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生态文学：特征与定义

生态文学的特征与定义

那么，怎样给生态文学下一个定义呢？迄今为止，国内外生态文学研究者对此讨论得还很不够，可以依据的文献十分有限。研究者们所使用的术语也十分混乱。主要的相关术语有三种：其一，是“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并由此而进一步创用“生态小说”（Ecofiction）和“生态诗”（Ecopoetry）等等，与之对应，把生态文学研究和评论称作“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有些高校开设的此类课程也叫“生态文学”，例如查尔斯・沃就从2001年秋季开始在丹佛大学开设“美国生态文学”（American Ecoliterature）课。其二，是多数美国学者所采纳的“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许多作品集和研究专著都使用这个术语，例如很有影响的《诺顿自然书写文选》以及内华达大学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默菲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其三，是“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例如现代语言学会出版的由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就使用这个术语。此外还有“绿色文学”、“自然取向的文学”、“文学的环境主义”等等。

不过，在目前纷繁混乱的术语使用中，有一个趋势却是明显的，那就是：由于“生态批评”已经获得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可，加之人们对生态思想的要义理解得日趋清楚准确，并逐渐认识到“环境”这个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开始使用“生态文学”这个术语。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的惊叹可以为证：“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生态文’（ecoli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²⁾

虽然以上三种主要术语所涉及的都是有关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写作，但其中的差异却是不能忽视的。对其进行辨析和区分并对生态文学做出明确的界说，直接关系到生态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

本书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对生态文学特征的描述以及对相关术语的辨析，建立在四个基点上：一是对“生态”的界说，即对生态思想的特性给出一个判断；二是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意义，以及确定“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三是对古往今来大量的强调保护自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汇入了20世纪生态思潮的文学作品之特点的概括；四是布伊尔和贝特等人的相关论述。劳伦斯・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教授，乔纳森・贝特是利物浦大学的教授，此二人被公认为当今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本书所引以为旁证或支撑论点的相关看法，来自此二人的四部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布伊尔的《环境的想像：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1995）和《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贝特的《大地之歌》（2000）和《大地之梦》（2000）。

界定“生态文学”之关键在于明确什么是“生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古往今来的生态思想作系统的考察，进而才能对“生态”意味着什么做出归纳性判断。本书第一章对西方生态思想进行了全面考察，根据这一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进而，可以得出我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术语界定的逻辑起点：如果要把某一类或某一批文学称作生态文学，那么该类文学一定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考察事物的特点或倾向。

“环境文学”这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观或生态整体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生态文学研究的首倡者之一格罗特费尔蒂说得好：“‘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位于中心，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在我们四周，构成我们的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³⁾因此，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术语来称呼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而且，环境并不一定就是自然环境，布伊尔就认为“环境”既包含了“自然的”也包括了“人为的”⁽⁴⁾环境。如此一来，侧重探讨自然与人之关系的文学，就与侧重揭示人物与其社会环境之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混在一起了。

那么，为什么非要使用“生态文学”这个术语、非要把文学的一部分划归到这一术语所涵盖的范围里呢？人类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被普遍采用的术语“自然书写”，为什么一定要用“生态文学”把描写自然的文学或“自然书写”划出去一部分呢？这就涉及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意义，以及确定“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了。本书在一开篇就表述了生态文学之所以繁荣和生态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表述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使命。生态危机的现实促使作家和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所擅长的创作或研究领域探索使地球生态和人类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出路，诚如布伊尔在其第二部著作的标题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生态文学及其研究都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正因为认识到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意义和作用，研究者才要把所有有利于生态保护、所有与当今生态思潮合拍的文学作品归到一起研究，并通过提出一个术语并给予这个术语合乎学理的界定，为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但是，使用“自然书写”这一个术语，却不利于关注生态危机的研究者达到上述目的。首先，“自然书写”这个术语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生态文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它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万物与人的联系、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的融合等。即使是描写自然，它也主要以揭示上述关系为目的。而且，生态文学特别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有的作品甚至可以完全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却因其深刻地发掘了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

