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统治自然观批判：欧美生态文学教材

4.征服、统治自然观批判

20世纪的生态思想家把对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观念的历史性批判一直推到《圣经》。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¹³⁴⁾。怀特这篇发表于1967年的文章在生态思想界和神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生态神学的形成和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推进作用。怀特以后，许多学者对犹太—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当代环境危机的宗教背景》里就指出，《创世纪》“读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许可证，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¹³⁵⁾。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西方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¹³⁶⁾

尽管《圣经》也包含了一些生态思想（详见下章），但备受人们抨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6—30节（其他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8:5—8）关于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与“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的诫命，传达出明显的统治自然的意识却是无法否认的，无论怎么重新解释也不能排除“治理”（kabas）和“管理”（rada）这两个希伯来语单词的“践踏”和“压榨”的含义。古希伯来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英译是subdue，意思是“制服，使顺从”，subdue nature是conquest of nature的又一说法）用来描述用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的领地并迫使敌人成为奴隶；rada（英译是have dominion over或rule，rule有“管理”之义，更有与dominion相近的“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来描述对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军事入侵、摧毁和统治，以后也用来描述一家之主对家庭和家奴的统治。⁽¹³⁷⁾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马歇尔在《自然之网：生态思想探索》一书里也指出：“《创世纪》1:28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利用自然。”⁽¹³⁸⁾

即使是对这一诫命做了似乎能自圆其说的重新解释的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也承认两千多年来在基督教文明范围内，人们把这一诫命“误解”为“命令人类支配自然、征服世界并统治世界”的具有宗教合法性的授权。“因此，欧洲和美国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信仰，对今日世界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这样，莫尔特曼尽管在经文的理解上与怀特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圣经》里的这一被“误解”的诫命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对西方文明征服和统治自然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莫尔特曼才说：“今天，我们再一次，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处于对地球母亲的粗暴剥削和破坏的时代。为了克服这种危机，我们需要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一个彻底的、全球性的转变；这是从主宰地位到共同体，从对自然的破坏到对自然的解放的转变。”⁽¹³⁹⁾当然也包括对基督教教义认识上的转变。

著名的生态神学家、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夫曼1998年在哈佛召开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基督教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我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含的拟人观（指赋予神、人、动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或人性的思想——引者注）——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留至今——需要被解构。”⁽¹⁴⁰⁾因为惟有这样才可能消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

泰勒也强调彻底改变人类的有着古老根源的征服和开发自然的观念。他对这种观念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开发的态度是当今大多数人——至少是西方文明里的大多数人——对待自然界的主要态度。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只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自然只为我们而存在，而不为其他生物存在；惟有我们有权把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制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¹⁴¹⁾

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要转变征服自然的态度，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要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把他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使“他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物”⁽¹⁴²⁾。

社会学家威尔森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¹⁴³⁾

胡塞尔在毕达哥拉斯、洛克、普鲁东、马克思等人之后，继续探讨征服自然与征服人之间的关系：“人随着他的成长，对宇宙的认识能力越来越完善，同时也获得了对他实践所及的周围世界越来越完善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无尽的进程中持续扩大。这也包括了对从属于现实周围世界的人类的控制，即控制他自身和他的伙伴……”⁽¹⁴⁴⁾征服和控制外部世界的精神取向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对自然破坏的同一动力。征服人的成就感与征服自然的成就感相互强化，并激发起更狂热的野心和僭妄，进而又推动新一轮更具杀伤力的人间控制和自然征服。

霍克海默也将人类对自然的扩张和控制与人类社会内部的扩张和控制结合起来分析：“理性的疾病是指理性生发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冲动。可以说，当今普遍的集体性疯狂，从集中营到似乎最无害的大众文化反响，已经在原始的对象化活动中，即在第一个人把世界作为被捕食的动物并向其投射功于算计的注视中就有其萌芽了。”⁽¹⁴⁵⁾霍克海默不仅指出人在社会里的扩张和控制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也论述了这两种同根生的控制殊途同归的结果：“由于人把自然界贬成了统治的对象，贬成了统治的原料”，人实际上也就把自己贬成了统治的对象和原料，“从征服自然界转到奴役社会”。“自然界进行了报复，使人们对本身产生了自我蔑视。”“支配人以外的自然界和其他人，是以否认人的自然本性为代价的。……由于否认人的自然特征，不仅熟练地支配自然的目的，而且人自己生活的目的也变得迷惑和看不清了。当人去掉它本身作为自然的意识时，人在生活中所维持的一切目的、社会进步、一切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提高，以及意识本身，都成为没有意义的了。”⁽¹⁴⁶⁾

