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没有不能自学的学问

2024-01-2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荣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现在回想，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确信世上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以至学问。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着充分的自学资料。

我六岁在家开蒙读书，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人手。还未念到四书五经，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都是父亲极力赞成的。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还在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我父亲就在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的名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根据父亲的一贯主张，又宣告废止了科举八股，便让我读完《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本之后，不再读四书五经了，其时又没有学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韵言》的书。记不清是哪里出版的了，总之是什么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全书押韵，小学生念起来铿锵有声，便于记忆，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儿童教科书了。父亲的这一作法，是当时北京同类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荣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父亲便立即把我送了进去。陈荣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学生，地点在宣武门棉花胡同。所谓“中西小学堂”，“中”是指读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当时，读的人觉得新鲜，连左右邻舍的平民百姓也对这些小学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城，学校被迫关门，我也因此休学。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感觉很费力，我因曾经自学过，倒并不觉得有多难。在我那个班里，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他们是：廖福申(慰慈，福建人)、王毓芬(梅庄，北京人)、姚万里(伯鹏，广东人)和我。四个人年纪都小，廖与王稍长一两岁。主要在廖大哥的倡导下，我们才得以结合起来自学。

廖少年老成，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用功，便勉励我们一起自学。少年时代大都天真烂漫，结合之初，热情奔放。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之后，四人一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以示庆贺。酒兴中，廖大哥提议，彼此不必俗里俗气地相称什么大哥、二哥、三哥，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借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每个人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是"暴”，给我的则是“傲”。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廖一针见血，三个字都很恰当。我的傲自不必说了；王的确惴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见长，原是一位粗暴的体育家。最后，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是我们之中最勤学的一位，也许正因其要求自己甚严而总感觉不够之故吧。而从他自谦之“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我们四人的自学进度，总是超越老师所教。记得英文先生还只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将全书读完，我亦读了三分之二。代数、几何、三角各书，先生开了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而无待于先生再教。我虽赶不上寥的这么快的进度，但在廖的携带下，亦总是跑在先生所教的前边。廖对于课堂讲课抱听不听无所谓的态度，但习题却一个个认真地作，连所作算草，都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们都自叹不如。廖君后来经清华送出留美，学铁路工程，曾任国内各大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有贡献。现在回想，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确信世上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以至学问。

廖兄还十分注意国文方面的自学。他竟在一个学期之内，将洋洋一大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洋版书(指木版书之外的铜印、铝印书)字小，而每天都是抽晚饭前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光线不足，所以到圈点完毕时，眼睛也近视了。而我则不同，很不注重国文。国文讲义不看，国文讲课不听，功夫用在别的方面。但我的国文、作文成绩都还不错，有时竟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是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写不成功，有时则出奇制胜。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很讨厌我，常鞭挞我写的翻案文章，写过“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有一位姓范的国文先生却偏赏识我，在我的作文上批写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等赞语。(www.chuimin.cn)

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如上所述，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十四岁进人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十四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我虽尚无所谓，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象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着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日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

■选自《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没有不能自学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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