事诗是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产生于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并在整个封建社会得到完善和发展。其内容以反映社会生活为主，可分为：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叙事诗，如彝族的《阿诗玛》；以生产生活为主题的叙事诗，如傈僳族的《生产调》；反映哭嫁、丧葬习俗的叙事诗，如土家族的《哭嫁歌》；反映阶级、民族斗争的叙事诗，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

传说是具有现实教育性的神奇而幻想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的传说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民族、动植物来源的传说，英雄传说，爱情与生活传说，山水景物传说，民俗传说，地理风物传说等。

三、民俗风情

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有“东方霓裳”之美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主要以棉、麻等天然植物和动物皮毛等为材料，颜色多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自然色彩，图案具有显著的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工艺上以织、绣、挑、染为主。中国三项古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中，少数民族占了两项：分别是苗族的蜡染和白族的扎染。^[3]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因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有不同的习尚和禁忌。顺应自然、绿色保健是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显著特征。

从饮食习尚来看，许多民族喜欢饮酒，在日常生活、节日聚会、招待来客时都会饮酒，同时以歌舞助兴。有些民族有自己的酿酒传统，如哈萨克族的马奶酒、布依族的米酒、藏族的青稞酒等。饮茶也是少数民族的一大习俗，回族的八宝盖碗茶、白族的三道茶闻名全国，藏族等民族喜欢喝酥油茶，蒙古族等民族喜欢喝奶茶。在食的方面，牧区民族多吃肉食和奶制品，渔猎区民族多食鱼和野味，农耕区民族多以米、面以及蔬菜、禽、蛋为主。

从饮食禁忌来看，由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形成了比较严格的饮食禁忌，如中国满族有禁食狗肉的习俗，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普遍禁食猪肉、血液、自死物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动物，同时禁止饮酒。

中国少数民族民居建筑各具特色，主要有以下类型：帐篷式，主要分布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习俗相适应，如蒙古族的“蒙古包”、藏族和哈萨克族的“毡房”等；干栏式，一般靠地面一层关养牲畜或有其他用途，二层以上供人使用，如傣族的“竹楼”、土家族的“吊脚楼”、黎族的“船形屋”、侗族的“鼓楼”、傈僳族的“千脚落地房”等；庭院式，分住宅和院落两大部分，功能齐全，有利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如藏族的“碉房”、白族的“一颗印”、满族的“四合院”、青海少数民族（回族、藏族、土族等）的“庄窠”，维吾尔族的阿以旺住宅等；其他民居，如畲族的“寮”、四川羌族的“碉楼”、纳西族的“木楞房”、云南彝族和哈尼族的“土掌房”、黎族的“布隆亭竿”、贵州布依族的“半边楼”等。

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很多，内容丰富多彩。所谓节日，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因循岁时变化和历史传统，周期性举行的各种庆祝性或纪念性活动，大致可分为宗教性节日、生产性节日、年节、娱乐性节日等。

宗教性节日是与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的节日，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广西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傣族的泼水节、关门节和开门节；藏族的浴佛节等。

生产性节日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伴随岁时变换和生产习俗等传承下来的群众性活动，如藏族的“望果节”，景颇族、阿昌族、布依族等庆祝农业丰收的“尝新节”等。

年节主要是辞旧迎新的节日，因为历法和习惯的不同，少数民族年节在时间上也不尽相同。春节是中国大多数民族都过的传统节日。

娱乐性节日是为了加强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交往来而举行的歌会、歌节以及各种竞技类活动，如壮族的“三月三”歌圩，西北回族、汉族、东乡族等的“六月六”莲花山花儿会，仫佬族的“走坡”，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

四、歌舞艺术

（一）民歌

民歌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少数民族民歌按体裁大致可以分为号子、山歌、小调、长歌以及多声部民歌^[4]，按内容可分为情歌、婚礼歌、祝寿歌、摇篮歌等。

