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生态文学：上古至17世纪的思想

2024-01-2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西方传统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人”。他的思想实际上与18世纪生物链的思想已经十分相近了。古罗马文明的现世性和商业性更强，因此对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但仍有一些思想家对凌辱地球母亲的行径给予了谴责。在中世纪，一些神学家也提出了有价值的生态思想。

1.上古至17世纪的生态思想

古希腊米力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那克西曼德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强调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认为，世界上的每一种元素都“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土。然而有一种必然性或者自然规律永远地在校正着这种平衡”⁽¹⁾，自然规律就是一种终极的正义，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必须服从这种正义。

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西方传统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人”。他指出：“只要人还在残酷地毁灭低等生命，他就绝不会懂得健康与和平。只要人类还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他们就会相互屠杀。他播种了谋杀和痛苦的种子，就一定不可能收获欢乐和爱。”⁽²⁾把摧残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摧残联系在一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探讨这两重关系的内在联系，毕达哥拉斯也许是西方的第一人。

赫拉克利特也非常重视自然规律，他所谓的“逻各斯”（logos）就是自然规律，逻各斯决定着万物的变化，人必须依照逻各斯而行。“如果不听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这就是智慧。”⁽³⁾赫拉克利特不仅主张遵守自然规律，并称之为“智慧”；而且还对以人为价值判断标准提出了质疑：“自神的眼中看来，万物都是美好（高贵）的、善良而正义的，但是人们却认为，有的东西是正义的，而别的东西则是不义的。”⁽⁴⁾正义与不义之间的分别不过是人的假定或人类的习俗。如果把这里的神宽泛地理解为自然，那么，进一步的推论就应当是以自然规律作为判断标准了。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是一”的思想可以看做生态学最基本的观念——整体观的最早发端。

巴门尼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然整体观念，他写道：

存在不可分，因为它整个完全相同，

它不会这里多一些，这样就会妨碍它的连接。

它也不会那里少一些，存在充盈一切。

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

因为存在只能和存在紧接在一起。⁽⁵⁾

巴门尼德不仅关注自然整体，而且关注整体的内部联系。构成整体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过多地增加或减少，都将导致联系的紊乱。他的思想实际上与18世纪生物链的思想已经十分相近了。

尽管正是苏格拉底的著作使“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得以保存下来，但苏格拉底本人并不同意普罗塔戈拉的看法。他的理由是：“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如果一定要为判断万物的价值确立一个尺度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在《法律篇》里说，只有神“才真正是‘万物的尺度’”⁽⁶⁾。以任何一种不尽善尽美的东西作为判断自然万物之价值的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规律的干扰和背逆；而以天性中有着明显缺陷、又是自然界能动性最强的人作为这样的尺度，则更会导致可怕的、无可挽救的灾难。

犬儒学派（the Cynic School）的狄奥根尼等人堪称在西方开创了厌恶文明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回归自然的先河。他们蔑视征服和扭曲自然的文明，宁愿像狗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摆脱名利地位，追求质朴纯真，与动物平起平坐。“他们蔑视正统的生活标准，背着行囊携着拐杖四处漂泊，生活得就像乞丐。他们希望轻松地旅行，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简单生活。”⁽⁷⁾在卢梭、华兹华斯、梭罗那里不难看到犬儒学派智者的影子。

斯多葛派的创始人（基提恩的）芝诺同样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⁸⁾人的“终极意义也许可以界定为与自然和谐统一地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即我们人类与整个宇宙和谐统一地生活，所有的行为都不违背自然万物间的普遍法律”⁽⁹⁾。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当个体与自然整体和谐的时候，才是善的。这里的价值判断与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观的价值判断如出一辙。(www.chuimin.cn)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被称为“植物学之父”，又有人称他为“生态学之父”。他反对老师的观点——所有动物和植物为人类而存在，坚持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主张“努力确定自然物存在所依赖的条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联系”⁽¹⁰⁾。

