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外国文学教材：探索欧美生态思想

3.19世纪的生态思想

1866年，“生态学”（oecologie）一术语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首次提出（后来演化为oecology，最后才变成ecology）。依照赫克尔的界定，生态学指的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³³⁾。赫克尔是德国当时最著名的达尔文信徒，同时他还受到“与二元论截然不同的歌德的浪漫主义的整体论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明确地指出，人类“不是宇宙的局外人，也不是超自然的漂泊者，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在《宇宙之谜》里他更为尖锐地指出：“我们自己的‘人性’——在人类自大的描述中它被推崇到神性的高度，应当下降到胎盘哺乳动物的层面，对于宇宙来说，它并不具有比蚂蚁、夏日的苍蝇、微小的纤毛虫或最小的杆菌更大的价值。”⁽³⁴⁾生态思想史研究者马歇尔对赫克尔的杰出贡献有如下评价：“赫克尔把宇宙看做一个统一而平衡的有机体，坚持人和动物有同样的自然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坚持自然是正义之源，给人类生活以智慧且安全的指引。他因此成为现代生态学家的先驱。”⁽³⁵⁾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根，进而推动人们把人类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生物，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英国小说家哈代说，达尔文是对他的世界观影响最大的人。哈代这样论述进化论的意义：“看来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与通过对必要权利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的方式来重新调整利他的道德密切相关……把所谓‘金规律’从只适用于人类调整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³⁶⁾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利奥波德也认为，揭示物种间的联系是达尔文留给后人的主要精神遗产。达尔文让“我们知道了所有先前各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人们仅仅是在进化长途旅行中的其他生物的同路者。时至今天，这种新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物有亲近关系的观念，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欲望，以及一种对生物界的复杂事物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感到惊奇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应该使我们醒悟了。然而，我担心还有很多人未能醒悟”⁽³⁷⁾。

美国哲学家芒福德称达尔文是“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生态学家”⁽³⁸⁾，沃斯特也称他是“三百年来生态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达尔文的思想却有许多曲解，许多人只强调进化论中为生存而斗争的方面而忽视了其为生存而合作的方面。其实达尔文的生态整体观是十分明显的，他非常重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是“我必须对自然的和谐有所发现”⁽³⁹⁾。他指出：“植物和动物，哪怕在自然形态上有巨大的差异，都被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包在一起。”达尔文还经常使用“生命树”来描述生态整体。达尔文曾告诫自己，在论述时“绝对不要使用‘较高等的’或‘较低等的’的字眼”，这表明他意识到把等级观念用到生物学当中是危险的。在《物种的起源》里达尔文根本没有用过“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广泛流传的短语，那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来的，以之取代达尔文的“自然的选择”。达尔文还明确指出“为生存而斗争”原本也不是他提出的，是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的，但他的“斗争”（struggle）还包含对其他生物的依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斗争并不仅仅为了生命个体的存在，还包括为了后代能够很好的延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在《物种的起源》里非常小心地回避了他的理论与人类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的关联，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对他进行曲解的基础上的机械套用。⁽⁴⁰⁾

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人应当主动地从道德上关爱动物，以“人性之披风”“为所有能呼吸的动物遮风挡雨”，使“其他动物获得这些除非遭专制之手的剥夺，否则决不放弃的权利”⁽⁴¹⁾。叔本华也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涉……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⁴²⁾尼采则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⁴³⁾。

普鲁东的思想引起当代生态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并非不讲秩序，而是讲自然秩序。他曾宣称，“无政府主义就是秩序”，类似于道家的“道”和戈德温的自然秩序。普鲁东在激烈抨击政府滥用权力统治人民的同时，严厉谴责了人们对大地的不敬和滥用：“人不再爱土地了。土地所有者出卖它，出租它，分割它，滥用它，用它讨价还价，把它当作投机的对象。农场主为了不可遏制的获利欲望摧残它，侵害它，榨干它，牺牲它。他们再也不与它融为一体了。”“我们这一代人爱土地就像守财奴爱偷来的金子。我们需要它只是为了它的投资价值，以便能使我们沉迷于我们粗俗的幻想以及把田野变成家的供养者的骄傲，或者使我们体验占有的骄傲，能够说‘这是我的’。”⁽⁴⁴⁾普鲁东把人对人的征服摧残与人对自然的征服摧残联系起来批判，较之前人更加激烈也更为深入。

