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2月3日，Gertrude Stein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Allegheny镇。她的爸爸Daniel Stein是个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美国铁路投资狂潮中发了财，但他始终有一种观念或说是希望，他总是觉得优雅的欧洲生活对自己的子女才会更好。Stein在20多岁的时候回到了欧洲，并定居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后的一个晚上，Stein和毕加索参加完一个宴会，一起走在巴黎第五区的一条街道上。......
2024-01-24
远离平衡：不可思议的年代
【摘要】：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或是核武器的扩散也好，都在很多方面非常像Bak的沙堆，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Bak的沙堆体系中会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会出现。Bak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些预算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科学研究项目，结果却产生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发现。在Bak看来，目前的科学对这个世界解释甚少，这就需要不断的激发革命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史上激发了重大的科学进步。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或是核武器的扩散也好，都在很多方面非常像Bak的沙堆，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复杂体系的演进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不断增加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两个因素称为颗粒度（granularity）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前者是说我们的沙堆上会不断的掉落新的沙粒，后者是说沙堆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和其他的部分紧密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会带来力量变化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项战略、每一项政策。Bak谈到，“大型体系趋向于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重大的变化，甚至整个体系的崩溃”。他所描述的这种情景，可能说的是中东问题，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石油市场、传染病、核扩散、网络战争，或是任何其他重大的全球事务或全球安全问题。每一天，在我们的全球秩序的沙堆上，都会掉落各种各样的新的参与者，就像在Held的实验中掉落的沙粒一样：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正通过各种技术或沟通相互连接，而我们难以完全监测所有的相互联系。Bak的沙堆体系中会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会出现。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沙堆效应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承认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传统的思想都变成了垃圾。这也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做出巨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哪些结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奢望的。我们可以预期，以后会有不断的变化和新的观念。但是我们无法指望，全球政治秩序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简单，我们也无法指望靠原来的机构能够建设出来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回忆一下，摩根索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计算都是建立在结果可预测的假设上：谁站在哪里，谁会给谁捡帽子，谁不会去捡帽子。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革命性世界里，我们很难轻易的测度权力。经济学家Brain Arthur在谈到经济学领域的变化时，曾经谈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自思想启蒙时期就存在的观念是，整个经济体系是机械化的。尽管经济体系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组元件，相互组合。市场体系里面的参与者是主体，他们面对的经济体系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清晰的分开。”阿瑟谈到，在复杂的体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应该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机械体系。经济体系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庞大机器。经济体系是一个器官。在所有的层面，都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这种新的变化使得我们难以再用更简单、更陈旧的工具去管理国际政治和金融体系，使之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但是，新的变化也不是仅仅带来无穷无尽的混乱。
复杂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它。如果复杂性是难以控制，而且最终一定会导致混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互联网，也不会有健康的生态体系、卓有效果的免疫体系、生机勃勃的金融体系。生态学家C. S. Holling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一些复杂系统可以非常容易的管理，比如野生草地、期货市场、企业家创业等。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会不断的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办法兴旺发达。但是，Holling和一组数学家、生态学家们也发现，有些系统恰恰相反，会走向一个反面。Holling将之称为“邪恶的力量”（perverse resilience），在这些系统中坏的观念会不断蔓延。Holling谈到：“在这种‘恶意适应’（maladaptive）的体系中，任何创新都会被扼杀，新的发现会被拒绝。这将形成一个僵化的陷阱。”这些系统从短期来看似乎非常稳定，但是当其受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冲击的时候，它们的反应方式最终将葬送其本身。它们无法快速的排除错误的思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当Per Bak提出沙堆实验之后的数年，他有一次到剑桥大学的Churchill学院，和一群英国科学家聚餐。或许是受到当时的场景刺激，那股子一本正经的氛围， 激发出Bak身上的美国气质，这让他的丹麦同事们非常喜欢他，也经常让他们疑惑不解。几杯葡萄酒下肚，他对坐在桌子边上的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轻蔑，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来。Bak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些预算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科学研究项目，结果却产生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发现。这些科研项目就是在烧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些科学家，往往都是自己单打独斗，或是一两个人组成的小组，做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突破性的创新。在重要的大学里面，保守思想和不愿冒险成为了主流的态度，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再搞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原子粉碎机，而不是人类的未来。这些让Bak越来越感到腻烦。在他看来，科学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拿起锤子，把陈旧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玻璃墙敲碎。在这场聚会上，他感到这些科学家同事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为玻璃墙打磨抛光。