号子是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编唱的一种民歌，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态度、情绪、志向和审美情趣。号子的表现手法直接、简朴、粗犷，节奏具有律动性，通常采用一领众和的歌唱方式。在劳动过程中喊唱号子，能够调解体力，解除疲劳，起到组织、指挥的作用，代表性的有瑶族的“茶山号子”、高山族的“除草歌”、景颇族的“舂米歌”、满族的“跑南海”等。

山歌产生于高原、山区、丘陵等民族地区的山野劳动生活中，声音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是具有直接抒发感情特点的民歌。它是消愁解闷、抒发情怀、对答传语的“山野之歌”。山歌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坦率、直白、单纯，节奏、节拍自由悠长，曲调高亢。壮族民歌、甘青宁地区流行的“花儿”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山歌艺术。

小调是产生于人们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中的民歌，是人们劳动之余咏叹心思、消遣助兴的“里巷之曲”。小调表现方法较委婉曲折，音乐表现细致，有叙事性的特点，音乐形式比较规整。因为有专门艺人传唱，小调流传面广，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少数民族小调作品非常多，如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灯调﹑茶歌等。

长歌是一种篇幅较长、节奏自由、旋律悠长、起伏度大的大型歌曲，主要有风俗性长歌和史诗性长歌等类型。风俗性长歌有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中的寿歌、伴嫁歌等；史诗性长歌如蒙古族嘎达梅林、彝族阿诗玛、苗族古歌、哈尼族开天辟地歌、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等。

多声部民歌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声部同时作纵向结合发展的民歌。据调查，中国有26个少数民族有多声部民歌^[5]，主要分布于南方的壮族、侗族、苗族、瑶族、布依族、毛南族、仫佬族、佤族、傈僳族、纳西族、景颇族、彝族、高山族以及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中。常常在一些祭祀礼仪、节日歌舞及民间歌会活动中传唱，如侗族的“大歌”，土家族的“哭嫁歌”，瑶族的“蝴蝶歌”等。

（二）舞蹈

少数民族舞蹈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舞蹈形式和风格特点。少数民族舞蹈大部分是民间舞蹈，创造性舞蹈兴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国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本民族的传统舞蹈，其中有些民族的舞蹈艺术种类多样、特色鲜明，这里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简要介绍。

灵巧婉约的傣族舞。傣族舞的动作特点是三道弯、一顺边。傣族人认为孔雀是吉祥的象征，通过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孔雀舞一般用象脚鼓、锌锣等伴奏，表演者化装为孔雀，动作多为孔雀动作的模拟和美化，形象优美，动作灵巧，感情细腻，舞姿优雅。通过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和手臂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柔中带刚的动作韵律和眼神的巧妙配合，使舞姿无比优美。

潇洒爽朗的藏族舞。藏族有踢踏舞、锅庄、弦子、卓谐和热巴舞等。踢踏舞最早为宫廷舞。跳舞时，脚穿硬底皮鞋，通过踏出有变化的节奏表达内心的感情，由横笛、扬琴、六弦琴、铜铃、月琴等伴奏。

雄浑豪迈的蒙古舞。蒙古族有筷子舞、安代舞、查玛等。筷子舞流传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原是婚礼、喜庆节日欢宴时，在弦乐演奏及人声伴唱中，由男艺人表演的单人舞蹈，表演者右手握一把筷子，用它敲打手掌、肩部、腰部、腿部等处，击打的同时肩部环绕耸动，腕部灵活翻绕，敲打声清脆，节奏鲜明，情绪热烈。后来，专门把筷子的一端用小绳穿起来，又缀以红绸，遂成为精美的道具，可单手或双手持之表演，从而增强了表现力，广泛流传开来，并成为经常上演的舞台节目。

