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

2.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

罗尔斯顿承袭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强调把“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和终极目的。⁽⁸⁹⁾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把罗尔斯顿的思想称为“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并进而把生态思想的发展总结成一个中心转化和扩大的过程：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是生态中心主义。其实这种界定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观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no 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做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何来中心主义？

罗尔斯顿并不强调任何一个物种、小生境乃至子系统的重要性，而是要以系统和谐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来考察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他坚持的是系统的思维、联系的思维和整体的思维，而不是要在自然界另立一个新的中心来取代原有的中心。他指出：“具有扩张能力的生物个体虽然推动着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却限制着生物个体的这种扩张行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系统从更高的组织层面来限制有机体（即使各个物种的发展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生存空间，直到‘被阻止’为止）。系统的这种限制似乎比生物个体的扩张更值得称赞。”⁽⁹⁰⁾罗尔斯顿强调系统整体价值至上和生态整体与个别物种的联系，与生态学最基本的观念——整体观和联系观是一致的。尊重生态过程，尊重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自然规律，进而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为尺度去衡量万物、衡量人类自己，约束人类的活动、需求和发展，使“所允许的选择都必须遵从生态规律”⁽⁹¹⁾，这才是罗尔斯顿生态思想的实质。如果非要给他的思想以一个名称，那只能叫做“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美国生态哲学家贾丁斯就持这种认识。⁽⁹²⁾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虽然也借用过“生态中心主义”一词，但同时也强调，这是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更重视整体性”的方法。⁽⁹³⁾英国生态思想家马歇尔也这样看，并且认为生态思维“应当是整体的。它应当把个人看做社区的一部分，把社区看做社会的一部分，把社会看做人类的一部分，而人类则是生物社会的一部分，最终是更为广阔的存在共同体”⁽⁹⁴⁾。齐默尔曼同样认为应当用整体论来概括罗尔斯顿等人的研究。齐默尔曼主编的《环境哲学》是著名的当代生态思想论著选。该选本分四大部分：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政治生态学。生态伦理部分又分两大类，一类是人本主义的研究，另一类就是“整体论的研究”（holistic approaches）⁽⁹⁵⁾，其中包括利奥波德、克里考特和罗尔斯顿的著作选。

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否定人类的生存权和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害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更不是反人类的生态中心理论。罗尔斯顿并不否认“人是生态系统最精致的作品”和“具有最高内在价值的生命”⁽⁹⁶⁾。他主张限制人类的非基本需求和无节制的发展，目的也并非要人类退回到前工业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而是要确保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要保护包括人类的长远利益在内的整个自然系统的长远利益。他不反对人类对环境进行有限度的改造，认为“尽管我们尊崇地球，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人化’”，“人类完全可以改造他们的环境”，“因为自然的丰富有一部分就体现为其作为人类生命之支撑的潜能。我们对人类的创造性、发展性、开放性和生机是加以肯定的。”他认为人类有权利建设城市、生活于城市并属于城市，因为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生境，“没有城市我们就不会得到完美的人性”和高度发展的文化。他继承了恩格斯等人的思想，也主张“通过服从自然而控制自然”，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绝对不能完全否定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正如不能把这种控制无限扩大化。人类的农业、畜牧业本身就是对自然的某种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污染和其他对自然过程的扰乱。我们需要的不是根本做不到的完全取消和彻底否定，而是把这种扰乱控制“在能为自然所吸收、在适于生态系统之恢复的限度内”⁽⁹⁷⁾。他提出，如果人遵循自然规律而杀掉和食用动物不仅“不意味着不尊重生命”，反而是“尊重了那个生态系统”。他还反对“平等地评价大自然中那些在价值上明明具有差异的事物”，甚至主张为了维护或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人为地扑灭某些过度膨胀的生物，指出一个生物学家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猎杀一头鹿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敬畏，决不亚于一名喂养一头鹿的仁慈协会的成员。⁽⁹⁸⁾十分明显，罗尔斯顿的思想不像许多其他生态思想那样缺乏实践意义，它既是宏观的、原则性的，又是具体的、可操作的。

尽管罗尔斯顿对人类生存及其必需的控制、改造自然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强调，但这种生态整体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其出发点和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类的利益而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罗尔斯顿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改造应该是对地球生态系统之美丽、完整和稳定的一种补充，而不应该是对它施暴。我们的改造活动得是合理的，是丰富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我们得能够证明牺牲某些价值是为了更大的价值。因此，所谓‘对’，并非维持生态系统的现状，而是保持其美丽、稳定与完整。”罗尔斯顿的这种限制与恩格斯给出的限制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但在限制的范围和限制的依据上却不同。罗尔斯顿从恩格斯的遵循自然规律上升到符合生态整体利益和整体规律。当然，罗尔斯顿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判断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问题，正如恩格斯的思想要面临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问题。罗尔斯顿承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和内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从前没看到的完整和美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事实有了新的认识（如对相互依存、环境的健康、水循环、种群的律动和反馈回路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美丽与完整的观念有了改变”⁽⁹⁹⁾。在无法断定人类的某一种改变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时，在还没有弄清人类的某种控制自然的行为是否超越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时，罗尔斯顿反对任何轻率的、冒险的干预自然，而主张让存在的自然存在，“让花儿自在地活着”⁽¹⁰⁰⁾。不过，人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局限导致客观上扰乱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而是根本就不具备生态系统至上的意识，根本就不想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来约束自己，明明知道是在危害生态系统还要继续坚持向自然施暴。