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整体，“呈现为生命的这一宇宙‘全体’并不是一种形体无常的组织——像它里面的那些不分昼夜地由它繁富的生命力里所生出来的种种较小的形式那样，——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作用的、复杂的、无所不包的、显示着深沉莫测的智慧的生命”⁽¹¹⁾。这一思想非常接近20世纪的“该亚假说”。

古罗马文明的现世性和商业性更强，因此对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但仍有一些思想家对凌辱地球母亲的行径给予了谴责。普林尼在《自然史》里愤怒地指责人们对地球深处的资源进行开采：“何时将是地球枯竭的尽头，人类的贪婪最终将渗透到何处！”⁽¹²⁾西塞罗强调尊重一切生命，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¹³⁾。他向以残酷猎杀动物为乐的所谓文明人发出质问：“高贵的野兽被猎矛一戳再戳的时候，这究竟能给文明人什么样的快乐？”⁽¹⁴⁾

在中世纪，一些神学家也提出了有价值的生态思想。圣弗朗西斯就是一个。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把圣弗朗西斯誉为中世纪“统治自然的基督教传统的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伟大的例外”和“生态学家的保护圣徒”。怀特指出：“弗朗西斯试图把人的君临万物的地位废黜，建立所有生物平等的生态民主。在他看来，蚂蚁不再是布道里的懒散的代名词，火苗是把灵魂向与上帝同在的大同世界延伸的象征；它们现在是蚂蚁兄弟和火苗姊妹，以它们的方式赞美创世主。”⁽¹⁵⁾卡特尔教派成员、里尔的阿赖恩说，自然伤心欲绝，因为人类不仅不遵循她的规律，而且对她恣意蹂躏。人类沉溺于肉欲之中，撕破自然的内衣，将她暴露在世人粗俗的目光下，使她“遭受了耻辱与分割”。对侮辱蹂躏自然母亲行径的如此谴责，就仿佛是20世纪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英格兰基督教神学家胡克发出这样的质问：“难道我们没有清楚地看到生物对自然规律的服从是整个世界的支撑点？”⁽¹⁶⁾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切萨尔皮诺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令人唾弃的东西，就连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神圣的价值”。另一位人文学者泰莱西奥在他的著作《论物性的起源》里激烈抨击了同时代人建立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称他们不但不尊重大自然和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行事，而且还粗暴地践踏大自然。“他们过于相信自己，一点也不考虑事物本身的状态和它们的力量。”他警告人类：如果“不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和促使自己衰亡的力量，他们即使怀着强烈的生存愿望，厌恶死亡，也是枉然”⁽¹⁷⁾。达・芬奇这样抨击人类蹂躏自然的暴行：“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与屠杀人类一样残暴。”⁽¹⁸⁾

哥白尼和布鲁诺的日心说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正如布鲁诺所说：“我们地球的统治者不是人类，而是太阳，它的生命与所有宇宙万物共同呼吸。”⁽¹⁹⁾美国诗人杰弗斯指出，日心说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对人类的自我中心论的强烈反讽和有力否定。他在《非人本主义者》（The Inhumanist）一诗里为哥白尼竖立了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为谁竖的？为耶稣、凯撒或人类之母夏娃？”

“不”，他说，“是为哥白尼，尼古拉・哥白尼，他第一个把人类

从狂热的自高自大和世界的中心

推出来，教人类认识自己的位置。”⁽²⁰⁾

帕拉切尔苏斯也反对人类把自己摆在与万物脱离和对立的地位。他指出，人们存在于自然之中，与整体和谐而不是在整体之上。“把自己吹捧为最高贵的创造物是傻子的行为准则。存在着许多世界，我们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惟一的存在物。”⁽²¹⁾

17世纪的哲学家洛克也批评了人类对动物的摧残：“折磨并粗暴地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或其他这类可怜的动物”，“将逐渐地使他们的心甚至在对人时也变得狠起来”。“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心和仁爱心。”⁽²²⁾承袭了毕达哥拉斯，洛克继续探讨摧残自然与人们相互摧残的关系。

欧美生态文学：上古至17世纪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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