其次，“自然书写”这个术语在思想上和体裁上涵盖面太宽。无论作者对自然持什么观点和态度，只要写的是自然，其作品都可以算作自然书写，甚至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作品。例如，《诺顿自然书写文选》所选的一些作品就不具备生态意识。使用“自然书写”无法将生态文学与一般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区分开来，无法将生态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使命显示出来。另外，“自然书写”还把非文学的写作也包括进来，不少自然书写文选都收入了相当数量的哲学、自然史、政治学、宗教学、文化批评等著述，从而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有人质疑：“自然书写”是文学吗？对“自然书写”的研究是文学研究吗？所以，著名生态批评家默菲坚持用“自然文学”或“自然取向的文学”取代“自然书写”，并仔细地分析了两者的差异。⁽⁵⁾由此可见，“自然书写”这个术语既不能把生态文学全部涵盖，又将许多非生态的文学创作和非文学写作与生态文学混为一谈。

此外，目前国际学界在命名与生态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时，大多采用“生态＋某学科”或“生态的＋某学科”的模式，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因此，采用“生态文学”可以与当代生态思潮的各个支脉形成整体和谐的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说，主张使用“生态文学”这个术语并对它进行探讨，绝非文字游戏，绝非为了概念而创造概念；实在是因为别的术语无法表示生态文学的独特价值，非给这类文学创造一个名称不可。

在界定这个术语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生态文学有哪些主要特征。布伊尔在他的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⁶⁾的著作《环境的想像：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里提出，“环境取向的作品”包含了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非人为的环境不是仅仅作为提供背景框架的手段来展现，而是作为显示人类历史与自然史之密切关系的对象来表现。

第二，人类的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理的利益。

第三，人类对这种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之一。

第四，文本中对环境的描写必须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而不只是给定的、不变的模式。⁽⁷⁾

虽然布伊尔并没有使用“生态文学”这个词，但他所谓“环境取向”的文学大体上可以看做是生态文学。他所总结的前三个特征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四个特征主要强调的是自然描写的独特性，属于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范畴。然而，既然所有文学作品都应当具有审美的独特性和艺术的创造性，都应当符合一般的艺术规律，那么，这一点很难算得上是生态文学的特征。

我认为，生态文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四点，其中前三点是核心特征。

第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惟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持续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安全、健康、长久的生存（详见第一章）。

这一特征是对生态文学最基本的判断，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生态文学作品的第一标准。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在讨论生态文学时，我们不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说“自然与人的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发现布伊尔的不足。布伊尔指出“人类的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理的利益”非常重要，但还需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人类的什么利益才是合理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合理的利益？有没有比人类利益更高的利益？当人类的眼前利益与自然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什么利益为优先选择？

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

生态文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考察和表现主要包括：自然对人的影响（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体以及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人对自然的赞美和审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和谐等。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正如布伊尔所突出强调的那样，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

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所展现的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关系被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那就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之所以将其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就是因为它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及其创作手法里的一种典型表现。既然我们已经论定生态文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文学；那么，就必然要将布伊尔已经否定的“仅仅作为提供背景框架的手段”的、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的联系排斥在外。生态文学家非常反对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而上述这些创作手法，究其实质，恰恰正是将自然万物工具化的一种方式。排除了这一类联系，实际上也就在生态文学作品与非生态的描写自然的作品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

生态文学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落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上。对于这个特征，许多学者和作家有一致的看法。布伊尔强调生态文学必须“显示人类历史与自然史之密切关系”，贝特主张生态文学及其研究要探讨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找出人类的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另一位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也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⁸⁾美国当代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也认为，生态文学家“要像梭罗那样超越了简单的自然文学范畴，而成为社会的、国家的以及我们现代工业文化评论者的作家”⁽⁹⁾，成为盲目的进步和发展的批判者。布兰奇、斯洛维克等人在其主编的《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导言里指出：“和女性主义批评与非洲裔美国人文学批评呼吁文化改变一样，……生态批评也提倡文化变革，它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想像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在文化的重审和重构进程中，生态文学的研究和分析将发出响亮的声音。”⁽¹⁰⁾

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得生态文学具有了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许多作家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正因为这一特征，在判断具体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时，无需把直接描写自然作为必要条件。

第四，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

许多生态文学作品都传达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作家们或向往神话时代初民们的生存状态，或羡慕印第安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或身体力行地隐居于自然山水之中。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生态文学家清楚地知道，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返回与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同样的生存状态中，但他们还是要执著地写出他们的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发人们不懈地探索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贝特在《大地之歌》里指出，生态诗的目的就是展现理想的自然生存状态，为我们提供“想像的自然状态，想像中的理想的生态系统；阅读它们，陶醉于它们的境界，我们便可以开始想像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¹¹⁾。例如，物质生活最大限度的简单化和精神生活最大限度的丰富化，就是一种许多生态作家都描写过的理想的生存方式，从卢梭到梭罗再到许多当代生态文学作家都认为，追求这种生存方式，在当今发展阶段是可行的，也是回归自然的必要前提（详见第三章）。

