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问题”及其由来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强行拖进”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国家”变为“民族—国家”,所以也只有通过西方的“他者”,才能重新对自身进行历史的定位,包括重新认识、变革和建构自身的思想文化。这成为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2024-10-29
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歧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得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www.chuimin.cn)
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民主的恳谈场所,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1(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有关无所畏与无所谓的文章
第一节“中国问题”及其由来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强行拖进”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国家”变为“民族—国家”,所以也只有通过西方的“他者”,才能重新对自身进行历史的定位,包括重新认识、变革和建构自身的思想文化。这成为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2024-10-29
第一节现代性及其理性内涵中国人与现代西方早就打交道了。上述《共产党宣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论断,已成为不刊之论,甚至成为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描述现代性特征时必须引征的经典性论述。想要为现代性确定一个历史起点也是不可能的。......
2024-10-29
一种现代的、超现实的魔幻思维再次发展起来。在中国,现代魔幻思维的复兴比西方来得更为曲折。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洗礼下,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在某些时期不免扩大化,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巫术和宗教文化遭到重大打击和批判。总而言之,魔幻思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基因,永远存留在人类的意识之中。......
2023-08-07
第一节马克思视野中东方民族的命运马克思基于其唯物史观,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于19世纪中叶向东方国家大举入侵和殖民时,东方民族的历史命运立即引起马克思的深切关注。马克思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所带来的仅仅是破坏、灾难、罪恶,只要对其控诉、抨击一番并作出凶险的预言就算尽了一份人类道义。......
2024-10-29
主题为“中国·现代性”。今天两位老师要对谈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性”。说起中国与现代性,与其说这是两个涵义已经相对明确的概念,倒不如说是这一百多年来所有说汉语的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全球性是现代性的结果,所以我们仍然在反思现代性。比如他分析到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性,尽管宋朝的技术准备已经与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准备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技术准备没有推动现代出现?......
2024-10-02
(二)法治模式重在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代议制影响下的一种形式,其最高理据在于,这种制度依据的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前提;之所以采用代议制,是因为所有人直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在现实中不可行,无法完成技术操作,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实条件制约;人民的整体性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是这种制度设计的理论假设;国家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这是这一制度的初衷。......
2023-07-31
后来《新青年》、《太平洋》、《新潮》、《每周评论》、《北京法政学报》等直行的杂志也是尽量采用新式的标点。可见,此议案为新式标点符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代句读的作用主要是断句,而新式标点符号的作用除断句外,还要标明句子的语气、某些词的性质、引文与对话的起讫等。......
2023-07-25
相关推荐