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成就及政治压力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成就及政治压力

【摘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生涯是从1909年开始的。[6]帕斯捷尔纳克的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然而,在苏联国内,帕斯捷尔纳克却因为把书稿送交国外出版而受到指责和批判,宣传部门称《日瓦戈医生》的获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这种担承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父亲是著名画家,是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的朋友,母亲则是一位钢琴家,这一切都为帕斯捷尔纳克日后的艺术才华提供了先天的土壤。1909年帕斯捷尔纳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又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赴德国马堡大学跟随著名的科恩教授研究新康德主义。1913年回到莫斯科,全力投入文学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生涯是从1909年开始的。1914年即出版第一本诗集《雾霭中的双子星座》,并结识了著名的诗人叶塞宁以及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相继创作了诗集《在街垒之上》(1916)、《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主题与变调》(1923)以及长诗《一九零五年》(1927)等,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被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诗人的诗人”,高尔基也称《一九零五年》“是一部佳作,这是真正诗人的声音,而且是位有社会意义的诗人的声音,这里的社会意义是取其最好、最深的含义而言的”。[5]

除了诗歌,帕斯捷尔纳克还著有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1922)以及一系列散文作品,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死后在1967年刊出的自传性散文《人与事》。关于《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说:“我是从最小的生活圈子的中心着笔的,有意把自己限制在其中。”“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6]

帕斯捷尔纳克的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书从1948年开始写作,1956年完成,1957年以意大利文最早出版,次年底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欧美引起极大的反响,有评论家称《日瓦戈医生》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囊括一个如此广阔、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7]

1958年,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不论在当代抒情诗还是在俄国的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苏联国内,帕斯捷尔纳克却因为把书稿送交国外出版而受到指责和批判,宣传部门称《日瓦戈医生》的获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拒绝领取诺贝尔奖,又写信给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恳求不要把他驱逐出境,信中言辞恳切,表达了对祖国的赤子之情:“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工作在俄罗斯,我同它不可分割,离开它对我来说意味着死亡。”

《日瓦戈医生》写的是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日瓦戈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复杂经历和坎坷命运,并通过日瓦戈的视点,见证了十月革命前后诸如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是一部具有恢弘的史诗追求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日瓦戈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一种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博爱思想,但却对革命潮流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被迫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善良的冬尼娅结为夫妻,却又喜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和历史的复杂而独特的理解,也在苏联至少从高尔基的《母亲》就开始了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外,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复杂的历史视野和观念视野。

在《日瓦戈医生》的观念视野中,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俄罗斯传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美国记者对他的访问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www.chuimin.cn)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一直在努力将它描述出来。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取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8]

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和传统的内在价值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态很难接受的。于是《日瓦戈医生》一直由于它的边缘化的声音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日瓦戈医生》淡化阶级矛盾,向人们昭示:暴力革命带来自相残杀”,“破坏了整个生活,使历史倒退,”“在本质上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9]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它的价值之一也正是小说所表现出的看待历史和革命的一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医生的矛盾体现在,他一方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疑革命同时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无力的。所谓“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的心灵历程。这种担承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一切塑造了《日瓦戈医生》特有的高贵而忧郁的品格。因此,《日瓦戈医生》也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10]

因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望:“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同样理解了小说的结尾借助日瓦戈医生的一对朋友的感怀所表达的对心灵自由和美好未来的信念,并为这种俄罗斯式的内在精神品性深深触动:

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临窗眺望,感到心灵的这种自由已经来临;就在这天傍晚,未来似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下面的大街上;他俩就迈入了这个未来,从此将处于这个未来之中。面对这个神圣的城市,面对整个大地,面对直到这个晚上参与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其子女,不由产生出一种幸福的动心的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渗透到一切之中,自己也产生一种无声的幸福的音乐,在周围广为散播。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医生》不同于诸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类反映十月革命的、代表苏维埃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小说,但是它仍然反映了俄罗斯的另一种现实,尤其维护了人类内心的一种美好的信念和固有的价值。尽管日瓦戈的历史观和独善其身的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无法吻合的,但却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供着反思历史的另一种视角,日瓦戈医生的声音依旧是有价值的,并终将穿透漫漫历史时间,显示出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的生命力。因此,有论者这样为《日瓦戈医生》定位:“它以深沉的、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反思十月革命及后来发生的种种世态人心,特别是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命运、理想、爱情、追求、迷惘……。现在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理解了帕斯捷尔纳克与自己的时代进行对话、争辩,不是政治方面的,他是十月革命的同路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他是位严肃认真的爱国主义者,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是位一丝不苟的文坛巨匠。”[11]

《日瓦戈医生》在小说艺术史上的独特贡献是把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性的叙事传统与帕斯捷尔纳克式的诗意品质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一部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巨著。它有一种抒情性,被称为“诗化小说”。作者致力于营造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具有独立性,独立出小说的情节和逻辑线索之外,提示着小说一种诗的情调,譬如《瓦雷基诺》一章开头的九节篇幅就是由日瓦戈的札记组成,里面有叙述、议论、杂感、抒情、梦境,甚至诗歌片段,总体上则体现出一种抒情的意绪。小说的最后一章则全部由日瓦戈的诗作组成,共25首,是日瓦戈的心灵的咏叹,有一种命运感和宗教感,最终奠定了《日瓦戈医生》的史诗般的艺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