当代生态思想家认为普鲁东最大的贡献是对“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正义和平等的强调以及对征服统治意识的批判。正义和平等是普鲁东著作的关键字眼。他强调正义和平等，目的不仅是要恢复对人格的尊重，而且还要重建对自然的尊重。生态思想家马歇尔总结道：“普鲁东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结合，坚信自然的正义，主张联邦制的学说，以及指出自由应当建立在母亲的秩序之上而不是儿女们的秩序之上（建立在整体的秩序而非个体或部分的秩序之上——引者注），这使他成为现代生态运动的重要的先驱者。”⁽⁴⁵⁾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在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社会大肆破坏环境给予了严厉批判：“所有的自然创造物都被变成资产：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物产。自然创造物也必须获得自由。”⁽⁴⁶⁾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一书里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明确的（虽然不是非常具体的）生态主张，认为劳动者和自然都被统治阶级所剥削，二者将随着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⁴⁷⁾。马克思还论述了人类控制自然所带来的恶果：“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⁴⁸⁾这与普鲁东、洛克甚至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应当是，在达到“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同时，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⁴⁹⁾。当代生态思想家马特尔评价了马克思对后世生态思想的影响，指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能够被绿色政治学理论所采用”，他的“政治经济学说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和市场结构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可以为生态社会学和生态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⁵⁰⁾。

恩格斯对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自然辩证法》可谓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杰作。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些十分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和“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恩格斯指出：(www.chuimin.cn)

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⁵¹⁾

恩格斯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从属关系，并对人类统治自然和支配自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认识自然规律，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种通过理解和把握自然规律来支配自然的观点，与文艺复兴时期培根的看法是一致的。培根曾说过：“我们只是在思想中掌握了自然界，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服从自然界的束缚，但是，如果我们愿在发明中受自然界的指挥，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就可以指挥自然界。”⁽⁵²⁾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可能在自然界面前是自由的。正像恩格斯所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⁵³⁾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的生态思想被20世纪的生态思想家经常引用，⁽⁵⁴⁾后者十分重视恩格斯对遵循自然规律的突出强调。他们意识到，这种强调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所有违反、干扰自然规律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从当今生态哲学的眼光看，遵循自然规律这个必需前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我们评价人类的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生活方式乃至整个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是否违反了自然规律；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才应当肯定，违反自然规律的就必须否定。这一价值标准堪称“金规律”（golden rule）；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给这一“金规律”以足够的重视，人们在讨论具体如一个科研项目（如克隆羊或克隆人）、一个工程项目（如修建巨型水坝或大规模的水体调动），宏观如社会发展远景规划、经济全球化直至整个文明发展进程时，还没有把这一“金规律”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还没有把不违反自然规律当作必要前提。很多时候，人们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⁵⁵⁾

这就是著名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它郑重地向人类宣告：人永远也不能征服大自然，人永远不应当与自然为敌，从长远来看，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改造绝对不可能获得胜利。陶醉于对自然的短暂“胜利”是愚蠢的，乞求以征服自然来张扬人的力量是虚妄的、而且终将是徒劳的。如果非要这么做，只能是自食其果。人类只能“一天天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和比较远的影响”⁽⁵⁶⁾。百年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也谈到了自然对人类征服行为的报复，不过他用的词不是“报复”而是“强制”：“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欧洲文明就是沿着这个途径过来的。”⁽⁵⁷⁾美国学者科茨在其《自然：西方古往今来的态度》一书里对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像一个近代的预言家，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敦促我们记住我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⁵⁸⁾

不过，恩格斯的思想也有尚待补充之处，其中之一就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无法断定是否正确把握了自然规律时应当怎么办。当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成为人能动地统治和支配自然的前提时，自然的无限复杂性就必然会与人本身及其认识的局限性产生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永远不可能绝对正确地掌握自然规律，永远不可能绝对准确地预测“第二线”、“第三线”或“比较远”的未来结果。当人利用自以为正确把握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所谓自然规律去能动地干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时候，他的失误或迟或早地必将遭到自然的严酷报复。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威力巨大、可以将整个地球毁灭的技术的今天，这样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日本学者岩佐茂说得好：“既然自然的相互作用，各种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无限的，人对自然的认识常常受到历史的制约，那么科学无论怎样发展，要预测‘往后和再往后’所产生的影响，即‘较远的自然后果’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也没有说能够对它们进行全部预测，而是说能够逐渐地预测。但是在环境问题上，与其采取恩格斯的乐观主义态度，不如自觉地认识到我们的预测是有限的，我想这更为重要。”⁽⁵⁹⁾如果用生态学家希德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必须学会‘让存在的原样存在’（Let beings be），允许别的物种按照自己的进化规律存在而不去控制改造它们。”⁽⁶⁰⁾

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并不意味着不承认或刻意掩盖他们的那些非生态的思想。应当注意到：他们是主张人类统治和征服自然的，他们“过分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⁶¹⁾和“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⁶²⁾；他们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⁶³⁾，“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牺牲非人类的利益”⁽⁶⁴⁾；在他们理想的自由王国里，人类凭借其高度发达的技术对自然的制服将达到如此之程度，以至于自然再也不能对人类产生威胁。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生态思想的具有预见性和普适性的贡献，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而不是将其十全十美化、否认其需要发展和完善，那才是科学的态度和真正意义上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