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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新小说派代表作家作品

【摘要】: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公认是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克洛德·西蒙,其中克洛德·西蒙与马格丽特·杜拉斯、克洛德·莫里亚克等作家又被称为第二代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托尔是新小说派的又一个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是所谓的第二代新小说派作家,其著作有《草》、《弗兰德公路》、《历史》、《双目失明的奥利翁》和《农事诗》等。

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公认是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克洛德·西蒙(1913— ),其中克洛德·西蒙与马格丽特·杜拉斯(1914— )、克洛德·莫里亚克(1914— )等作家又被称为第二代新小说派作家。

娜塔丽·萨洛特生于俄国,两岁时随父亲定居巴黎,在巴黎长大,大学时期主要攻读法律,曾在牛津、柏林进修社会学,1932年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向性》,并于1939年出版,从此她成为一个职业作家,陆续创作了小说《一个陌生人的肖像》(1947)、《天象馆》(1959)、《金果》(1963)等,还著有论文集《怀疑的时代》(1956)以及自传《童年》(1985)。

马格丽特·杜拉斯

罗伯-格里耶

在新小说派作家中,萨洛特对意识流小说理念和技巧有着自觉的继承。她主张发掘新的心理领域,发掘“无意识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广阔领域”[9],发掘意识下的“潜在的真实”。所以有研究者称继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之后,萨洛特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欧洲文学中第二次心理现实主义高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10]萨洛特的《天象馆》就酷似伍尔夫的小说,整部小说由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但是萨洛特的内心独白并不完全等同于伍尔夫时代的独白,萨洛特的创新之处体现在“潜对话”范畴的提出。通俗地讲,“潜对话”即只发生在内心中的不具有外在具体形式的对话,它“既可是某一个人物想象中可能发生的对话,也可以是某一个人物回忆中已经发生过的对话,还可以是人物之间目前在内心中所发生的并未发而为声、也不一定形之于色的对话,正因为是心理活动中的对话,是人物内心世界里的应答,因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人物内心独白中的复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内心独白的一种发展”。[11]所谓“人物内心独白中的复调模式”,正是指只发生在人物心灵深处的不同声音的对话关系,就像音乐中的复调效果一样。这对以往意识流小说中只有单一人物声音的内心独白,是一种创新与发展。

米歇尔·布托尔是新小说派的又一个代表作家。著有《米兰弄堂》(1954)、《时间的运用》(1956,也翻译成《时间表》)、《变》(1957),《度》(1960)等。

新小说派作家往往运用一些早已有之的通俗小说文类形式,如侦探小说,就是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常常采用的小说类型。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窥视者》,米歇尔·布托尔的《时间的运用》都具有一种侦探小说的外壳。《时间的运用》在情节层面叙述的是三起谋杀案,而在形而上层面则是探索时间的内在机制。正像我们后面在第七章里将要讲到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在一个侦探故事的框架中包含关于时间的玄学主题一样,布托尔也在《时间的运用》中尝试把时间分割成一段段碎片,谋杀故事与玄学动机就这样合为一体。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变》也有这种哲理性的追求。小说写的是一个打字机公司的经理在由巴黎到罗马火车上二十多个小时的回忆和联想。对已经逝去的二十多年时光中的一次次旅行的联想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小说题目中所谓的“变”正是指主人公记忆中的时空的变化以及心理流程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最终则导致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嬗变。而火车在时空中的穿行,则构成了主人公精神的探索历程的外在象征。《变》在叙事层面上最具有创造性的追求是运用了少见的第二人称“你”,从小说的第一句“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一直到小说结尾,“你”始终与读者相伴。为什么作者引入了第二人称“你”呢?布托尔本人曾解释说:“由于这里描述的是意识的觉醒,所以人物不能自称‘我’,用‘你’既可以描述人物的处境,又可以描述语言是如何逐渐在他身上形成的。”[12]而从阅读层面上看,“你”则既指小说主人公,又把读者带入小说,从而使读者获得积极介入小说进程的阅读体验。此外,第二人称“你”的叙述,在时间上建构的是一种进行时态,使一切仿佛都成为未完成的正在行进中的过程。罗兰·巴尔特曾经这样讨论过法语中的另一种时态“简单过去时”:“在简单过去时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造物主、上帝或叙事者。”[13]最终在时态的后面隐含的是一种稳定性和一种秩序感。与“简单过去时”构成差别的是,《变》中的“你”所带来的正在进行时,则表明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流程,既是人物外在的行动过程,也是心理和精神的历程,从而在小说叙述层面凸显了“变”的题旨。

