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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年代:过分简单化的代价

【摘要】:萨默斯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担任财政部部长,现在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两个国家能够以一种共同的视角认识彼此的利益,这其实假设了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情景。利益也不是永恒的,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主义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国家可以垄断暴力。如今,全球权力的传播要比摩根索时代更为广泛。大约90%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内涌现出来的。

“系统性的非理性”经常会摧毁像民主和平论这样的简洁的理论,经常会让领导者无所适从,不管他们是美国总统还是罗马的将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和经济学大师进入政界之后,会迫不及待的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优美理论抛在后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担任财政部部长,现在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曾经告诉我,他从他在财政部的前任,曾担任过高盛的交易员罗伯特?鲁宾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学会用概率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不要沉湎于经院里面的黑白分明的模型。”另外一位哈佛教授,基辛格博士回忆他和周恩来谈判,商议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曾经不胜感慨的说,当年他和周恩来交流的那些观点,和他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几乎完全相反。哈佛大学里教授的模型看起来很美妙,但是在现实中却几乎毫无用途。

我们当代的世界要比以前更加复杂,这使得过去的理论显得更加落后。在实验室里、海德堡的学术报告厅或是某个人的地下室里,一个理论越是看起来美妙,就越有可能会舍弃现实中的重要因素,比如,国家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或许,他们是理性的,只是我们认为他们非常疯狂。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的是伊朗在新世纪之交的时候,需要决定的是:“到底要当一个国家还是圣战者”)。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两个国家能够以一种共同的视角认识彼此的利益,这其实假设了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情景。我们假设国家利益是清晰、稳定且可知的,但其实国家利益可能根本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的看法都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当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对个人利益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珍珠港事件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国家立场的看法。就在那一天,正如参议员Arthur Vandenberg先生曾经悲痛的说到的:“每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孤立主义立场都破裂了。”9.11是一场类似的危机。过去,有一句有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利益也不是永恒的,也是不断变化的。(www.chuimin.cn)

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也出现危机了。现实主义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国家可以垄断暴力。但是在这个时代,电脑黑客、恐怖分子和医药垄断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多,这样的假设不再完全成立了。在这个金融市场相互连接的世界,风险和利润无处不在,而且难以察觉和管理,如果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只是关注军队和外交官,也会变得日益落伍。如今,全球权力的传播要比摩根索时代更为广泛。大约90%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内涌现出来的。还记得摩根索说过,道德是没有用的,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一切吗?这种假设当然有其诚实之处,因为我们在道德争论中很难说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最有影响的势力,不管是真主党还是格林斯潘,其实都是从各种明显的道德伦理中汲取力量的。你可能会不同意这些人的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可能和你的道德观念差异极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潮流的追随者不仅是想追求权力,而且也是出于其信仰的激励。古典理论把这些担心放在不显眼的脚注里,因为这些因素很难用模型描述。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政治现实中,这些担心是我们全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