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20世纪文学的先知

2024-01-2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906年毕业后先后在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和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机构担任职员，1922年因患肺结核病退职。美国女作家欧茨称“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机器的发明者最终与杀人机器浑然一体，成为机器的殉葬品，从而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

已经过去的20世纪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与此相适应的，是20世纪的小说也走上了一条艰涩而复杂的道路。如果说，文学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那么，小说的复杂性反过来也印证了20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复杂性，小说的复杂与世界的复杂是同构的。这也正是20世纪从形式到内容都趋于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学占据了主潮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勾勒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主潮中各种流派的简要图景，是本书写作的主导目的所在。

在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史上，弗兰茨·卡夫卡堪称是一个奠基者。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个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极端专制的犹太商人，这种专制的作风对于卡夫卡一生中敏感和内敛的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01年，卡夫卡入布拉格大学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亲的意志改学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毕业后先后在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和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机构担任职员，1922年因患肺结核病退职。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去世。

布拉格卡夫卡旧居。1883年卡夫卡在底层角上第一间房子里降生。

卡夫卡的文学的一生是默默无闻的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死后发表的。卡夫卡自小酷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广泛涉猎哲学和文学著作，尤其喜欢斯宾诺莎、尼采和易卜生。1904年卡夫卡结识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正是布洛德在卡夫卡生前帮助他出版了一部分作品，并在卡夫卡死后违背了卡夫卡意图烧毁自己的全部手稿的遗愿，为卡夫卡整理出版了遗作），也是在这一年，卡夫卡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在此后20年的时间中，他创作了如下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中、短篇小说集《观察》（1913）、《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20）、《饥饿艺术家》（1924）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寓言、格言和书信、日记。这些遗作从3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西方文坛的关注，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20世纪的作家所能创作出的最振聋发聩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持续的“卡夫卡热”。美国女作家欧茨称“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卡夫卡也被视为20世纪现代主义的第一人，80年代，欧美几家权威书评杂志在评选20世纪现代主义大师时，卡夫卡都排在第一位。

18岁的卡夫卡

《变形记》原版封面

《审判》手迹

英国大诗人奥登曾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1]夫卡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作家，也是最早传达出20世纪人类精神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卡夫卡的创作个性和文学世界可以在他成长过程中找到背景。从小到大的压抑的环境造就了他内敛、封闭、羞怯甚至懦弱的性格。内心敏感，容易受到伤害，对外部世界总是持有一种戒心。他在去世前的一两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地洞》，小说的奇特的叙事者“我”是个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的小动物，但这个小动物却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充满了隐忧、警惕和恐惧，“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个地洞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人的处境的象征性写照，意味着生存在世界中，每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它的寓意是深刻的。而从卡夫卡的传记生平的角度看，这个小动物的地洞中的生活也可以看成是作者的一种自我确认的形式，借此，卡夫卡也揭示了一种作家生存的特有的方式，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的生活，回到一种经验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卡夫卡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地窖一样的处境中沉思冥想的内心写作方式。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2](www.chuimin.cn)

这是一种与喧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生活构成了巨大反差的内在生活，衡量它的尺度不是生活经历的广度，而是内在体验和思索的深度。

卡夫卡正是以自己的深刻体验和思索，洞察着20世纪人类所正在塑造的文明，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写于1914年的小说《在流放地》描述了一名军官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一部其构造复杂精妙的处决人的机器，并得意洋洋地向一位旅游探险家展示他的行刑工具。一个勤务兵仅仅因为冒犯了上司，就要被他投入这部机器受死，死前要经受整整十二小时的酷刑。但是在勤务兵身上的表演并不成功，于是读者读到了20世纪现代小说中最具有反讽意味的一幕：那个制造了这部机器的行刑军官最后竟自己躺在处决机器上，轧死了自己。机器的发明者最终与杀人机器浑然一体，成为机器的殉葬品，从而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它是关于使人异化与机械化的现代统治的一个寓言。

卡夫卡的另一篇代表作《变形记》写的是职业为一名旅行推销员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

格里高尔·萨姆沙最初的反应尚不是对自己变成甲虫这一残酷现实感到惊恐——仿佛变成大甲虫是个自然不过的事——而是担心老板会炒他的鱿鱼。当然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失掉了工作，并成为一家人的累赘，父亲甚至把一个苹果砸进他的背部的壳中，并一直深陷在里面。最终，连起初同情他的妹妹也不堪忍受他作为甲虫的存在。小说的结局是格里高尔在家人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中死去。

《变形记》写的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社会现实是一个使人异化的存在，格里高尔为了生存而整日奔波，却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归宿感。社会甚至家庭、人伦都使他感到陌生，最终使他成为异己的存在物，被社会与家庭抛弃。这就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生存处境的变形化的写照。卡夫卡以一个小说家的卓越而超凡的想象力为人类的境况作出了一种寓言式的呈示。现代人面临的正是自我的丧失和变异，即使在自己最亲近的亲人中间也找不到同情、理解和关爱，人与他的处境已经格格不入，人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同时却对自己这种异化无能为力。而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变形记》因此也状写了人的某种可能性。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可能的一种悬想。在现实中人当然是不会变成甲虫的，但是，变成大甲虫却是人的存在的某种终极可能性的象征。它是我们人人都有可能面对的最终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是人的生存现状。因而，当格里高尔本人和他的家人发现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时候，都丝毫没有怀疑这一变形在逻辑上的荒诞，而是都把它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卡夫卡的写法也完全遵循了写实的原则，仿佛他写的就是他在生活中所亲眼目睹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读者也完全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的写真而接受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宿命。

卡夫卡的小说都有一种预言性。譬如黑塞就说：“我相信卡夫卡永远属于这样的灵魂：它们创造性地表达了对巨大变革的预感，即使充满了痛苦。”^[3]而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则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表达了对世界的梦魇体验，对这些作品，“人们无法作直截了当的阐释。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淡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那么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而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先知。

20世纪初的布拉格全景

卡夫卡：20世纪文学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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