布伊尔特别强调生态文学的想像性，他的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的标题就是“环境的想像”。贝特的《大地之梦》强调的是梦想。他写道：或许，“深层生态学的梦想永远不能在这个大地上实现，但是，如果我们还会作为一个物种而幸存于世，可能恰恰就依赖于我们还具有在我们的想像性的作品里梦想的能力”⁽¹²⁾。布伊尔和贝特所说的想像和梦想，不仅指生态文学对美好理想的表达，还包括对未来的生态灾难的预想和预警。事实上，从19世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2003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生态文学家创作出了大量的预测和想像未来生态灾难和人类毁灭的反乌托邦作品。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发出警告：人类正在向其大限步步逼近，如果继续现今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生态系统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生态思想家沃斯特、生态批评家布伊尔都把这类生态预警性文学叫做“生态启示录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cological apocalypse）。布伊尔特别指出：“启示录是当代环境想像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核心隐喻。”⁽¹³⁾

至此，我可以给“生态文学”下一个定义了：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

从生态文学的特征和定义可以看出，生态文学研究主要是思想内容研究，是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发掘、分析和评论。生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生态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的结合上。这种研究的目的，与生态文学和上述各学科的目的一样，是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他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重新认识他们正在被驱使着走向的、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的未来生存状态”，“促使他们关怀这个物质世界……认识这个应当被珍惜但却被蹂躏和滥用的、处于危险的地方”⁽¹⁴⁾，进而对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根据上述定义和特征，我们可以对具体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进行判断。例如，以下四首描写自然的诗就不是生态作品。

天上的行云啊，永远的流浪者！

你们，逐放的流囚，正同我一样，

经过碧色的草原……匆匆奔向南方。⁽¹⁵⁾

莱蒙托夫：《云》

号啕大哭的粗鲁的风，

悲痛得失去了声音；

横扫阴云的狂野的风，(www.chuimin.cn)

彻夜把丧钟打个不停；

暴风雨空把泪水流，

树林里枯枝摇个不休，

冬深、海冷、处处愁——

号哭吧，来为天下鸣不平！⁽¹⁶⁾

雪莱：《哀歌》

这两首诗与许多浪漫主义诗歌一样，主要是借景抒情，诗人的情感投射到自然景物上，而景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形象地传达出人的情感。

自然是一座神庙，那里有活的柱子

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

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

森林露出亲切的目光对人注视。⁽¹⁷⁾

波德莱尔：《对应》

思想追随着思想，波浪逐着波浪，

这是同一元素形成的两种现象。⁽¹⁸⁾

丘特切夫：《波浪和思想》

这两首诗旨在借用外在的喻体、象征物或客观对应物来比喻、暗示、象征人的感受、思想或心态，因此，它们也不是生态诗。

不妨再举两个描写对象相近的同时期作品做一比较。雷切尔・卡森在她诗一般的散文作品《海风下》里，这样描写一只名叫安吉拉的美洲鳗鱼以及准备捕获它的渔夫：

出于习惯，这只美洲鳗好奇地把头探进漂在水面的大树下的枝叶里，增添了躲藏在里面的青蛙的恐惧，不过，她并不想骚扰它们，像以前在湖畔她经常做的那样，因为此刻饥饿已经忘却，更强烈的本能把她变成这滚滚奔流的河水的一部分。就在安吉拉滑入中流与河水一起掠过那棵大树时，……四张人脸正盯着树枝边的水面……⁽¹⁹⁾

另一位美国作家菲利普・布思的诗《苍鹭》也描写了水面的景物和渔夫，但写景的目的却是表现没有捕到鱼的渔夫对苍鹭捕鱼的羡慕，以及渴望自己能像苍鹭那样在如此贫瘠的水域捕到鱼的幻觉：