典雅飘逸的朝鲜舞。朝鲜族有农乐舞、长鼓舞、扇子舞、扁鼓舞等。朝鲜族在农事开始或结束时喜欢跳农乐舞，以长鼓、法鼓、小锣、大锣、唢呐、胡笛等乐器伴奏，舞蹈动作变换都由小锣指挥。长鼓舞多为女子表演。舞蹈时由舞者将长鼓挎于身前，左手拍鼓面，右手用一根细竹竿鞭敲击鼓面，边击边舞，十分优美。中国湖南、广东、广西的苗族、瑶族也很喜欢长鼓舞。

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族舞。维吾尔族舞蹈有赛乃姆、刀郎舞、萨玛舞、夏地亚纳、纳孜尔库姆等。喀什地区麦盖提一带的刀郎舞非常有名，音乐是“刀郎木卡姆”，用多种传统民间乐器演奏，配有以情歌、歌谣为内容的传统民歌，有独舞、双人舞、群舞等。

除上述舞蹈之外，土家族的摆手舞，黎族的竹竿舞，彝族的阿细跳月，高山族的拉手舞，佤族的甩发舞等，也是独具魅力的民族舞蹈。

五、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古迹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悠久，在数千年的形成发展史中留下了很多文物古迹，如古代崖画、古人类活动遗址、古城镇、古建筑、古代石窟、古代石刻、古代壁画等，比较著名的有新疆高昌古城、云南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广西花山崖壁画等，其中布达拉宫、丽江古城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新疆高昌古城、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广西花山崖壁画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165项，约占全部项目的1/3，目前已达到数百项，55个少数民族都有项目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36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14项，超过了总数的1/3，代表性的有花儿、格萨尔、玛纳斯、侗族大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青海热贡艺术、藏戏、中国朝鲜族农乐舞、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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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中国青海、甘肃、宁夏地区，并为回族、汉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等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艺术，因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用汉语演唱。其唱词内容丰富，文学艺术价值较高。一般认为，“花儿”起源于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并在甘宁青地区广泛传播，居住在该区域的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外出或路途赶车，都喜欢以几句悠扬的“花儿”打发闲暇时间，抒发胸臆。“花儿”艺术处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歌唱爱情是“花儿”永恒的主题。“花儿”，2009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第三节　回族历史与文化

一、回族的形成

回族是以唐宋元时期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的一部分穆斯林为基础，吸收、融合国内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回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迁入定居、吸收交融和本土重构等过程，这个过程从唐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明代初期，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一般认为，回族形成于明朝，在回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信仰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

（一）回族的族源

族源是指对一个民族的形成产生过基础作用的源头性群体，也可以称为先民。回族的族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唐宋五代时期从阿拉伯、波斯地区迁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穆斯林，当时被称为“蕃客”，这个移民群体的数量不是很多，但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对回族的形成产生了最初的影响。另一部分是13世纪上半叶因蒙古人西征迁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各族穆斯林，主要来自中亚地区，这个移民群体规模较大，为回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人口和文化基础。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正式遣使与中国通好。此后，帝国境内的一些阿拉伯人、波斯人沿着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开展政治交往、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他们最初大多往返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后来，为了经营的方便，同时由于中西交通阻隔等原因，出现了长期定居的现象，宋代已出现了三代甚至超过五代的“土生蕃客”，“土生”意味着这些“蕃客”不仅在血缘上与当地人的关系已渐趋密切，而且逐渐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归属感。

唐宋五代时期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和内地的长安、开封、洛阳等城市，并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建起了清真寺，设立了公共墓地。今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寺）、杭州的凤凰寺、西安的化觉巷清真寺和大学习巷清真寺、泉州的清净寺、扬州的仙鹤寺、北京的牛街礼拜寺，初建年代均在这一时期。这些说明，唐宋时期迁居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有一定的规模。

蒙元时期是回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元朝灭亡的160余年里，比唐宋时期规模更大的第二批回族先民陆续迁入中国并落籍为户，当时被称为“回回人”，这个移民群体的到来为回族在中国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并日渐强大，在1219～1260年的40余年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先后发动了三次对中亚、东欧、西亚的征服战争，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征讨的地区主要是阿拔斯帝国，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版图大致包括今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西北部、小亚细亚、北非、欧洲西南部等地区。蒙古人西征之际，阿拔斯王朝版图内的大部分地区已经伊斯兰化。

