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与《我愿意》：一幕观者心声，巩俐量身定做

2024-01-2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孙周与《我愿意》那天晚上与一干朋友看了《我愿意》，当幽暗的放映厅忽然一片明亮时，影厅内响起了自发的热烈掌声，我能听得出来这是来自观者内心的一种自然反应，来自一种由衷。直到有一天孙周来找我，商量着要做一部电影，而且是为巩俐量身定做。几天前，受邀去观看《我愿意》，出发前我给冰冰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只是一部接地气的电影”，并嘱我看完后告诉她我的观后感。

孙周与《我愿意》

那天晚上与一干朋友看了《我愿意》，当幽暗的放映厅忽然一片明亮时，影厅内响起了自发的热烈掌声，我能听得出来这是来自观者内心的一种自然反应，来自一种由衷。

当我发现我也在鼓掌时，才意识到在一部电影放映完后能自动地响起掌声已是久远的事了。

八十年代初的我还住在江西南昌，还是一名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工人。有一天一位朋友兴冲冲地跑来找我，激动地向我讲述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新鲜事，其中说到了有一部电影在放映时引起的强烈反响：电影结束后所有人集体站起热烈鼓掌，场面非常感人，他说。我问，那是一部什么电影？《一个和八个》，那位朋友说。

我记住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几年后，我在一家简陋的电影院里专门买票看了这部正在当地上映的《一个和八个》。那时大众对中国电影还是冷漠的，电影院里只有寥寥数人，而我则从始至终感受着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强烈冲击。这是一部我从未见过的中国电影，它让我振奋。虽然我事先知道为了能顺利上映，导演不得不对它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镜头与剧情删改，但我那天依然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而且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当年在电影放完后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了，那不是礼节性的客气——就像我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见到的那般，那是因为在那个沉闷压抑的年代里，一群富有思想的电影人，率先扬起了探索的旗帜，带着对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的思考，而作出的一次艰苦努力。

我在心里也在为它鼓掌，那是在为中国当代电影终于迎来的春天而鼓掌，那是在为中国电影终于走出了笼罩它的阴霾而欢呼。

从那部电影起，一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中国第五代电影人。

在这一代诸多的人物名单中，孙周的名字并不那么响亮，而且显得有那么点边缘，虽然那个时代他拍了在当时同样引起反响的《给咖啡加点糖》和随后的反响颇好的《心香》，但似乎影响有限，尽管如此，关心中国电影发展的评论家们还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但凡看过孙周电影的人，都不难注意到当第五代导演还在狂刮“西北风”，还在黄土高原上高歌引吭时，这位偏居一隅的年轻导演则在城市电影这片尚未被开拓的荒漠里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了。

因为与孙淳的友谊，我与孙淳兄弟也成了朋友，而此前，我与孙周仅只是偶尔在不同场合遇上聊上几句电影的话题而已——而且我认识孙周是在与孙淳相识之前，但一直没有深交，友谊亦是泛泛的。

直到有一天孙周来找我，商量着要做一部电影，而且是为巩俐量身定做。我提出做一部“老少党”的故事，即一个大人与一个小孩的故事。那部电影让我们之间有了深度的交往，但我那时仍没意识到孙周其实一直在执迷于城市电影这一概念。

去年，在与冰冰通电话的过程中，知道了孙周要拍一部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新电影。冰冰那时仍在犹豫是否要接这部戏。我知冰冰对艺术一向认真，她的犹豫让我误以为剧本可能有点问题，而这，恰恰符合我那时对孙周的判断。

圣诞节那天我们一大堆朋友在孙奇姐姐公司搞了一个派对，孙周也来了，还是一副我所熟悉的乐呵呵的表情。我只是问了一下他的电影的基本情况，他只是说在做后期，我有意没问他自己觉得这部电影如何，因为我心里对它并不抱太大的期望，我以为充其量不过又是一部“一般般”的电影，我何必多问呢。(www.chuimin.cn)

一个多星期前，孙周的儿子在微博上发来一个留言，说：王叔，能为孙周的电影说几句话吗？我故意没有回答。没回答还是因为我私下里对这部即将上演电影的判断——好不到哪儿去。我的个性从不会为了朋友的面子而违心地说好话，我的原则但凡涉及艺术，都必须拒绝谎言，为此我得罪过太多的人。