在库泊尔沼泽

我看见一只苍鹭

在水中悠然蹈过

而我，鱼没捕到一条

抱怨着这片贫瘠的水域

诅咒着这片吝啬的湿地

直到那长颈苍鹭的喙

迅疾地溅起水花

也激起我捕猎的希望。

继之是苍鹭腾空而起

在它扇动着的大翅膀下

我看到了鲱鱼闪现

落下。一只翅膀稍小的鸟

突然从这贫瘠的水域飞扑过去

掠过我的身体。⁽²⁰⁾

这首诗像多数传统景物诗一样，重心落在人上，景物实际上只是表达心态的道具，是对应灵魂的形象；而人才是中心，是主宰，是高于所有其他生物的灵长，即使是在他面对飞禽走兽自叹不如的时候。由此可见，作品的思想基础是非生态的。正如布伊尔所分析的那样，尽管诗中的“我”“渴望变成苍鹭，至少能变成飞扑向鲱鱼的小鸟”，但是，无论是苍鹭还是或真或幻的鸟，都是“拟人化的对应物”，都是渔夫的化身。“同样都是渔夫，在布思那里是意识的中心，哪怕在他谦卑的时刻；而在卡森那里则被排斥到边缘。”⁽²¹⁾卡森说过，在她的这本书里，“鱼和其他生物必须是中心‘人物’，它们的世界必须写得栩栩如生、可摸可触……不必让任何人类形象进入，除非是从鱼儿们的视点观察到的那些掠夺者和毁灭者”⁽²²⁾。生态文学研究者赞赏的是卡森这样的看法和写法：如果她写“一条鱼‘害怕’它的敌人”，那绝不是因为“我估计鱼儿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恐惧”或鱼儿的害怕反映了我的恐惧，而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事实上造成了它这种反应。⁽²³⁾

从卡森的描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到，作者是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审视一切的，特别是审视那些贪婪的捕鱼者，正是这些捕鱼者后来在美洲鳗千里迢迢回游产卵的途中将它们捕杀，连同它们腹中无数的后代，从而切断了自然大系统当中的一条重要的生命链，并必将进一步引起更为严重的连带后果。卡森对自然的爱、对干扰自然规律的掠夺的厌恶、对搅乱生态平衡的行径的批判跃然纸上。

再例如，有些评论者把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当作一位生态文学作家，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尽管他以描写自然而著名，尽管他创作了《飞鸟不惊的地区》、《大自然的日历》、《人参》、《叶芹草》、《林中水滴》以及身后发表的《大地的眼睛》等大量歌颂自然的作品；但他的作品却经常显露出非生态的态度和思想。总体上看，他不是生态作家，最多可以算做有生态思想萌芽的自然书写作家（详见第二章）。普里什文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镜子”⁽²⁴⁾。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自然写人。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要知道我笔下写的是大自然，自己心中想的却是人”。“我反映出了在不熟悉的大自然中的自己的心灵，或者相反，反映出了在自己心灵的镜子中的不熟悉的大自然，并且描写了大自然在自己心中和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这种反映。”⁽²⁵⁾在普里什文的作品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和观念是明显的。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的君主和胜利者”，人应当“改造大自然，控制大自然”，“把它变为我们的财产”，“改变它，训练它，就像自古以来那些有经济才干的人驯服家畜一样”⁽²⁶⁾。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爱自然是因为自然能够反映人的心灵、甚至能够为人提供猎杀和征服的快乐。在《大自然的日历》里，作者叙述了自己如何一枪正中狐狸的脑袋，狐狸又如何猛蹦了几下，在原地落下来。接着作者写道：“亲爱的富有怜悯心的人们，别为一只野兽悲伤吧，万物都逃不脱这个结局，我们大家都会伸腿长眠的。”⁽²⁷⁾可怕的残酷与拙劣的掩饰交织在一起，让人几乎无法忍受。

不过，普里什文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详见第二章）。很多作家都有类似的矛盾，如歌德、海明威、爱默生等。很多作品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即使从总体上看算不上生态作品，但却可能包含了闪烁着生态思想光彩的部分。本书所讨论的生态文学，既包括典范的生态作家、作品，也包括其他作家的生态思想及其在作品里的表现。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否认那些不属于生态文学的作品在其他方面的价值。作家有权利创作非生态的作品。毕竟，生态文学不是文学的全部；毕竟，文学是人的文学。

但是，对那些严重地反生态的作品，对那些强化了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之强权文化传统的作品，生态文学研究者必须给予批判。就像女性主义批评家要重审和重评男权文化传统里的文学一样，生态文学研究者也将重审、重评反生态文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详见第二章）。

生态文学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神话、诗歌、小说和散文等体裁的作品上。

生态文学前途无量，因为推动它走向繁荣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增强。只要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只要人类仍然面临生态灾难的威胁和灭绝性危险，生态文学就一定会持续繁荣下去。生态文学衰弱之时，就是我们这个星球和它的所有生命获得可靠的、持续的安全保障之日，而那恰恰是生态文学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