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加沙政府选举：反对美国的后果

2024-01-2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2006年，在加沙，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选出了一个哈马斯为首的政府，尽管美国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或许，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当我们停止揠苗助长的时候，中东的和平才会降临。在很多情况下，强硬并诉诸武力的方案可能是最有效的。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最早承认这些问题的。

要想了解这一方法为什么会有用，我们还得讨论一下著名的难题：中东和平协议。在过去的六十多年，这一问题似乎变成了最能证明外交智慧的行动，似乎外交官们只要更辛勤的努力，就能彻底的平衡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利益。一个参与过中东和平谈判的外交官曾开玩笑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终身雇佣的工作。但是，假如我们不把和平设想为某种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把它丢到一个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沙堆似的地区？如果我们把和平视为某些间接因素影响的事物，会怎么样呢？如果是孙子或是Kaminsky遇到中东问题，他们会怎么做？

回想一下2007年促成中东和平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协议，以及其他一下现在都被人淡忘的努力。如果美国政府遇到了DNS缺陷，他们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会首先将自己的目标公诸于众：一次性的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要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美国的官员们先制定出来一套非常具体的方案（就像Nisbett的研究中的美国历史教师一样），然后试图说服一群愤怒而狡猾的参与者都支持这一方案。这就好比一天早晨，你把孩子们都叫醒，然后告诉他们今天必须得做一个其实并没有必要的牙根种植手术。每个孩子都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试图回避这个麻烦的手术。被他们差不多抛到脑后的棒球比赛或是家庭作业，现在都又被想起来了。这些关于中东和平的宏伟计划会是同样的下场。每一次我们声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都会激发起更多的阻力，甚至可能推翻整个计划。比如，我们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给巴勒斯坦，但是这仅仅滋养了新的利益集团，争先恐后的想要从拨款的过程和分配的权力中获益。一说到要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巴以双方考虑到国内政治的因素，都会采取更加自卫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的协议想要最终解决问题，所以让很多参与者都战战兢兢。如果这真是最后一个协议，那么，他们就必须尽最大努力的捍卫自己的利益。

要是Kaminsky，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于效果、迂回间接的策略？首先，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那些声名显赫的谈判者的中东和平进程。这些大人物们一定要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很活跃，所以要宣布一个五幕剧似的宏大的谈判计划。但是，不要忘了，孙子认为最杰出的将军都是默默无名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弦更张，那么夸张的戴维营谈判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应该减少公开的资金援助。我们应该少来些浮夸的纪念仪式。在认知领域，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基于效果的方法，并开始耐心的工作。稳定应该是我们的最高宗旨，我们应该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看做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动态系统的两个对立面，在任何时候，这个系统都可能会陷入混乱。在白宫和欧盟，那些指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辩论应该尽一切代价的力图避免，因为最小的压力都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和暴力。2006年，在加沙，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选出了一个哈马斯为首的政府，尽管美国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或许，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国务卿赖斯曾经说，“我不知道谁没有被弄得措手不及”。她原本应该早有预见的。我们关于中东的新思维应该相信，只要中东能够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一个理智而可靠的协议，毕竟，如果没有稳定，一切协议都是靠不住的。基于效果的外交应该从环境入手，从上千上百个小的政策努力入手：创造新的NGO，帮助当地的教师，改善社会治安。在某些领域，我们在中东的政策重心反而应该是尽可能减少变革，我们应该鼓励教育、支持中小企业、扶植温和派的宗教人物，这都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传统的缓慢变量。我们甚至在有些时候要鼓励一些小小的叛乱，以防止以后出现大的危机，正像人为的烧掉一些树木，是为了使得森林能够更加茂密。这些行动应该是由一些秘密的小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那些大张旗鼓，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大人物来做。耐心才是美德，劝说有其限度。终止的日期不应该是总统任期或准备参加竞选，事实上，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终止时间。有一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会忽然发现，整个地区的局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究竟怎么变得不一样的，他们已经记不得了。

总而言之，这是在系统层面的操控。我们应避免直接的冲突、利用已有的力量、静悄悄的行动、不要让别人知晓，而且要明白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不要把中东设想成要用锤子去敲打的东西，用哈耶克的比喻，要把中东当做需要悉心照料的花园。在中国的古代哲学中，有个寓言故事，恰好能够说明，我们原来的直接行动、迫不及待的本能为什么会失败：“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当我们停止揠苗助长的时候，中东的和平才会降临。(www.chuimin.cn)

当然，直接的冲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强硬并诉诸武力的方案可能是最有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应该把效果作战视为正常作战的替代方案，效果作战是正式作战的补充。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一策略，不管是金融监管，还是和伊朗的谈判。我们能变得更加机智、不断的保持联系，并变得和这个世界一样灵活，这就是新策略的力量源泉。我们不仅可以用其处理真实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可以用其处理我们尚未遇到的问题。比如，我们很难判断，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当前，在中美关系讨论中，美国人仍然沿袭直接反应的本能，他们关注的都是中国的“弱点”，到处挑起混乱的公开冲突：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的环境污染。但如果是孙子，他会怎么做呢？为什么不采取间接的方法，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同时和中国保持接触，通过改变国际环境，间接的改变中国？为什么不在更多的领域和中国展开百折不挠的合作，而不是把90%的精力集中在我们彼此有分歧的问题上？为什么不把中美关系看做互相啮合的齿轮，而非一系列的外交战斗？如果我们把中美之间看做外交战斗，那么一定会陷入漫长的壕沟战。尽管似乎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应对中国，成功的概率和沙堆世界里的其他直接冲突一样，是非常渺茫的。当然，中国有很多政策是需要调整的。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最早承认这些问题的。但外部的压力不仅不利于促进这些变革，反而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不会让民众感到，他们发动改革是出于西方的压力。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办法是悄悄进行，从边缘问题推进。

我们不能对当前的问题自我欺骗。数十年来，我们东奔西走，幻想着能直接的说服整个世界都赞同我们，结果，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少了。这是我们的大战略中的重大缺陷。我们现在必须建立新的联系、新的协议，重新找回间接的影响力。在核扩散和金融监管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我们要培养间接反应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危机。比如当9.11袭击发生以后，我们不仅需要直接发动反击，而且要在学校、医院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采取更广泛深入的对策。在未来，我们经常会遇到吃惊、困惑和恐惧的时候。过去，我们要么捋袖就打，要么畏缩后退。今后，我们要在自己的反应中增加一种慷慨和体面。直接的反应屡次失败。深度安全的免疫系统，应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都有效的发挥作用。Kaminsky和孙子给我们的启示已经非常明朗。为什么对效果的重视会一直主导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战略呢？为什么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以来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呢？因为这一策略是管用的。

2006年，加沙政府选举：反对美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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