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恶心》及对存在主义的贡献

2024-01-2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萨特发表于1938年的小说《恶心》在存在主义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萨特最终则把这种恶心的感受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这使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一种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具有进取精神的哲学。萨特的戏剧也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处境”的迷恋正是与萨特试图揭示人类存在境况的创作初衷密切相关。在这出剧中，萨特也在自觉地对自己的关于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进行某种修正。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30年代他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就已经产生影响，作为存在主义运动的领袖，萨特在40年代和50年代达到自己影响的全盛时期，对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萨特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两岁丧父，随外祖父、母长大，1924年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192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全国哲学教师学衔考试，此后担任过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至1934年赴德国研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哲学著作《想象》，以后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恶心》（1938）和短篇小说集《墙》（1939），标志着萨特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的开端。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应征入伍，1940年6月成为德军的战俘，次年获释后继续自己的教书和写作生涯，并迎来了创作的鼎盛期，著有剧本《苍蝇》（1942）、《间隔》（1945）、《死无葬身之地》（1946）、《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等；长篇小说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7）等。1964年，萨特花了10年的时间精心打造的自传《词语》发表，在西方文坛再次引起轰动，萨特也主要由于这部自传而被授予196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却声明“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并拒绝领奖，捍卫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内心的尊严。

萨特发表于1938年的小说《恶心》在存在主义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恶心》是一部日记体小说，自述者洛根丁是一个年青的历史学者。日记所记述的是洛根丁枯燥的生活片段。他住在法国一个小城的旅馆里，准备为18世纪一个侯爵写一部传记。然而小说的大量篇幅记录的却是洛根丁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心理，这种心理具体表现为一种生理上的“恶心”的感受，洛根丁所接触与目睹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即使是咖啡馆掌柜的吊带也让他生产恶心的感受：

他的蓝布衬衫在咖啡色墙壁的背景上很快活地显现出来。这也产生“恶心”。或者不如说，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觉得它在那边，在墙上，在吊带上，在我身边的一切事物上。它和咖啡馆已经合成一体，我是在它的里面。

而萨特最终则把这种恶心的感受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恶心不单纯是生理的反应，而是一种认知，但它又不单纯是抽象的认知，而是具体形于一种生理反应。毫无疑问，作为一种认知、一种感受、一种体验，萨特的恶心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的认识、感受和体验。它既然是一种主体的反应，那就正映照出外部现实世界、周围的自在存在之中有着令人恶心的性质。”“既然外部世界的存在、自在存在只有通过恶心才被显露出来，那就说明了外部世界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世界。总而言之，在萨特看来，外部世界的根本性质就是恶心。”^[5](www.chuimin.cn)

萨特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正是这样在《恶心》中得以建立的。他把外部现实世界看成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人的主体存在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这种自为的存在正如《恶心》中洛根丁的独白所表现的那样：“我存在，是我自己在维持我的存在。我的躯体，一旦它开始有了，它就会自行活下去，但是我的思想，是我在维持它、我在展开它。”“我存在着，我活着，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存在因为我思想。”因此，人的思想，人的精神才是人的主体的“自为的存在”的根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所描述的存在主义式的自为的主体，是一种具有自我超越和批判精神的主体，是一个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和自我选择的主动性的主体。这使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一种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具有进取精神的哲学。如果与存在主义之后的世界文学发展历程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到了后来的荒诞派戏剧中，人物形象才往往是真正丧失了主体性的自我荒诞的人；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人也往往是被置于一种荒诞情境中任由摆布的木偶；新小说派创作中的人则进一步被“物化”，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物”的存在……这一切都反衬了存在主义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精神的生存哲学。因此，萨特的《恶心》中尽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洛根丁的恶心感以及精神深处的某种迷茫感，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具有主体自觉和批评意识的主体，这就是小说所表现出的某种积极意义所在。

萨特的戏剧也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剧本基本上都是探讨人类的生存境遇和自由选择的主题。正如他的小说往往被称为“处境小说”一样，他的剧本也同样具有“处境剧”的艺术特征。这种对“处境”的迷恋正是与萨特试图揭示人类存在境况的创作初衷密切相关。同时，他笔下的人物所处的处境往往都是具体的，在很大程度上拖着萨特的文学创作的轮子不致滑向哲学写作。他的小说和剧本中对“处境”的拟设可以说是使其创作具有了文学性的重要维度。譬如萨特的《间隔》，就把人物设置在拟想的地狱中，从而更有利于昭示“他人就是地狱”的存在主义命题。

《间隔》是一出幻想戏剧，故事发生在地狱中，戏剧场景是一个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客厅，主要人物是三个鬼魂，生前都是“卑鄙小人”，此刻在地狱中互相审判和互相折磨，展示出的是一幅委琐丑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图景。因此，萨特展示的地狱景象有别于传统的宗教想象，而是试图表现“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倾轧、欺瞒与指责的关系构成了比真正的地狱更悲惨的现实生存境遇。而在哲理层面，萨特还试图表现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以邻为壑”的时候，所谓地狱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甚至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在这出剧中，萨特也在自觉地对自己的关于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进行某种修正。释迦牟尼说：“心可以为地狱，亦可以为天堂。”人的自由选择当然可以指向真善美，但是也完全可以指向假恶丑，就像《间隔》中表现的那样，每个人物做出的都是种种卑劣的选择。萨特试图表现的是，人的存在固然决定于自我选择，但是选择什么却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生命本质。由此，萨特使他的自由选择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道德论的支撑。

《魔鬼与上帝》继续着这种关于选择的思索，并进一步引入了善与恶的观念维度。剧本以四百年前的农民起义为背景，侧重描写作为一介武夫的主人公格茨的生命抉择过程。格茨首先选择了魔鬼，专门作恶，然后又皈依了上帝，一心向善，但是两种抉择都归于失败。最终萨特安排他选择了进行社会斗争的具体的人群，从而完成了外在生命经历和内在观念历程的三部曲。在萨特的理念中，格茨无论对善还是对恶的选择，都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但是“抽象的观念并不能导致正确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如果只以抽象的善恶观念为内容，也并不能解决自我选择的问题”。剧本的深刻处在于，萨特让格茨最终觉悟到仅仅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不是具体考虑人民大众的生存处境，行善有时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格茨最后选择了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群，萨特本人认为这种选择使格茨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他开始归依人，在抛弃绝对的伦理之后，他发现了历史的伦理、人类的伦理与具体的伦理”，“他从笃信上帝到无神论，从抽象的伦理、不着边际的伦理到具体的介入”。^[6]剧本中格茨的这种转变从而也意味着萨特本人思想的变化，他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学说最终赋予了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也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臻于成熟。

萨特《恶心》及对存在主义的贡献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