蒙古人的每次征服战争都要将一部分人口迁入中国，其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多。除了战争移民，也有和平时期因经济、文化交流而来的零散移民。当他们定居于中国时，便成为回族的第二批先民。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当时迁入的人口多为军士、商人、工匠、科技人才，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贵族、宗教人士和妇女儿童。

（二）其他民族成分的融入

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是回族孕育、形成的母体，但回族并不是在此基础上封闭式的壮大起来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这个过程从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明代最盛。民族通婚、改变宗教信仰是回族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的主要形式。回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汉族成分，回汉通婚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也很多。由于伊斯兰教教义明确要求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时，另一方须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当发生民族通婚时，非穆斯林一方大多会皈依伊斯兰教，子女也自然成为穆斯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愿改变宗教信仰而逐渐成为回族，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例如，“明朝初期迁居河北沧州的戴姓，先祖本为汉族，后来改信伊斯兰教，成为沧州回族中的大姓望族”^[6]。

回族和汉族中往往存在着一源两流、一姓两族的情况，这主要与历史上的回汉通婚和改变宗教信仰有关。例如，“生活在广西桂林市和扶绥县的麻姓本为一祖，如今他们已分属不同民族，其中桂林麻姓是回族，而扶绥麻姓是汉族”^[7]。甘肃省永靖县有一部分孔姓人口是孔子的后裔，但他们不全是汉族，其中有一部分为回族，数百年来，汉族孔姓和回族孔姓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他们都认同自己是孔子的后裔，行辈有序，互相尊重，互相往来。

回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等民族成分。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他的第三个儿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并在六盘山麓的开城一带设立王府，冬住长安，夏居凉爽的开城。忙哥剌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皇子，他有一个儿子叫阿难答，年幼时由一个回回家抚养，这种双重影响使阿难答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忙哥剌死后，阿难答继任安西王。他在自己的营地建立了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他统领的15万蒙古军队中的大部分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的一部分。

（三）回族的形成

1.回族形成的基本条件

中华大地是回族赖以形成、发展的重要人文地理空间。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总是要以特定的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所说的“共同地域”。回族先民虽然也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区，但整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古代碑文史籍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8]“回回皆以中原为家”^[9]的记载。

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回族先民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但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相互认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从唐宋时期开始，回族穆斯林中就形成了聚族而居、自成社区、修建清真寺的传统，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汉语言文字的使用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回族先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民族，多样性的群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多样化的语言，而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基本工具，如果群体内部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别，那就无法进行交流。所以，回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他们汉语化的过程，对汉语这个重要交流工具的普遍掌握才使回族群体内部得以交流和沟通，得以认同和内聚，才使群体内部的各种差异在宗教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得以消除和融解。回族对汉语的使用是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相伴随的，当回族以民族共同体的形态出现时汉语遂成为其共同语。

农商并重的经济生活是回族形成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受历史传统、居住特点和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回族逐渐形成了亦农亦商、农商并重的生产方式。农业方面，元朝建立后，东来的回回人绝大多数入居农村，在“社”的编制下从事农牧业生产。分布于祖国各地的回族，采取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办法发展大农业经济，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也从事一些养殖业、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商业方面，回族人一般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和传统优势为出发点选择自己的经营领域，如清真饮食糕点业、牛羊屠宰加工业、珠宝古玩业、香料业、制药业、皮毛业等。