那么，人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考察问题呢（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大有人在，如乔纳・汤普森、威廉・格雷）？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做到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美丽及其规律来约束自己呢？罗尔斯顿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并且刻不容缓。他指出，人类必须建立以生态系统“整体意识为基础的责任感”，必须承担起“对生态系统的义务”——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义务“是终极性的义务”。他承认人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的理由。因为，人是惟一有理性的物种，人“是这个世界中惟一能够用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来指导其行为”⁽¹⁰¹⁾的物种，人是高贵的物种，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他的理性（How noble in reason！）；但“高贵的身份使人有更多的义务”⁽¹⁰²⁾。人的理性曾经使得他超越了万物，把自己视为世间惟一能够给予和获得道德关怀的物种；而今，理性也可以而且必须使他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站在生态系统整体的高度去关怀自然万物。

人类还是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益的局限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澳大利亚哲学家普鲁姆伍德在《人类中心之外的道路》里说得好，同情心能够“将我们置于他者的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从他者的角度看世界，考虑他者的与我们自己相似和不同的需要和体验”。这里的他者不仅可以是其他人，也可以是其他物种，甚至是整个地球。正是有了这种同情，我们才可能“扩大自我，超越自身的地位和利益”⁽¹⁰³⁾。布克钦也有类似观点，他指出，人类的“用概念思考和深深的同情感来认识和体验整个世界生命的能力，使他能够在生态社会里生存，并恢复、重建被他破坏了的生物圈”⁽¹⁰⁴⁾。如果人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者考虑，那么，即便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人们也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男性中心、白种人中心、欧洲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把世界连同它所有物种从生态危机中解救出来，只有人类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更何况生态危机原本就是人类造成的。人类无论如何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来开脱自己的罪责，无论如何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放弃他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对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责任，人类才真正堪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最高贵、最有价值的生命。如果说人类只能像猪羊那样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存，那才是对人类最大的不敬。

有人提出，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在此情况下何谈去关照生态整体？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辩解实际上回避了导致这种社会问题的真正和主要的原因——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罗尔斯顿明确地指出：“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重新分配”，而不是继续蹂躏奄奄一息的大地。“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果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要确保那些靠牺牲荒野地而获得的利益能够转移到穷人手中，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已被人类征服的土地与现存原始自然的比例（98%比2%）是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试图靠牺牲非人类存在物（生态系统、物种）的方法来解决人际内部的分配问题（源于不公正、特权、政府机制的无能、社会的麻木不仁）”，那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很可能成为“权势集团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烟幕；那种做法几乎牺牲了处于不同层面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延误必要的社会改革，使社会的不公正（一种社会性的负价值）延续下去”⁽¹⁰⁵⁾。(www.chuimin.cn)

罗尔斯顿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绝不能以维持或维护现存的社会不公正为理由反对或拒绝生态保护。生态系统在总量上早已给人类提供了足够维持生存的资源，是人类无止境的贪欲和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无止境的追求，使得人类的需要远远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和供给能力。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和物质需要，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还不够，还在人类内部剥夺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存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以满足穷困民众的生存权利为理由或借口要求继续疯狂榨取即将耗尽的自然资源、继续放肆污染早已超出自然吸收和净化能力的生存环境，不是荒谬的愚蠢，就是对不良居心的蓄意掩饰。

有人严厉批评罗尔斯顿主张“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为了更大的生态的善而牺牲个体”，“破坏了对个体的尊重”，进而称之为“生态极权主义”和“环境法西斯主义”⁽¹⁰⁶⁾。这种出语惊人的批评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严重地脱离了生态危机的现实，完全无视生态整体主义产生的语境。个体与整体的相互矛盾和相互依赖，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普遍而且永久地存在。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个体和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整体，并不是单凭抽象思辨和逻辑推导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的，提出一种观点必须充分考虑其所产生时期和所适应阶段。毋庸置疑，时至今日，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人类已经极其严重地恶性膨胀了，已经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已经极其严重地危害到整个星球和它上面的所有生命的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危机时期，在这样一种急需刻不容缓地保护所有生命的生存环境的语境下，还要奢谈人类作为自然整体之一类个体的个体利益，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填充其无限欲壑的所谓利益，其有害性就非常明显了。

