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疏通农民与城市交易的管道

2024-01-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人群，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与其给他们从外部输血，减免税收，倒不如疏通他们与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条管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与城里人交易，在他们自发形成的市场上，多一点服务，少一点限制，也不要把为他们提供卫生、检疫、法律等诸方面的服务，变成管、卡、压的勒索。

近年来，媒体上有关进城农民跟城市执法者冲突的报道多了起来，在城管和公安打砸驱赶摆摊农民景象之外，添了一点这些执法者被聚众群殴的意外画面。

中国的民生问题，古往今来，核心就是城乡问题。虽然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看不起，但从来都只能互相依存，谁离了谁，生计都会有麻烦。其中，城乡之间的交易，又是城乡问题的重中之重。从乡下人的角度来看，跟城里人交易，才是他们赚钱的主要渠道，而城里工商业的发达，也有赖于乡村的商业和交易网络，传统社会的城市没有上下水系统，甚至城市的粪便处理，也可以纳入这个交易网络，乡下人进城花非常少的钱买粪肥田，而城里得到了清洁。这个由城到乡的网络，已经存在于中国上千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恰是从市场网络的角度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

这样的网络和管道，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被破坏了，实际上并未被完全消灭，即使在管制最严的时候，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自由市场”和总也查不干净的“投机倒把”。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总是强调农村改革的成功，但市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却是城市，金钱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这样一来，农村人要想获利或者说生存，只能更加依赖跟城里人的交易。进城打工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或者管道，进城摆摊（包括收废品、修车、修鞋等）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和管道。

显然目前管理者对第一条管道的认可程度，远远超过第二条。这是由于现在城市对乡村的依存，主要体现在农村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组织而且源源不断地进城打工的农民，恰是城市吸引外部资本的有利条件。当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外部资金的时候，它就不再在乎跟农民直接交易所得到的那点利益，第二条管道则更加被忽视；而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讲，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市容和秩序造成的损害，显然要小于进城摊贩，而市容和秩序，不仅是城市吸引外来资金的一种因素，而且对于那些格外看重脸面的管理者来说，往往是一件关系尊严的大事情（跟建城市广场和办公楼有密切关系）。(www.chuimin.cn)

这样一来，那些进城摆摊的农民就倒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驱赶甚至被打砸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使那些比较仁慈或者贪恋农民交易利益的城市，也往往不尊重市场交易的“自生自发秩序”，非要强行加以干预，借助行政手段将农民强行赶进政府指定的场所，实际上是极大地恶化了进城摆摊农民的生存环境，或者将本来有固定场所交易的农民，逼成了“游击队”。

无疑，农民不可能放弃这种跟城里人直接交易的管道。尽管摊贩的交易在城市经济中未必占多少份额，但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农民来说，却是他们生存或者发展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多少人三轮车被没收一次就再买一辆、再没收一次还买一辆的缘故。如果实在被逼急了，那他们只好“暴力抗法”了。即使这些暴力事件在个别地方可能有黑社会势力的参与，也是由于摊贩们为自救寻求政府外势力保护所致，但到了这一步，也是政府的失职。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人群，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与其给他们从外部输血，减免税收，倒不如疏通他们与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条管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与城里人交易，在他们自发形成的市场上，多一点服务，少一点限制，也不要把为他们提供卫生、检疫、法律等诸方面的服务，变成管、卡、压的勒索。当我们还没有决心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念在中央号召搞新农村建设的份上，要仁慈一点，给农民一点机会，至少，在农民自己找到机会的时候，不要为了城市的脸面，急于扼杀之。

历史无数次证明，中国农民其实不需要恩赐，只要给他们机会（仅仅是一种跟城里人相当的机会），他们是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过自己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善整个国家的状况。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疏通农民与城市交易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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