克洛德·西蒙是所谓的第二代新小说派作家,其著作有《草》(1958)、《弗兰德公路》(1960)、《历史》(1967)、《双目失明的奥利翁》(1970)和《农事诗》(1981)等。1985年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诺贝尔奖是授予整个新小说派的,意味着对新小说派的肯定。颁奖词中称赞说:“这位作家以诗和画的创造性,深入表现了人类长期置身其中的处境。”诗和画的结合的确构成了西蒙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他的小说《风》(1957)的副标题是“重建巴洛克式圣坛装饰屏的尝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对打通诗与画的界限的尝试,小说是以绘画的方式来结构的,类似于一种巴洛克式风格的画屏。《弗兰德公路》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试图以绘画的空间性来代替传统小说的线性时间线索,以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把不同时间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想象和追忆组合在一起,最终营造的是一种心理时空。西蒙的后期的创作以《双目失明的奥利翁》和《农事诗》为代表,开始了新小说派理论家让·里加杜所说的“叙述的探险”的过程。[14]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种叙述本身的冒险。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的本体性在西蒙这里得到自觉的体现。《农事诗》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并置了不同的历史时空中的三个人物的故事,从而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将军,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法国骑兵以及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个英国青年的经历组接在一起,在彼此参照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超越历史的绵延感。西蒙也似乎像他的文学前辈普鲁斯特那样,擅长在记忆以及联想领域纵横驰骋。正像诺贝尔颁奖词中所说,《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写了个人的回忆、家族的历史传闻、近年的战争体验和过去时代战争的经历极为复杂的混合内容,表现了一种感官方面敏锐的感受力和语言方面高度的想象启发力”。(www.chuimin.cn)

新小说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伯-格里耶。罗兰·巴尔特称他是小说界的哥白尼,认为罗伯-格里耶的每部小说,都具有一种小说革命的意义。罗伯-格里耶也可以说是20世纪在小说实验和小说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物之一。

罗伯-格里耶1922年生于法国的布勒斯特,1945年毕业于法国农艺学院,曾经担任过农艺师,50年代进入文坛,著有小说《橡皮》(1953)、《窥视者》(1955)、《嫉妒》(1957)、《在迷宫中》(1959)、《快照》(1962)、《反复》(2001)等,此外还有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1961)、传奇故事《重现的镜子》(1985)等。

《橡皮》和《窥视者》表面上酷似包含了谋杀案的侦探小说。其中《窥视者》获得了法国1955年的“评论家奖”,写的是一个旅行推销员马弟雅恩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海岛去推销手表,在海滩的僻静的地方杀了牧羊女雅克莲,并将尸体推入海中,尸体后来被人发现,马弟雅恩做贼心虚,回到作案现场去消灭物证,却被雅克莲的男朋友于连窥见。然而,此后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马弟雅恩两天后平安无事地回大陆了。“窥视者”指的是发现了马弟雅恩犯罪却没有告发的于连。但是他为什么替罪犯隐瞒?马弟雅恩又出于什么动机去杀害雅克莲?小说始终没有交代。即使连杀人的过程,小说也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奇特地出现了一个小时的叙述“空白”,正是这一个小时的空白中,雅克莲被害了,至于是被谁所杀,小说则是通过一系列关于现场物证的暗示,间接透露出马弟雅恩曾经杀过人。这是一部与读者所熟悉的侦探小说类型相去甚远的作品,是以侦探小说为“表”,以“物化”追求为“里”的先锋性小说。它是隐藏了主观判断和心理动机的小说,也没有侦探小说连贯的叙事线索,进入读者视野的核心部分是排除了主观感受和判断的客观“物象”。叙事者就像一个盲人,拿着一架摄影机,在一个隐藏的角落不被人知地任摄影机随意拍摄进入镜头的场面、细节和物象,却没有配上一句加以解释的画外音。最终占据画面的是被放大的“物”,如《窥视者》临近结尾时对一只灰海鸥描写:

它恰好呈现着侧面,头转向右方。长长的翅膀合拢着,翅膀的尖端在尾巴上交叉,尾巴也是相当短的。它的喙是平的,很厚,黄色,微弯,可是尖端却呈勾状。翅膀下边和尖端都有较深色的羽毛。

下面只看见一只右脚(另一只恰好被右脚遮没),又瘦又直,布满黄色的鳞片。它从腹下一个弯成一百二十度角的关节开始,和上面布满羽毛的肉身接连,这肉身只露出这一小部分。另一只脚可以看见脚趾间的脚蹼,和伸开在木桩的圆顶上的尖爪。

物象被如此放大,推成电影特写一般的镜头,却没有丝毫意义根据,读者所看到的便只是“物”的存在本身,至于对“物象”淋漓尽致的表现究竟有什么用意和企图,为什么要如此细致地描绘一只海鸥的细部,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的。或许不厌其烦地呈现无意义的“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窥视者》的形而上的意图所在。与这种冷静、如实地描摹客观事物相适应的,是罗伯-格里耶所追求的一种没有人格化的,放逐了感情色彩的语言,有评论家称这是一种中性的语言。所有这些趋向在罗伯-格里耶的代表作《嫉妒》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