不过，这种批评的确值得罗尔斯顿等主张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家认真思考。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倡者们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忽视人类和人类个体价值的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有其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现实需要，甚至可以说非如此矫枉过正不能撼动人类中心主义和以个人价值为本的人本主义；但是，生态整体主义者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整体价值的任何过分推崇都确实有滑向另一种集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危险。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绝不意味着否认系统内的子系统及其个体的价值。整体主义同时也必须是联系主义；如果不突出强调联系与和谐，如果只一味地强调个体或子系统为整体做出牺牲，那么就很容易走向以另一种整体利益（用生态整体取代过去的族群整体或国家整体）扼杀个体尊严和个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在学理上还需进一步完善，不仅强调母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还要强调子系统、主要是人类这个子系统的内部关系对于母系统的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把人类子系统内部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会公正的实现以及全人类的和平与合作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生死攸关的重大影响突显出来。尽管罗尔斯顿也论述了人类通过适度、合理（合生态系统规律之理）的改造、控制自然而推动文明发展的必要性，也给予人间的正义相当的关注，但却没有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中，没有将其上升到与生态系统整体共生共存的高度，没有突出强调人类子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最有能动性的作用。既然罗尔斯顿也认为人是生态系统中最精致的、最有内在价值的物种，既然生态危机主要是人为的结果，既然生态整体主义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且其产生的客观基础也是人类所造成的罄竹难书的生态灾难；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强调人类子系统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强调这个最主要的子系统内部的联系和它与母系统的关系。这不仅在学理上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样还可以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乃至儒家和道家生态思想的长处结合进来，使生态整体主义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具有普适性。

重视人类社会的平等、正义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强调人类子系统对自然母系统的重大作用，并不意味着不要限制人类的欲望。生态整体主义在行动层面的核心主张就是要限制人类的欲望、限制经济的无限增长，限制人类在物质层面的某些自由，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也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人类必须自我约束。这里所说的自我约束主要包括：对自由地追求、获取、占有个人财富和利益的约束，对个人无限度地追求越来越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的约束，对消费水平的控制和约束，对自由市场的约束，对人口增长的约束等。这种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超意识形态”的，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追求经济和工业的增长”⁽¹⁰⁷⁾；这种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超民族、超国家、超南北的，因为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全球合作，否则当生态系统总崩溃到来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遭殃，甚至都会毁灭。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和西方强调生态正义的一些学者谴责生态整体主义实际上是暗中鼓励生态入侵、生态殖民和维护西方中心和西方利益。这种批评是片面的，虽然它不无道理，虽然它揭示了某些极端整体主义者的实质。强调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强调发达国家首先自我约束并付出更大的牺牲固然绝对正确，但这些强调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缓解生态危机，而绝不能是任由经济无限增长、甚至期望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重蹈西方过度消费的错误道路。必须清醒地看到，后一种目标是不现实的，是地球生态系统所无法承载的。所有对民族、国家特性和权利的强调，所有对生态正义和世界公平的强调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那就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

西方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学者和某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批评生态整体主义“与自由主义核心观念背道而驰”，是“反自由的政治理论”，“侵犯了我们生活的最私人化的方面”，颠覆了最基本的个人自由。⁽¹⁰⁸⁾这种批评同样也是片面的。它的片面不仅表现在同样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严重脱离了当前的生态危机现实；而且表现于它把传统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视为不可分割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根据人类生存环境岌岌可危的现实修正的教条。欧文和庞顿说得好：“自由是可以分割的……如果我们想保存可以剩下的自由，我们就必须限制一部分自由。”⁽¹⁰⁹⁾佩西提出，要修正传统的人道主义，建立一种以全球意识为核心特征的“新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把我们同其他生命形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从人的总体性和最终性上来看人，从生活的连续性上来看生活”⁽¹¹⁰⁾。还有人提出“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的概念，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强调从世界的总体性来看人，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谦卑、尊重与合作。正如俄勒冈大学教授威斯特灵所说：“生态人文主义将恢复并赞赏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态度，……强调人类合作性地参与整个星球的生命共同体。”⁽¹¹¹⁾奥菲尔斯也指出，在可持续的生态社会里，有些权利是可以放弃的，特别是那些把私有财产当作资本来使用的权利。限制这些经济权利并不意味着也限制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政。而且，在消费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限制还可能是自觉自愿的，就像美国文学家梭罗那样。因此，人们的选择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即限制与自由二者必居其一的。确切地说，人类要选择的是：究竟是要现存生活方式的自由，还是要未来长久生存的自由？卢克・马特尔说得更为明确：“与对我们的生活、健康乃至存活的巨大威胁相比……对自由追求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强调简直没有任何价值。绿色思想家强调的则是，限制我们追求现已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限制，那么自然将会以更残酷的方式来限制。”⁽¹¹²⁾

至此，我们可以说，罗尔斯顿等人的生态整体主义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突出强调。人是有局限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和变化的物种，在他的演化进程中，他曾经犯过无数的错误，走过许多弯路。从生态危机和生态思想的角度来看，人类几千年来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而且主要是眼前利益）作为尺度，没有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与人类的长久存在生死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这个错误导致了无数可怕的、难以挽救的灾难。今后，如果人类还要继续以自己的意愿为惟一判断标准，则必将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甚至自己走向灭亡。罗尔斯顿等人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旧思路，努力去认识自然规律、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为防止人类重蹈覆辙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根源，为人类缓解乃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奠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