几天前，受邀去观看《我愿意》，出发前我给冰冰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只是一部接地气的电影”，并嘱我看完后告诉她我的观后感。我答应了，私下里又一次觉得“一般般”的判断定然是准确的，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结果意外发生了，而且发生得让我瞠目结舌。纵然我再有想象力，也万万想不到我自以为熟知的孙周能拍出这样一部让人五味杂陈的电影。

在太长的时间里，中国电影对于我而言已然不再是一种享受了，它成了一种折磨，那种拙劣，那种荒诞的扭曲，以及莫名其妙的情节与人物，都让我倍感痛苦。我对中国电影的失望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

当中国电影进入了千禧年之后，任何一个敏感的电影人都会意识到电影的市场化是一条必然之路，虽然对艺术电影的热爱是许多人的梦想和追求，但时代已然开始转换了它的关注视点，转换了电影与大众的关系位置，作为一种颇具投资规模的文化产品，它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它与市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它的兴衰荣辱在很大程度上都将由市场的位置来决定，并做出抉择。我们无从逃避，这也是电影的宿命，虽然会让人感到无奈，但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民族电影。这个现实残酷而又真实。

但中国电影在这一迫不得已的转型时期，显然还没有真正地做好准备，它具体表现在它所呈现出的故事、人物以及主题思想的拧巴上，一切都是牵强、生硬和畸形的，虽然也获得了票房，但因此也输掉了口碑。人们一面热火朝天地涌入电影院，一面骂声连天，这种奇怪的现象始终在延续着。而确实，我们电影人还真是没有学会讲述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没有学会塑造掷地有声的接地气的人物形象，没有学会如何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让电影与百姓的感受遥相呼应。

这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语境。分析下来这一特殊“语境”的形成自有其由来已久的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我们一直尚未在艺术思维上区分开艺术电影与大众电影的异同。大众电影是属于让观者在电影里感受到梦想的，而且它需要让观者享受到观影的轻松与愉悦；而艺术电影，它自身所具备的对现实的批判与审视的属性决定了他要刺破虚幻的梦想，而让人认识到现实的虚伪与残酷，命运的苦难，它与大众电影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当然也有达成同一的特例，如《教父》）。而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电影院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息的场所，现实生活的沉重与疲累，无以解脱，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逃”进电影院去获取哪怕是区区90分钟的喘息，他们希望能通过电影暂且放弃现实的烦恼与苦痛，而让疲惫的心灵获得一丝抚慰。评论家可以认为让电影去满足观众这种心情是一种堕落，是对纯正艺术的背叛，但你必须承认这是现实，在一个失去权威偶像的时代，人人都更愿意自我做主，他们不承认甚至拒绝外在的权威，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对电影的欲求亦属此类，你能由此自认为高人一等吗？电影本质上就是大众的艺术，从诞生的那天起它就具备了杂耍性，这一直是它内在的本质，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脱离它的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呢？

所以我一直希望中国电影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也即大众电影，实现观众的“梦想”，让他们在电影里感受的不是可笑的“苍白”与“拧巴”，而是欢欣，是他们梦想生活的一种影像“再现”——虽然那仅仅是一个梦，一个过于虚无缥缈的梦，但他们之所以愿意付出时间与金钱走进电影院不就是为了购买这个梦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梦是电影人必备的一种潜在的伦理。

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孙周出其不意地出发了。《我愿意》让我清晰地梳理出他持之以恒的电影轨迹——他一直在城市电影这一类型上作着思考与探寻，这也是他自己有感觉的生活领域。他过去只是行走在艺术电影的轨道上，这一次毅然转身，决意在大众电影这一类型上趟出一条新路来。

我相信，孙周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愿意》这部电影为中国当代电影作出的贡献，他只知为了这部电影他光在剧本改编上就花了整整九个月，反复修改校正，推翻重来，反复地追问“观众会喜欢看吗”——这一追问正好契合了这部电影的大众品质和作为商业电影的艺术品质，它进入了观影者的心灵深处，并让观者为之与电影中的主人翁一起喜怒哀乐。这便使我想起了李冰冰在我观看前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一部接地气的电影，可谓一语中的，它不但让中国当代电影接上了久违的地气，也让观者感受到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苦恼、忧伤与欢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周对中国当代电影居功至伟。

2012年2月13日　　

孙周与《我愿意》：一幕观者心声，巩俐量身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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