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之旅-重逢我的好友潘凯雄

2024-01-2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我的好友潘凯雄怀旧，并寻访曾经的老友，是我近来的生活主题。那天我犹豫了许久，该不该给凯雄打个电话？他是我《味道》腰封上的推荐人之一，我理当在此书出版后奉上一本，而且我亦知他一直在凯雄手下公干，我让他约凯雄一块见一面。我向他要了凯雄的电话。三点到，赵萍带着我去了社长办公室，她一推门我便见凯雄在与人谈话。我在离开前又见了凯雄一面，他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

我的好友潘凯雄

怀旧，并寻访曾经的老友，是我近来的生活主题。从我的写作，乃至我交往的人物类型几乎都与此隐约相关。

我深恐再见老友时会找不见他们当年的风采，这会让我忧伤。

时代改变了太多的东西，但我以为它不该改变我们曾经的理想及我们的内心，所以我恐惧，恐惧当我再次站在老朋友面前、再次凝望着他们的目光时，我看到的是不再纯洁的闪烁其词，以及官僚化的面孔。我承认，我确实见过这样的眼神和面孔。

那天我犹豫了许久，该不该给凯雄打个电话？我有七八年没和他再有过联系了，我亦知，他现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那可是一个出版界位高权重的职务。

其实我的这份犹豫由来已久，当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遇》时，我就曾考虑过是否要去拜访他，但后来断绝这一念头，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可耻：我不想让朋友觉得我是在有事相求时才出现，没事时则退避三舍；同时，我也不愿意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才让我的小说得以出版，这也会让我脸红。

直到第二部长篇《味道》出版后，我才想到应当联系他了，我想让朋友们知道，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文学界，虽然大家一说起我来，就是一句：他呀，他现在搞电影了。这不是我的形象，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学，即便混迹于电影界时我仍在文学的范畴中。

先与老友王干通了一个电话。他是我《味道》腰封上的推荐人之一，我理当在此书出版后奉上一本，而且我亦知他一直在凯雄手下公干，我让他约凯雄一块见一面。他说，凯雄现在是领导，我不好约，你自己约吧。我向他要了凯雄的电话。

拿着号码又犹豫了一会儿，后来想想打一个吧，毕竟是当年的老朋友，一晃我们都已不再年轻，如果真感觉不对无非是寒暄几句以后不再联系罢了。

电话过去后我说出了我的名字，他显然愣了一会儿，然后笑着问，你不是在电影界干吗？

又是这一句！这成了我目前在老朋友面前的名片了。我说没有了，我从没离开过文学，希望你们还是将我看成文学中人。

凯雄的笑声让我感到了亲切，好像一刹那回到了八十年代末。我说我现在强烈怀旧，想见见老朋友，你有空吗？我顺便想送你我出版的两部小说。他想了一下：下星期吧，下星期我们找个时间，这星期太忙。我高兴地说没问题，由你定。

终于约好今天下午三时见。三点到，赵萍带着我去了社长办公室，她一推门我便见凯雄在与人谈话。我斜着脑袋向他招了招手，走进，大剌剌地坐下，这才感觉一切都似当年。(www.chuimin.cn)

凯雄不善言辞，或者说不太会与人寒暄，我看他这么多年还是那样，简直可以说一丁点儿变化都没有，甚至表情，都与过去一般无二。此时我感觉像八十年代末坐在《文艺报》理论部的办公室，他那时是部门的头儿，也是这副表情，瞪着一双聪慧朴实的眼睛。完全没有陌生感。我们迅速地进入了谈天说地，这期间不断有人进来找他在文件上签字，或请示汇报点什么情况。

我们聊起了许多当年的老朋友，从他的口中我才知这些老友的动向。他也说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他还是他，一个仍然热爱文学，并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我们八十年代常在一起，凯雄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但最稳重且做事最踏实的人，他总是行动多于言辞。我在他们办公室热火朝天地聊着令我们兴奋的文学革命时，他在一旁默不作声，看着一大桌子的稿件，但从不责怪我的肆无忌惮，因为一聊起天来我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属下也根本无法再工作。

凯雄在朋友中的威信来自于他的善良、宽厚、乐于助人且敢为朋友担当。文学批评界的各方青年豪杰一旦来京基本都由他一手操办，安排吃住，甚至直接住进了他家。就连大学同学结婚、搬家他也义不容辞地四处张罗。我很少见到如此无私的人，这让我从心里对他多了一份敬重。

离开《文艺报》后，那时我在京城四处飘荡，居无定所，最终混迹于所谓的电影圈。不久，他也离开了报社，去了《经济日报》。我们中间见过一次，那次是他请我参加一本关于电影方面书的一个座谈，可我是一个太不懂人事的人，我完全没能领会他请我的目的。那几本书是关于采访艺谋、巩俐等人的记录，他让我能在参加座谈会的记者面前多多捧场，好做一个发行前的宣传，这也是出版社的惯例。可我看不顺眼那位出书者，因为此人居然宣称自己为资深影评人，我对这类沽名钓誉向来讨厌。结果轮到我发言时便一通乱砸，这其实等于砸了人家设计好的场子，事后我还颇为痛快地走人，一点没觉得对不起朋友，如今想来我懊悔莫及，觉得自己真是太混蛋了，其实我大可不必如此，不高兴保持沉默就行了，任何场合都有它潜在的游戏规则，我这样做只能说明自己缺乏教养。我在离开前又见了凯雄一面，他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大概朋友们都知我的脾性，亦属无可救药之人。

今天再见时我想起了此事，人情世故这些年让我多多少少长了点见识，本琢磨着是否要马后炮地表示点抱歉，后一聊起发现我们真没必要这么生分。凯雄没有计较我，他的善良和宽厚再一次地赦免了我的无知。

他说他很忙，一直没时间认真读书，可赵萍后来告诉我说：我们社长可认真了，社里的书他都会认真看。我心说这可了不得，这么多书如何看得过来？换作我，基本被如山似海的书籍压死。

凯雄还与我聊起了他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令我吃惊的是他仍保留着为文之人所持有的文学情怀——那是我们八十年代的精神特产，他当年就是一位驰骋文坛的青年批评家，虽然身居官位多年，其目光的犀利一如当年，他也认为需要重新反思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小说还是需要塑造人物和进行心灵的抒写，同时，他以为当代文学太缺乏当下感，完全与我的观念不谋而合。

我想请他吃个饭。想想我们当年的那个年代，还真没有请客吃饭一说，大多是在家吃，因为口袋里没几个叮当响的银子，如今不同，可以有点小钱上街撮一顿了。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忙，杂事多，今天是我们事先说好特意安排出的时间，否则临时找我根本没时间见，以后吧，以后上家里去坐坐。我愉快地答应了。记忆中的过去，我会偶尔去他家小坐，那些往昔让我怀念。

离开前凯雄笑说，你看我还行吧，还是没有失去文学感觉吧？我说：当然，你让我太高兴了，因为你真的一点儿没变。

2009年7月9日　　

怀旧之旅-重逢我的好友潘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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