2.回族形成的标志

回族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作为本民族的信仰。随着汉语言的普遍使用，回族中出现了经堂教育，主要培养能够把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典翻译成汉语并向广大信教群众讲解的专门人才。后来，回族中的一些经学家还借助儒学概念体系表述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编译、撰写了许多汉文经典，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刘智的《天方典礼》等。回族先民时期的清真寺最初大多是阿拉伯风格建筑，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宫殿式清真寺的礼拜大殿多为“大木起脊式”，飞檐挑角，宣礼塔多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阁楼式建筑。这种转变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有意义的现象，也是回族形成的一种物化标志。二是形成了回族风格的汉语。到了明代，汉语成为回汉两族的共同语言，不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在学校读书，回族都使用汉语言文字。在宗教活动中，普通回族群众或者通过阿訇的翻译、讲解了解伊斯兰教教义，或者通过阅读各种汉文经典了解伊斯兰教教义。同时，回族在使用汉语时或多或少会夹杂一些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比如把朋友称为“多斯提”，把天空叫做“阿斯玛”，把感谢称为“色瓦布”等。三是在姓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唐宋元时期，回族先民大多使用不同于中国的姓名，如纳速剌丁、阿老瓦丁等。明代以后，回族逐渐改用汉姓。回族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经名，主要在家族或村落内部使用；另一个是学名，和汉族基本一样。回族的姓氏中有大量的汉姓，同时也有许多独特的姓氏，如哈、纳、摆、买、撒、古、拜、妥等。

（四）回族族称的来源和演变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一书，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认为：“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音也。”民国时期，随着回族历史研究的兴起，很多学者对“回回”一词的来源也给予充分关注，最后大家基本认同顾炎武的“转音说”。目前，这一观点基本为回族学术界所公认。这里有必要指出，顾炎武将唐代的回纥与元明时期的“回回”群体理解成同一个民族并不确切，因为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历史上的“回回”群体虽然包括一定数量的回纥人，但“回回”在一段时期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中包含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不尽相同的人。到了元代中后期，“回回”一词基本上专指穆斯林群体了。这一时期的“回回”群体虽然在民族来源、地域背景、语言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今天回族的先民，另有一部分因为其来源和语言等方面的特点而成为东乡族、撒拉族等民族的先民。明朝时期，“回回”一词得以沿用，所指称的人群基本上是穆斯林。

经过元代和明代初期的孕育和整合，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回回”这个名称既是他称，又渐渐成为回族的自称。到了清代，“回回”这个名称继续存在，但有关回族的族称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官方文献和民间社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回民”“回人”等称谓。二是人们对回回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已有所认识，并开始进行一些细分，比如将当时的“回民”分为缠头回、红帽回、撒拉回、汉回等，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国内穆斯林群体在服饰、语言、来源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三是对民族和宗教已有所区分。清代的官方文献和民间社会对“回民”和“回教”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回民”是民族概念，“回教”即伊斯兰教。

民国时期，回族被理解为一个信仰共同体，而不是民族共同体，因此“回教”“回教徒”概念非常流行。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回族”“回回民族”两个概念被越来越多地使用。1936年5月25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明确使用了“回族”一词。1941年7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由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回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形成的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作为中国已经公认的少数民族之一，较早地经过民族识别被确认，并以“回族”一名为其法定族称。1956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在我国汉民族地区，一般都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意思是这个教是回族信奉的宗教。报纸、杂志也相因成习，经常使用‘回教’这个名称。这是不确切的。伊斯兰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除了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九个民族，共约一千万人。因此，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10]

二、回族文化

（一）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族文化作为回族人民实践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回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融会贯通，还适度吸收其他兄弟民族的一些文化成分，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有度、充满活力的复合型文化。在祖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在天文历算、医学、地理、水利、建筑、兵器制造、文学等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

北宋时期，天文学家马依泽参与修订应天历，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入中国历法推算之中。元明两代，中央政府设有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等专门负责回回天文、医药的机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曾引进并研制了《万年历》和浑天仪等七种天文仪器；明代回族天文学家编译的《回回历法》弥补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不足。在继承阿拉伯—波斯传统医学基础上形成的回回医学，长于骨科、眼科和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佳话。元代回回人辑录、整理的《回回药方》是回族人民在祖国医学领域的宝贵文化遗产。元代回回人赡思，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撰著的《河防通议》是一部主要论述黄河防治的工程类著作，成书于至治元年（1321年），是记述中华民族有关黄河治理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元代杰出建筑家也黑迭尔丁，是元大都宫城和宫殿的设计和工程组织者，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清代兵器专家丁拱辰，目睹国家武器落后，立志研发兵器，研究制造了中国火器，曾铸造大炮40门，献给朝廷以抗英军。他在中国首先进行了蒸汽机和轮船的模型制造，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著有《演炮图说》《西洋军火图编》等著作。