斯宾格勒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没落》里指出，现代文明是“人性发展所达到的最外在、最不自然的状态”。它是一个终结，是紧跟在生命之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硬，是取代了大地母亲的理智时代和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呆板的城市。西方已经走到了没落的时刻，从活生生的文化走向垂死的文明。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扩张主义”（expansionism不光指政治、军事，还指经济发展的无限扩张，特别指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和扩张）。“扩张的趋势，是命运的劫数，这劫数是鬼魅似的，它抓紧着、强迫着、利用着世界都市中的晚期的人类，无论他是否志愿，是否自知。”工业化是一种灾难，它使自然日益枯竭。“机械的世界永远是有机的世界的对头，死板板的自然永远是活生生的自然的敌人。”⁽¹⁴⁷⁾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统治的客体性迅速、无情和完全地扩张到整个大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被分解成市场的可以算计的市场价值，它不仅笼罩了整个大地……而且……把存在性（the nature of Being）当作交换对象，于是，所有的存在都隶属于功于算计的交易，那些不需量化的领域都被牢牢地控制起来。”⁽¹⁴⁸⁾

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人类的恶体现在对人和对自然两个方面，而且两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指出：“人已尽其所能地作了一切恶，无论对自然（因掠夺而使自然荒芜和枯竭），还是对他人（发明杀人武器和彼此消灭的手段）。”⁽¹⁴⁹⁾

在《自然的控制》里莱斯指出，“‘征服’自然的观念诱发了虚妄的希望，在这种虚妄中隐藏着现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自然的控制和人的控制之间有着难以解脱的联系。”于是，“整个自然界（包括人在内）都被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来理解和占用”；于是，“奢望征服自然的人类自己也被其人性中的精神本性所奴役”；于是，必然导致“两种相互联系的灾难：全面威胁生物圈的生态平衡、所有生命的支撑系统，以及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的不断扩大的人类的暴力冲突。这两种灾难或其中一种，都会导致现在命定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的毁灭或者剧烈变异”⁽¹⁵⁰⁾。

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在《社会生态学的哲学》等著作里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之间的相互征服。“社会生态学最基本的要义就是：我们首要的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问题。”⁽¹⁵¹⁾“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例如男人统治女人，一个阶层的人统治另一个阶层的人，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¹⁵²⁾“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实意味着生态学之外的更大更紧迫的社会危机，即等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家长制的和阶级的矛盾加剧和发展。”布克钦甚至认为：“要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只有通过依照生态的路线、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作为指导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方式才能实现。”⁽¹⁵³⁾

凯伦・沃伦在她主编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著作里总结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有历史的、体验的、象征性的、理论上的重要联系”⁽¹⁵⁴⁾。“生态女性主义者坚信，这种统治的逻辑既被用来为人类的性别、人种、族群或阶级统治辩护，又被用来为统治自然辩护。”⁽¹⁵⁵⁾“生态女性主义者要分析的就是这样的两种孪生的统治——统治自然与统治女人，并思考对有色人种、儿童和下层人民的统治。”⁽¹⁵⁶⁾

米尔布拉斯以浅显的语言明确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者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我们虽然不再同情露骨的奴隶制度，但是很多统治集团都具有让弱小生物屈服于自己并向强力欲望俯首称臣的倾向。强权在我们的思维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人相信他们具有某种权力甚至具有某种责任去统治自然。许多男人与女人都确信男人支配女人是正确的；许多民族与国家则相信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别人或者被他人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这种对于统治的强调是我们文明中的一种重要的罪恶。它导致我们相互伤害。为了与他人竞争，我们被这些罪恶驱使着去获取权力——我们相信我们绝不可能做出不去竞争、不去强大自身、不去追求控制权与统治权力的决定。但是正是这种不断的获取行为，推动去毁坏我们的生物圈。”⁽¹⁵⁷⁾(www.chuimin.cn)

辛格在他那本被誉为“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的著作《动物的解放》里论述了保护动物与人类自身解放的关系，指出“动物解放运动比起任何其他的解放运动更需要人类发挥他的精神”，“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延续”⁽¹⁵⁸⁾。