Bak突然说到：“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对自己的领域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会对自己的观点这么敝帚自珍呢？”在Bak看来，目前的科学对这个世界解释甚少，这就需要不断的激发革命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史上激发了重大的科学进步。Bak感到，有那么多令人振奋的科学题目等待着我们去做，但这些科学家却仍然困守在这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剑桥的科学家说，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Bak深感震惊。这种解释是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一群科学家共同分享错误的观念，那么还不如称之为分享妄想。科学家们彼此认同，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同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同一个群体的成员。2008年，你可以在外交界和金融界遇到同样的现象。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共同分享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需要互相支持，需要加入一个圈子，但他们看不清这些观念的虚妄之处，也扼杀了自己的想象力。Bak知道，如果你真的希望理解这个世界，这些被大家奉为圭臬的陈旧观念是完全误导的。但Bak也看到，他的革命性思想正在落地生根。他不过是一个实验室中的科学怪人，被剑桥的大人物们斥责。但是，Bak知道，正是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改变了历史。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或是核武器的扩散也好，都在很多方面非常像Bak的沙堆，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复杂体系的演进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不断增加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两个因素称为颗粒度（granularity）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前者是说我们的沙堆上会不断的掉落新的沙粒，后者是说沙堆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和其他的部分紧密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会带来力量变化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项战略、每一项政策。Bak谈到，“大型体系趋向于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重大的变化，甚至整个体系的崩溃”。他所描述的这种情景，可能说的是中东问题，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石油市场、传染病、核扩散、网络战争，或是任何其他重大的全球事务或全球安全问题。每一天，在我们的全球秩序的沙堆上，都会掉落各种各样的新的参与者，就像在Held的实验中掉落的沙粒一样：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正通过各种技术或沟通相互连接，而我们难以完全监测所有的相互联系。Bak的沙堆体系中会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会出现。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www.chuimin.cn)
沙堆效应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承认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传统的思想都变成了垃圾。这也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做出巨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哪些结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奢望的。我们可以预期，以后会有不断的变化和新的观念。但是我们无法指望，全球政治秩序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简单，我们也无法指望靠原来的机构能够建设出来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回忆一下，摩根索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计算都是建立在结果可预测的假设上：谁站在哪里，谁会给谁捡帽子，谁不会去捡帽子。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革命性世界里，我们很难轻易的测度权力。经济学家Brain Arthur在谈到经济学领域的变化时，曾经谈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自思想启蒙时期就存在的观念是，整个经济体系是机械化的。尽管经济体系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组元件，相互组合。市场体系里面的参与者是主体，他们面对的经济体系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清晰的分开。”阿瑟谈到，在复杂的体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应该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机械体系。经济体系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庞大机器。经济体系是一个器官。在所有的层面，都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这种新的变化使得我们难以再用更简单、更陈旧的工具去管理国际政治和金融体系，使之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但是，新的变化也不是仅仅带来无穷无尽的混乱。
复杂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它。如果复杂性是难以控制，而且最终一定会导致混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互联网，也不会有健康的生态体系、卓有效果的免疫体系、生机勃勃的金融体系。生态学家C. S. Holling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一些复杂系统可以非常容易的管理，比如野生草地、期货市场、企业家创业等。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会不断的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办法兴旺发达。但是，Holling和一组数学家、生态学家们也发现，有些系统恰恰相反，会走向一个反面。Holling将之称为“邪恶的力量”（perverse resilience），在这些系统中坏的观念会不断蔓延。Holling谈到：“在这种‘恶意适应’（maladaptive）的体系中，任何创新都会被扼杀，新的发现会被拒绝。这将形成一个僵化的陷阱。”这些系统从短期来看似乎非常稳定，但是当其受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冲击的时候，它们的反应方式最终将葬送其本身。它们无法快速的排除错误的思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当Per Bak提出沙堆实验之后的数年，他有一次到剑桥大学的Churchill学院，和一群英国科学家聚餐。或许是受到当时的场景刺激，那股子一本正经的氛围， 激发出Bak身上的美国气质，这让他的丹麦同事们非常喜欢他，也经常让他们疑惑不解。几杯葡萄酒下肚，他对坐在桌子边上的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轻蔑，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来。Bak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些预算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科学研究项目，结果却产生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发现。这些科研项目就是在烧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些科学家，往往都是自己单打独斗，或是一两个人组成的小组，做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突破性的创新。在重要的大学里面，保守思想和不愿冒险成为了主流的态度，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再搞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原子粉碎机，而不是人类的未来。这些让Bak越来越感到腻烦。在他看来，科学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拿起锤子，把陈旧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玻璃墙敲碎。在这场聚会上，他感到这些科学家同事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为玻璃墙打磨抛光。
Bak突然说到：“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对自己的领域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会对自己的观点这么敝帚自珍呢？”在Bak看来，目前的科学对这个世界解释甚少，这就需要不断的激发革命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史上激发了重大的科学进步。Bak感到，有那么多令人振奋的科学题目等待着我们去做，但这些科学家却仍然困守在这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剑桥的科学家说，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Bak深感震惊。这种解释是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一群科学家共同分享错误的观念，那么还不如称之为分享妄想。科学家们彼此认同，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同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同一个群体的成员。2008年，你可以在外交界和金融界遇到同样的现象。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共同分享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需要互相支持，需要加入一个圈子，但他们看不清这些观念的虚妄之处，也扼杀了自己的想象力。Bak知道，如果你真的希望理解这个世界，这些被大家奉为圭臬的陈旧观念是完全误导的。但Bak也看到，他的革命性思想正在落地生根。他不过是一个实验室中的科学怪人，被剑桥的大人物们斥责。但是，Bak知道，正是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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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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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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