回族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等，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清代著名文学家马世俊、著名画家改琦等。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他的诗词作品清新淳厚，意境深远，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十分欣赏萨都剌的作品，称其词“大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壮年时代的毛泽东喜读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彭州怀古》等词作，晚年时代则常常吟诵萨都剌《念奴娇》中的词句：“繁华镜里，暗换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撰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他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当时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回族文化的特点

回族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回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回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回族尊崇伊斯兰文化，同时也能积极学习和吸收儒家文化。元朝时期有一位叫赛典赤·赡思丁的回回政治家，在他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政绩卓著。据记载，赡思丁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曾在昆明修建了清真寺，同时也提倡儒学，修建孔庙举办庙学，在当地推行中原文化，又很尊重当地各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一种包容和谐的人文精神。明末清初，一些“回而兼儒”的回族思想家大胆借用宋明理学解释伊斯兰教，既为广大回族穆斯林了解宗教教义提供了便利，又成功地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回族文化地域特色鲜明。回族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回族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形成了既有本民族共性又有地方个性的文化特征。众所周知，汉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秦晋文化等，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语言、民风习尚、饮食菜系、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色，分布在不同亚文化区的回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回族文化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个在创造中积累、在扬弃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的过程。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包含着一些合理有益的成分，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很多在某一社会历史阶段曾被人们视为进步、合理的文化要素会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逐渐失去生命力，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回族文化是一种具有很强适应性和自我革新能力的文化，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迁。历史上，每当面临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本民族文化趋于衰落时，回族中的优秀分子就会表现出积极的革新意识，通过反思和实践把回族文化引向发展，比如回族形成发展史上出现过的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活动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等。

（三）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礼仪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生活方式，对回族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具有重要影响。清代以前，中国伊斯兰教并没有明显的教派之分，后来，中国穆斯林去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朝觐或求学的人有所增多，他们回国后带来了一些新的宗教学说和经典，进而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逐渐形成了多种教派、门宦并存的局面。一般认为，回族穆斯林中有三大教派和四大门宦，三大教派是格底目、伊赫瓦尼和西道堂，四大门宦是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林耶和库布忍耶。

崇尚清真的饮食习惯。回族在平时的生活中主张食用合法、佳美的食物和饮品，禁食猪肉、血液、自死物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动物，禁食狗、驴、骡、马、狮、虎、豹、熊等动物，禁止饮酒。回族之所以有这些饮食禁忌，主要与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关，是因为遵守《古兰经》的规定而形成了比较严格的饮食禁忌。《古兰经》上明确禁止穆斯林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因为它们确是不洁的。这里所说的“不洁”并不完全是卫生学意义上的不洁净，而是一种伦理观念和心理禁忌。由于对宗教教义的遵循，这些饮食禁忌逐渐变成了民族习俗的一部分，代代相沿。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对回族实施同化政策时，常常强迫回族人民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结果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回族坚守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回族不一定信仰伊斯兰教，但仍遵守本民族的饮食禁忌。

回族擅长面食和肉食的制作。面食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牛肉拉面、炒面、烩面、生汆面、臊子面、油香、馓子、耳朵眼炸糕、蜜三刀、干粮馍、焜馍、火烧子等。肉食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涮羊肉、手抓肉、全羊席等，全国各地有很多各具特色的清真名小吃，质朴、实惠、味美是回族饮食的显著特点。回族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也是独树一帜，其中以八宝盖碗茶为代表。“八宝盖碗茶”由茶叶、桂圆、枸杞、葡萄干、果干、红枣、冰糖、芝麻等组合而成，有时会加入黄芪、人参等中药成分，所以喝八宝茶不仅能生津止渴，而且有滋补养颜、益气强身之功效。八宝茶使用盖碗，西北地区的回族称之为“三泡台”，由托盘、茶碗和碗盖三部分组成。