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1976）一书里指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向了极限。……工业的进步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正在走向无限制的生产，因而也就是无限制的消费；我们正借助技术日趋无所不能；借助科学日趋无所不知。我们曾想成为神，曾想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生物，它能创造一个第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自然只需为我们的新创造提供材料而已。”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可能给每一项文明，甚至可能给每一个人带来末日”。弗罗姆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彻底转变人类的观念，从to have（占有）转变成to be（存在），“发扬存在指向而克服占有指向”⁽¹⁵⁹⁾。

哈贝马斯也反对控制、支配和随意改造自然，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是自然主体化或自然人格化：“我们不要把自然当作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与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要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做生存伙伴。在主体通性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动物、植物，甚至石头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同自然界进行交往，在交往中断的情况下，不能对它进行单纯的改造。”⁽¹⁶⁰⁾

生态学家米勒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抛弃全知全能的幻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放弃操纵地球的企图。把技术和管理的方法推广到存在的每一个领域也不能把我们从当今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因此，从人类的立场来看，我们的环境危机是我们对自然狂妄无知的结果。”⁽¹⁶¹⁾

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也反对控制自然。他说：“不应把认识自然与控制自然等同起来。自以为了解他的奴隶，因为奴隶们服从他的命令，这样的奴隶主是盲目的。”他非常赞赏小说家纳博科夫的一句话：“凡是能被控制的绝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绝不会完全被控制。”⁽¹⁶²⁾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则提出，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文明“急需一种新的态度和新的世界观”来取代征服自然观。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儒家思想，就是建立新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的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两条具有普适价值的“金规律”。遵循这两条金规律，把人类之间的将心比心和设身处地扩大到万事万物，有助于人们形成“包容万物的整体观”和“关注生态的意识”⁽¹⁶³⁾。

除了批判征服和统治观，20世纪的生态思想家还非常重视批判造成生态危机的其他文化因素。他们要全面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变革，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环境保护，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著名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前任执行主席麦克洛斯基认为：“在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经济组织方面，确实需要一场革命。因为，文化传统建立在无视生态地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一些预设之上，我们的生态危机就根源于这种文化传统。工业革命正在变质，需要另一场革命取而代之，以全新的态度对待增长、商品、空间和生命。”⁽¹⁶⁴⁾

政治学家奥菲尔斯强调：“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原则……与生态的有限是相冲突的，从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整个现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个人主义一类的核心信条，也许不再可行了。”⁽¹⁶⁵⁾

文学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¹⁶⁶⁾

麦茜特在她的《自然之死》一书里强调，必须对培根、笛卡儿、霍布斯、牛顿等人的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反生态思想进行批判，因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必须再次倒转”⁽¹⁶⁷⁾。

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的角度继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必须“废除以获得利润为目的来主导生产的资本的逻辑”；“回避与资本的逻辑的对立就看不到实际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¹⁶⁸⁾。

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文化批判，其批判的主要重点除了统治性的世界观，还包括技术性思维、工具理性和经济发展至上等。所谓深层，就是要深入审视作为环境危机之根源的那些最基本的思想文化原则。其代表人物奈斯强调：“深层生态学运动力图探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经济行为的以价值观、哲学和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假设。”⁽¹⁶⁹⁾约翰・希德明确提出，深层生态学“重视的已不仅仅是对环境危机的具体症状的治理，而更多的是对当代文明最基本的前提和价值的质疑”⁽¹⁷⁰⁾。

俄罗斯著名生态思想家莫伊谢耶夫著有《人与生物圈》（1985）、《人、自然与文明的未来》（英文版，1987）、《人类能否生存下去？》（1999）、《文明的命运，理性的道路》（2000）等16种有关生态问题的专著。他对人类的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果承认20世纪是预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可能不是完成的世纪，而是毁灭的世纪。其中，可能会发生那种在很多人意识中深信不移的世界观的崩溃，他们在文明背景下接受教育，这一文明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无限权力的基础上的。”⁽¹⁷¹⁾

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如果把人类社会和周围自然界联系起来的这种生活系统发生了危机，亦即自然界的死亡，那么，合乎逻辑的是，这个系统就遇到了整个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还有决非次要的基本价值观和信条的危机。”⁽¹⁷²⁾

著名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沃斯特富于激情地断言：“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¹⁷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