回族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民族，主要表现为尊客、敬老、睦邻。家里来客人时，主人家一般要出门相迎，在用餐时，要把客人让到中间位置，以示尊重。尊老孝亲是回族家庭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在回族穆斯林的观念中，对老人特别是对父母的尊重仅次于敬主，认为“拜主之次就是孝亲”，一个人如果听到母亲的召唤即使在礼拜的时候也要应答，去清真寺礼拜的时候如果得知父母生病必须放弃礼拜，回家照顾父母。“天堂在母亲的脚下”，这不仅是一种宗教观念，也是一种社会伦理。回族人见面时一般都要互道“色俩目”，特别是晚辈要向长辈道“色俩目”，意思是“祈求真主赐给你平安”。过去，说“色俩目”的习惯一般只在穆斯林之间进行；现在，这句简单而吉庆的祝福语已逐渐超越宗教和民族的边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说“色俩目”相互问候和祝福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三、回族的爱国传统

回族和各兄弟民族一样，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回族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逐渐培育和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它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捍卫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珍惜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爱国主义是回族人民在看待和处理民族小我与国家大我之间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观念。

回族大众平时埋头于生计，一旦国家有难，则能挺身而出，甘愿为祖国献出一切。鸦片战争期间，回族中的许多优秀分子以“寸寸山河寸寸金”的爱国精神奋不顾身、壮烈殉国，从“虎门销烟”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抗日战争。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在甲午之战誓死殉国的将士中，在省港大罢工的队伍中，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里，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列，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广阔战场上，我们总能看到回族儿女刚健的身躯、视死如归的血性和惨烈的忠魂。

在定海保卫战中阵亡的处州总兵郑国鸿，血染天津大沽炮台的爱国将领沙春元就是其中的代表。1894年，中日在朝鲜发生了战争，清朝总兵左宝贵奉命率军入朝，英勇战死平壤。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进袭北京，马福禄率回族士兵到廊坊抗敌，骑兵设下七道埋伏，勇猛抗击，使敌军败退，《清史稿》称这是庚子之役的一场恶战。马福禄中弹牺牲，士兵伤亡很大，表现了回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精神。郑国鸿、左宝贵、马福禄等人在抗击入侵之敌中英勇阵亡，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帝国主义铁蹄所到之处的回族人民果敢地团结和组织起来，组成回民支队、回汉支队，勇猛抗击日本侵略者，高扬了爱国有为的民族精神，涌现出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等一批爱国志士。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人民在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内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民族文化创新；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良传统，爱国爱教、包容和谐、勤劳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知识窗

郑　和

郑和（1371～1435年），云南昆阳（今晋宁县）人，回族，本姓马，赐姓郑。世界著名航海家、外交家。1405～1433年，郑和奉命率庞大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郑和远航比西方航海家达·伽马和哥伦布等人早70余年。郑和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的序幕，在传播中华文明、开拓海洋事业、构建和谐海洋文明等方面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思考题

1.中国少数民族的空间分布有哪些主要特点？

2.谈谈你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与环境状况的认识。

3.简述回族族称的演变过程。

4.结合所见所闻，谈谈你对回族文化的理解。

【注释】

[1]所谓跨境民族是指某一民族在中国和与中国相邻的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2]“错”在藏语中是湖泊的意思。

[3]中国古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绞缬（扎染）、夹缬（镂空印花）。

[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

[5]肖常纬：《中国民间音乐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

[6]吴丕清：《沧州回族》（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7]马明龙：《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8]《元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9]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10]史筠：《民族法律法规概述》，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